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为何中国古代一直在暴君→昏君→亡国之君间轮回？

神州日知 乐儿

刘邦与陆贾有关治天下方式的对话不时被人提到，多数人已耳熟能详。

刘邦之所以从善如流，接受陆贾的意见，承认在马上得的天下不能靠在马上治天下，大概已初步尝到了治天下的不易。

但不易到什么程度，史书上没有明说，读史者往往缺乏具体了解，试比较如下：

在民*主政治制度建立之前，中国历代一贯实行中央集权的专制政体。

在这种条件下，要得天下，即推翻一个现存的政权，取而代之，自然只能使用武力和阴谋，因为堂堂正正进行政治斗争无异与虎谋皮，不仅成不了气候，反而自取灭亡。

但这恰恰成为得天下者的优势，因为只要达到目的，手段可以不论，无所不用其极，反正不必承担什么政治、道义责任。

即使真相暴露，也不难找到各种借口或替罪羊。

治天下者行事却不能太过分，至少不能越过社会公认的底线。

如清朝在关外反明时可以行反间计，让崇祯皇帝上当杀了袁崇焕。

但到了要治天下时，就不得不自己披露事实，为袁崇焕平反昭雪，否则就逃不掉恶名，与治天下的身分不相称。

得天下过程中可以以破坏为主，不计后果，而且，破坏越严重对自己越有利，所以，无论天灾还是人祸，巴不得闹大搞乱。

治天下者则什么事都难辞其咎，人祸固然是治理不当、防范不力、政策错误、吏治腐败所致，天灾则更是上天的警告和惩罚。

任何时候，破坏不知比建设要容易多少。

得天下过程中惯于用烧仓库结聚、断粮、屠城、杀俘、以水代兵、散布流言、美人计、反间计等手段，而且，握有主动权，可以随时随地应用，治天下者则防不胜防，只能被动挨打。

得天下者为了争取人心，煽动民怨，可以不顾实际可能，作出过高过多的承诺，或者给自己的支持者、拥护者予现成的利益。

治天下者只能量力而行，在物质基础有限的条件下只能满足一部分人的需求，还必须留有余地。

王莽执政时给社会各阶层许诺，并且一律优待，顺利地得了天下。

但到了他治天下时，面对空虚的国库只能用空话假话应付天下人，号召臣民艰苦奋斗，以野菜代粮，结果原来的拥护者都成了反对者。

李自成发动民众支持的口号是“吃他娘，用他娘，闯王来了不纳粮”，或者由文人加工为“盼闯王，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反正开的是明朝的官仓，分的是别人的家产。

但一旦进了北京，就忙着“追赃”，搜括金银财宝，连仓皇出逃时都舍不得丢弃。

要是真让他治了天下，百姓的负担绝不会比明朝时轻。

得天下时可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只要目标对着现政权，都能相互利用。

其他方面的分歧或冲突可以暂且不论。

内部的权力斗争虽难避免，但大敌当前，首领还不能当孤家寡人，专制和残暴的手段不得不有所收敛。

但在治天下时，皇帝和现政权就成了另一些人的惟一目标和夺取的对象。

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时对老部下说：“皇帝谁不想当？”“你们不想当，谁能保证你们的部下不想当？”

话虽说得绝了些，却是至理名言。

五代时那些短命皇帝都算得了天下，可是，却治不了天下，一个个像走马灯般下台或丧命。

另一方面，当了皇帝就有了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以往的袍泽、同乡、师生、兄弟关系一笔勾销，更不必有什么顾忌。

于是，大开杀戒，数万以至数十万不在话下。

得天下过程中从上到下都还没有过多的要求，原来的贫民、罪犯只求活命，因种种原因投奔者志在长远利益，被武力收降或阴谋收买者会暂时隐忍。

在物资有限和战事频繁时，各级首领还没有条件、或来不及太腐败。

到治天下时，各人都要得到满足，统治者也不能一直提倡艰苦朴素，老是要求臣民“共度时艰”又不像个太平盛世，要天下太平往往还得对一部分人实行赎卖政策，对豪强作些让步。

正因为如此，英明的开国皇帝往往在治天下时成为暴君，当现成皇帝的人不少是昏君，或者成了权臣或宦官的玩物，不幸当了末代皇帝下场更惨，这都是专制制度治天下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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