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古代反逻辑的帝王术：历史长河中从未消失的恐怖幽灵

神州日知 乐儿

常言道，屁股决定脑袋！

在电视剧中，我们会看到，皇帝或领导意思不可揣摩。

其实，这就是在老百姓和统治阶层中，奉行着两套相反的逻辑，明白了其中的逻辑，皇帝或领导的意思，你就可以揣摩了。

比如，老百姓以为，国家安定好，但是，皇帝不这么想。

因为人的欲望无穷大，国家安定了，老百姓就会有其它想法，皇帝不可能永远满足，满足不了，老百姓就心生不满，甚至造反。

所以，为君者，最期望的就是天下不安定，最好百姓内部彼此内斗，天天相互打架，注意力和精力集中在此，就不会有其它想法了。

这种事情在日常生活中也常见，比如同学、同事、老友，一直关系很好，但是，如果做了官，发了大财，人就变了，话也不投机了，一样道理。

所以，屁股决定脑袋，贵如皇帝也难免俗，堪称常人世界里的普遍法则。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以儒家哄天下，作为遮羞布；以法家治天下，作为实际手腕。

商鞅作为古代统治术的第一个实践者，早就明白这个道理，商鞅改革就是建立了一套反逻辑的统治术，并延续近3000多年。

所谓“三千年历史皆秦制也”，只不过在历朝历代表现精明还是愚蠢而已。

2000多年来，商鞅统治术孕育了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奴性。

梁启超称，中国人最大的劣根性是奴性。中国唯一领先世界的，是防民之术。

但是，作为法家统治术实践者的商鞅，却被称为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改革家”，“推动历史进步”，成为国人一种历史常识。

但往往越常识东西，越远离历史真相。

真实的商鞅，既不是什么“伟大的改革家”，更没有“推动历史的进步”。

充其量，商鞅不过是一个中国历史长河中从未消失过的恐怖幽灵。

正所谓：“商鞅不死，鲁难未已”。

我们看看这些反逻辑的统治术究竟有哪些内容？

与儒家、墨家提出的尚贤不同，商鞅主张尚奸，即选拔重用奸恶之人。

《商君书》说：以善民治奸民，国削至乱；以奸民治善民，国治至强。

尚奸必出恶政，商鞅之恶政包括驭民6术：弱民、贫民、疲民、辱民、愚民、虐民。

一、弱民，国强民弱，治国之道，务在弱民。

《商君书》有曰：民强国弱，民弱国强。治国之道，首在弱民。

又曰：政做民之所恶，民弱；政做民之所乐，民强。

弱民内容之一，是不让人民拥有兵器。

秦统一天下后，收天下之兵于咸阳，铸12金人，以弱天下之民。

二、贫民，除了生活必须，剥夺余银余财（即通货膨胀或狂印钞票）。

人穷志短，贫民就是让人民在贫困线上挣扎，使人民‘’家无积粟‘’。

商鞅认为，‘’家有余食，则逸于岁‘’。

三、疲民，为民寻事，疲于奔命，使民无瑕顾及他事。

法家心中，人不如驴。

商鞅要求，百姓耕地时，眼睛不能乱看，耳朵不能乱听，嘴巴不能乱说。

这不禁让人想起驴拉磨时，主人为了让驴专心拉磨，会把驴眼蒙上。

法家比驴的主人想的更加周全，不但要蒙上眼睛，还要塞上耳朵，堵住嘴巴。

四、辱民，无自尊自信，使之相互检举揭发，终日生活于恐惧氛围中。

睡虎地出土的秦简规定，老百姓家养的牛瘦了几斤，就要受刑。

商鞅为何视人不如畜牲，让人民没有一丝尊严呢？

《商君书》如是回答：民辱则尊官。

五、愚民，统一思想。

愚民就是实行文化专制，让百姓愚昧无知，成为没有思想，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任由君主驱使。

六、虐民，即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商君书》说，（以上）五者若不灵，杀之，也就是虐民。

《商君书》曰：以善治民，则民亲亲（这是儒家提倡的）；以奸治民，则民亲制。

又曰：重赏轻刑，民不爱上；重刑轻赏，则民爱上。

由此看，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应该更名为商鞅综合症。

后世把商鞅虐民思想，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发扬光大——夺，然后予；贫，然后富，天下可举！

法家对臣民关系要求大臣从主之法，顺主之为，专心于事主者，为忠臣。人民战时用其死，安平尽其力，寡闻从令。

《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前后三次见秦孝王，先后谈了“帝道”、“王道”和“霸道”；前两次谈话秦孝王都很不满意，第三次才眉开眼笑。

商鞅自己如此解释：

“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悦。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

所谓“以帝王之道比三代”，大意是说按上古五帝三王的套路，需要三代的时间，才能完成帝王之业；秦孝王的意见，是要在自己生前“显名天下”，绝不愿再等上“数十百年”。

于是，商鞅换了一套“强国之术”推销给秦孝王，孝王大喜，进而开启一场反文明的“商鞅变法”。

商鞅所推行的，就是彻彻底底的“愚民强国政策”。

其彻底到何种程度，《史记·商君列传》有案例可资说明：

“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於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

老百姓一开始反对变法初令，商鞅把他们抓起来排着队在渭水边上砍头，砍到河水都变成了赤红色；

10年之后，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老百姓倒转过来，称赞变法实实在在地好，结果又被商鞅抓起来全家流放到边关。

为什么在商鞅这里，反对者要被杀头，称颂者也要被流放？

原因很简单：商鞅需要的是“愚民”，愚民就不应该思考国家政策的好坏，他们不应该拥有思考国家政策好坏的能力，他们只要会下田耕地、会上战场杀人就足够了。

这就是商鞅变法的本质，是一场彻彻底底的反文明的变法，是中国历史的一颗毒瘤。

商鞅这场变法最后把秦国改造成一个“军事机器”——秦国存在的目的，只是为了消灭诸侯称霸统一；秦国民众存在的目的，只是为了给秦国这辆战车添砖加瓦，彻底沦为“炮灰”。

《商君书·靳令》说的很清楚呀，国家的存在就是为了进行战争，国家要想强盛，一定要时刻保持一种战争状态，一定要时刻把所有资源，包括财力、物力、人力都牢牢地捆绑在战车上，如此，国家才能一直强盛下去。

用如今话说，商鞅就是军国主义的最早的始祖，后世的东条英机、墨索里尼、希特勒只不过是他的徒子徒孙而已。

也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商鞅遭遇“现世报”，最后的命运是在秦国高层内部权斗中被“车裂”。

但是，这种愚民、弱民、贫民改革的逆流，从来就没有被彻底清扫出历史舞台——被视为“儒臣”代表人物的诸葛亮，教导后主刘禅时，交待他必须阅读的书籍当中，赫然就有《商君书》。

那么，如何冲破笼罩在中国人头上3000年的“商鞅魔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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