古代学运那些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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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儿  神州日知

自古，中国学生就并非传言中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大部分时间，他们关注时局、同情民间疾苦、关心国家民族命运。

所以，五四运动并非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学生运动，在古代同样也有学生爱国运动。

学生运动，简称“学运”，或曰“学潮”，是教育社会化以后，在特定政治风潮影响下的产物。

在西方，似乎进入近代以后才有的。

中国学运有点特殊，“始于汉”，更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稷下学宫。

太学聚天下士，既知道理，又无持禄固宠之累，更无利益私心算计，故其品藻人物皆合公议，于是，以太学为“无官御史台”。

我国还有一个优良传统，就是古人都愿意做良臣，而不愿意做忠臣。

史载，西汉博士弟子王咸为营救入狱的司隶校尉鲍宣，率千余太学生伏阙，应“推为我国学生运动之正式始祖”。

这与汉代的教育官学化密切相关，中央太学的入学人数动辄成千上万人，社会化程度已相当可观；

太学生又近在皇城根下，处于朝廷政治的漩涡中心，一受政潮的刺激，便易酿成学潮。

东汉末年，太学生郭泰等“危言深论”，抨击宦官集团，响应的“诸生三万余人”，招致忌恨捕杀，铸成党锢之祸，“死徙废禁者，六七百人”。

谭嗣同《狱中题壁》诗云：“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说的就是当时党人躲避通缉追杀的悲壮情景。

东汉冀州刺史朱穆在冀州整顿吏治、大力反贪，可惜打虎不死反被虎咬，朱穆被押往京城，其后汉桓帝判决朱穆终身流放蛮荒服苦役。

刘陶作为当时太学的学生领袖，率领几千太学生示威游行。

他们从学校出发，一路高喊口号，分发传单，要求皇帝接受他们的请愿书。

汉桓帝龙颜大怒，准备铁血镇压这次学生运动。

令汉桓帝头大的是，支持太学生行动的官员居然越来越多，也和太学生一起同仇敌忾呼喊口号。

刘陶提出要代替朱穆服苦役，与此同时，几千名太学生和部分士大夫开始静坐绝食。

汉桓帝屈服了，他不敢再让朱穆服苦役了，一道圣旨让朱穆提前退休回家养老，这一次学生运动取得了初步的胜利。

6年之后，即159年，又一次学潮爆发，刘陶已经太学毕业，经皇帝洗脑之后成为一名副厅级干部，不可能在意气风发了。

这一次的学生领袖是张凤，他意气风发，他和当年的刘陶一样“粪土当年万户侯”，特别喜欢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这次学生运动的导火线是当时朝中著名将领皇甫规被几个宦官索贿，皇甫将军不答应，竟被小人陷害入狱。

和上次学潮一样，也有300多名士大夫混杂在几千学生当中，最终结果是皇甫将军提前退休。

两次学生运动都离不开朝中士大夫的支持，其实是这些士大夫阶层与宦官集团的对抗，汉桓帝搞了一个平衡术，两边都不得罪。

后来宦官集团大力反扑，平衡被打破，东汉帝国进入党锢白色恐怖时期，直至灭亡。

不过，古代学运最令人神往的时代却在两宋，《宋代太学生》就是为了证成我国大学生运动“盛于宋”这一结论的。原书俱在，可以覆案。对此盛况，邓序有一段概述：

靖康之难，陈东率诸生伏阙上书，请立诛六奸，以谢天下，义声著于今古。

南渡以后，每遇国家有事：若和战之取舍，宰臣之进退，太学诸生振奋之辞，往往操持其间，号为清议。

君相虽尊，莫之敢违，违则士论哗然。直谅之风，绵历百余年而不息。

强敌之压迫，朝臣之懦弱，小人之恣虐，舆论之援助。这些固然言之有理，但满足这些条件的并不只有宋朝，为什么其他朝代未见学生运动“绵历百余年而不息”呢？

唐宋之际社会庶族官僚地主取代门阀贵族，成为统治阶级的主体。

宋代“取士不问家世”的科举政策，向不同阶层相对公平地开放了仕途，诞生了一个非身份性的士大夫阶层。

宋代太学生不把自己当外人，视国家为自己的国家，最高统治者又是如何对待他们的呢？

随着宋学的兴起，“以天下为己任”(范仲淹语)与“为万世开太平”(张载语)的主体价值，逐渐成为士大夫的思想凭依与行动准则。

宋代流行的天子当“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名言，有力标志着士大夫自觉意识的空前高涨。

而立国伊始，太祖誓碑确立“不杀士大夫与上书言事人”的祖宗家法，在君主专政时代不啻为言论相对自由撑起了一把绿伞。

宋代太学生不怕开除，不怕入狱，敢于说真话，与肩负监察重任的台谏官不怕撤职，不怕贬官，特别敢说话乃同出一辙，共同勾画出有宋一代在言论自由上的风景线，这一重要原因不容忽视。

宋朝徽宗年间，朝廷大兴花石纲，太学生邓肃献诗讽谏，蔡京向徽宗危言耸听：“不杀邓肃，恐浮言乱天下。”

徽宗只是取消了其学籍，放归田里，这与他还记着太祖誓约似乎有关。

也就是说，北宋在徽宗以前，言论环境还算宽松。

而徽宗君相对言事论政的太学生或开除学籍，或投入大牢，虽杀戒未开，言论之网已然收紧。

不过，这些学运仍未能挽救北宋的覆亡。

宋高宗还通过官修史书为忠臣大开赞歌，无非企图从历史的耻辱柱上把哪些只会吹牛拍马的所以“忠臣”从道德高地上挣脱下来。　　

南宋言论环境虽然逆转，但学校正论与太学生元气仍不绝如缕。

淳祐四年(1244)，太学生群起反对宰相史嵩之中止守丧，图谋起复，宋理宗与徐元杰有一段对话：

上曰：“学校虽是正论，但言之太甚。”

元杰云：“正论是国家元气，今正论犹在学校，要当保养一线之脉。”

这让人联想到，教育家蔡元培既明确反对学生运动，又断然反对镇压学生，也无非认为：“摧残青年，那是损害国家民族的元气的。”

徐元杰、蔡元培的“国家元气”论，无疑是关乎学运的不刊之论。

大宋以后，明朝的府学、县学都建有明伦堂，其实就是生员学子们聚会、讨论的空间，学子们通过这样的聚会、公评、甚至组织行动，参与地方事务，成为监督和制约官府的一个不可小觑的力量。

当时，松江府府学、华亭县学、上海县学、青浦县学、金山学等五校学生联合起来，发起讨伐董其昌的檄文，引起社会共鸣，一度流传“若要柴米强，先杀董其昌”的歌谣。

顺治18年（1661年），有人向上面举报苏州府吴县县令任惟初不恤民情，将不按时交税的老百姓拉到县衙打板子，打死了好几个人。

消息传出后，又有人证实任惟初中饱私囊。于是，民情汹汹，江南一带的学子们愤慨不已。

此时，正值顺治驾崩，二月初四这天，各地生员学子纷纷来到文庙聚集，旋即来到府衙，击鼓鸣钟，要求驱赶任惟初，随同而来的学生多达千余人。

这一次学生运动，结局最为悲惨，被官方定性为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是江南学子不满其统治的赤裸裸挑战。

结果凡参与击鼓聚众、请愿示威活动的100多人均被处死。

著名才子金圣叹也在这次运动中被作为幕后主犯腰斩。

这场运动之后，清朝又刮起一阵又一阵的文字狱，生员学子反地方官的行为很难再有，再也没有在公共空间里对公共事务的讨论，最后导致谣言在整个清朝满天飞，“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最终走上灭亡的不归之路。

清末的公车上书，那更是人所共知了。

任何时代，思想自由是言论自由的源头，而言论自由则是思想自由的表现。

其一，确乎是政治清明、社会和谐的太平盛世，学生自然埋首读书，毋须关心政治；

其二，在风平浪静的表象背面，是政治高压的空前加强，言论环境的全面恶化与国家元气的彻底斫伤。

中国自古就有经世致用的传统，我国大学生之救国运动，滥觞于稷下学宫，始于汉，盛于宋，而复兴于现代，史迹昭然，历史延续，蔚为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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