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雪中国之耻”实现中国人500年梦想，被孙中山奉为偶像，抗战时又成国人偶像

神州日知 乐儿

长久以来，我们都能在近代中国革命派言论中看到“驱除鞑虏”口号。

这句话最熟悉出处莫过于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时，确定的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后来，随着“三民主义”理论不断完善，便转换成为“民族主义”。

实际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最早表述是在明代。

蒙元势力崛起后，在成吉思汗和忽必烈等人军事征服下，蒙元帝国势力范围不断扩大，并最终形成以大都（今北京）为统治中心的大元帝国。

蒙元统治者经过数十年统治，由于腐朽作为，政治腐败，加之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历史进入元朝后期，政局状况已十分不堪，民不聊生，最终引发元末农民起义。

与此同时，元廷不断收取各种赋税，苛敛暴征，名目繁多。

加之当时黄河流域水患极其严重，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

这样一来，水深火热之中广大群众连最基本谋生也不能保障，只好走上反抗蒙元政府道路。

在元末遍地烽火农民起义军中，朱元璋崛起于乱世，定都金陵，自称吴王，并先后平定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割据一方势力，据有东南，势力不断壮大，开始担负起驱逐蒙元反动势力旗帜。

1367年，朱元璋建年号为“吴元年”，决定北伐灭元，一统中国。

吴元年（1367年）10月21日，朱元璋命丞相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平章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军25万人由淮河入河南，北伐中原，朱元璋手下谋士宋濂起草《谕中原檄》（全文附后），作为北伐纲领性文件。

此时，距离大唐灭亡已460年，距离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已过去429年，距离岳飞之死已过去225年，距离南宋灭亡88年。

《谕中原檄》历数元朝统治之昏暴及人民流离之惨状，断定元朝已丧失天命，失去统治中国资格；接着说明朱元璋乃是天命所归新主，必将削平群雄、扫荡胡尘、一统华夏。

因而，檄文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口号，成为朱元璋北伐纲领。

该檄文以“天命”为中心，同时兼带华夷之辨，理直事明，气势磅礴，顺应民心，有力配合北伐军事行动，为明朝建立奠定基础。

具体而言，《谕中原檄》政治诉求可归纳为3点，即“天命移转”、“文化道统”与“招降劝诱”，劝华北汉人不要跟着元朝走，号召他们共同响应朱元璋北伐，同时，又招抚蒙古人、色目人，以达到扩大自己阵营、分化孤立元廷目的。

自古得民心者的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元朝当官的个个大鱼大肉，不管百姓死活，为了防止百姓造反，十户一把菜刀，可以说是当官的丝毫不顾百姓的死活。

就这样的政权，难道会有百姓拥戴吗？

《谕中原檄》这一檄文解释了朱元璋北伐原因和正当性，这使得北方人民纷纷依附北伐军，北伐因此而比较顺利。

《谕中原檄》一句“故率群雄奋力廓清，志在逐胡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国之耻”，简直一扫自晚唐近500年来的阴霾。

当此之时，天运循环，中原气盛，亿兆之中，当降生圣人，

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

想想三呼“过河”而亡的宗泽；

想想“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的岳飞；

想想“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的辛弃疾；

想想“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陆游；

500年，多少代人梦想，最终是由朱元璋实现的！

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初4日，朱元璋登基为皇帝，改国号为“大明”。

洪武元年（1368年）8月，徐达北伐大军攻入大都，元朝灭亡，明朝确立对全国统治。

因此，《谕中原檄》作为见证元明更迭重要政治文献，亦永垂史册，广为传诵，影响亦十分深远，不少汉民族主义者都对该文推崇有加，其中“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亦演变为清末革命党口号。

晚清西方民族主义思潮冲刷下，孙中山等革命党人高举民族主义革命旗帜，充分挖掘《渝中原檄》这一历史资源，再次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口号，而推翻蒙元政权的明太祖，理所当然成为革命党人精神偶像。

早在孙中山创立兴中会以前，就已将朱元璋、洪秀全二人尊奉为历史上的民族革命英雄，1906年，同盟会创办的《民报》第号5卷首同时刊载朱元璋、洪秀全、孙中山3人像，题为“中国大民族革命伟人肖像”。

1912年2月15日，孙中山在清帝宣布退位后3天，携南京临时政府官员公祭明孝陵，并以他个人名义发表两份文告。

两文告均以明太祖民族革命事业继承者身份，向太祖高皇帝在天之灵报告“光复中华”已大功告成。

清末革命党人对明太祖民族英雄形象的塑造，其影响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

抗日战争时期，在救亡时代主题下，明太祖再次引起人们关注，借助明太祖民族英雄形象来激励国人，以“提高国民自尊自信之决心”。

在抗日战争这样一个特殊历史时期，明太祖又一次充当国人精神偶像。

其实，客观而言，《谕中原檄》中提出的“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口号，仅是针对中原之民政治宣传。

原因是由于华北汉人被女真、蒙古等异族统治200多年，幽燕一带更是处于异族统治400多年，其华夷观逐渐淡漠，甚至发生颠倒，反而认为南方为蛮夷。

因此，朱元璋才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口号，向华北汉人灌输华夷之辨意识，以防止华北汉人“反为我雠，絜家北走，陷溺犹深”状况发生。 

在此之前，朱元璋从未公然以华夷之辨标榜，发布《谕中原檄》前一年所颁布的《平伪周榜》中，朱元璋还痛斥投靠元朝的张士诚对元廷不忠。

而在与北伐同时进行的南征中，明军檄文也没有以“恢复中华”相号召。

可见，《谕中原檄》中提出的“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口号，与后来的民族革命关系不大。

很多学者对把朱元璋所提“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与民族主义挂钩这一思想都十分愤怒，认为从中华民族这个点出发，朱元璋登上帝位之后，应该继承汉唐旧制，恢复中华文化文明。

但是，明朝初期，不管是文人，还是上位者，都没有这个想法。

而学者们为什么会这么愤怒呢？

因为，他想将现代民族主义灌入到明朝初年的汉族人身上，使他们也拥有着民族主义。

从元末群雄起义口号可以看出，元明易代含有种族因素，但从儒家士大夫以及朱元璋部分做法来看，元明易代种族论调与近代民族主义革命绝非同类。

近代民族主义思想体系强调主权在民、疆域固定。

如果把由近代民族主义触发的民族革命等同于被天下观笼罩的元明易代，便无法解释儒家士大夫和朱元璋的部分言论和做法。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天下观”中没有当代的国家关系，而是将天下分为“中华”和“夷狄”，中原王朝周边少数民族群体都被称为“胡”、“蛮”、“夷”、“狄”等具有贬低的意义。

岳飞那首名扬千古的《满江红》的词中就有“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语句。

可见，无论“鞑虏”还是“胡虏”，都是中原政权视角与态度。

北伐成功地驱逐了蒙元政权后，革命任务变成建设任务，朱元璋就改变了“驱除鞑虏”策略，他下令以礼相待元朝时期的故官旧址，并安抚归附北方及蒙古人、色目人等地方百姓。

正因适时地转换策略，安抚不同民族普通百信，大明王朝走上历史舞台。

后世也有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元明鼎革是由阶级矛盾引发的社会革命，而非种族革命，或者以阶层斗争开端，以种族斗争终场。

还有学者认为，元明易代是纯粹的改朝换代，并不涉及种族因素。

元明易代是一场纯粹民族革命，钱穆曾一度为此观点代言：“明祖崛起，扫除胡尘，光复故土”。

但是，晚年，钱穆在《读明初开国诸臣文集》一文中，也坦陈历史事实与他的想象完全不同。

他在文中说“读史者岂不曰驱除胡虏，重光中华，其在当时，上下欢欣鼓舞之情当如何？而夷考其实，当时群士大夫之心情，乃及一时从龙佐命诸名臣，其内心所蕴，乃有大不如后人读史者之所想象。”

钱穆看到在明初开国诸臣的诗文中，很少有人提到“光复华夏”这一壮举，很多诗文甚至怀念元朝。

科林伍德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元明易代犹如变色龙一般，在不同时代展现出不同色彩。

但是，历史也是一种资源，可以供后世反复挖掘利用，并蒙上迥异的“面纱”，元明易代显然很好的诠释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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