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大师：中国古代2000年绝非专制政体，“剃刀出鞘”破解“钱穆制度陷阱”

神州日知 乐儿

钱穆（1895—1990），史学大师、国学大师，著有《国史大纲》《国史新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研究法》等1700余万字的史学和文化学著作。

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绝不该忽略中国传统政治。

辛亥前后，由于革命宣传，把秦以后政治传统，用“专制黑暗”四字一笔抹杀。

因于对传统政治之忽视，而加深了对传统文化之误解。

我们若要平心客观地来检讨中国文化，自该检讨传统政治，这是我想写中国政治制度史之第一因。

再则我认为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自生。

纵使有些可以从国外移来，也必然先与其本国传统，有一番融合媾通，才能真实发生相当的作用。

否则无生命的政治，无配合的制度，决然无法长成。

换言之，制度必须与人事相配合。

辛亥前后，人人言变法，人人言革命，太重视了制度，好像只要建立制度，一切人事自会随制度而转变。

因此，只想把外国现成制度，模仿抄袭。

甚至不惜摧残人事来迁就制度。

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一面高唱民主，一面痛斥旧传统，旧文化。

我们试问：是否民主政治可以全不与此一民族之文化传统有关联，而只经几个人的提倡，便可安装得上呢？

而且，制度是死的，人事是活的，死的制度绝不能完全配合上活的人事。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序》

我常听人说，“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的政体，是一个君主专制黑暗的政体”。

这明明是一句历史的叙述，但却绝不是历史的真相。

中国自秦以下二千年，只可说是一个君主一统的政府，却绝不是一个君主专制的政府。……

就政府组织政权分配的大体上说，只有明太祖废止宰相以下最近明、清两代六百年，似乎迹近君主专制，但尚绝对说不上黑暗。

人才的选拔，官吏的升降，刑罚的判决，赋税的征收，依然都有传统客观的规定，绝非帝王私意所能轻易摇动。

如此般的政体，岂可断言其是君主专制？

只缘前清末年人，熟于西洋十八世纪时代如法儒孟德斯鸠辈的政论，他们以为国体有君主、民主，政体有专制、立宪，中国有君主而无国会，无宪法，便认是君主专制。

不知中国政体，如礼部之科举，与吏部之诠选，已奠定了政府组织的基础。

不必有国会，而政权自有寄托。

如有名的《唐六典》，大体为宋代以来所依照，极精密极完整的政权分配，使全国政府的行政机关各有依循，更不必有宪法，而政权自有节限。

而况明代以前，宰相为政府领袖，与王室俨成敌体。

帝王诏命，非经宰相副署，即不生效。

——《中国历史研究法》、《文化与教育》

政府与皇室的划分，自汉以来即然。

……政府中最重要者为“相权”。

因于相权的变动，一切制度也自随之变动。

唐代政府和汉代之不同，若以现在话来说，汉宰相是采用“领袖制”的，而唐代宰相则采用“委员制”。

……唐代宰相共有三个衙门，当时称为“三省”：一中书省，二门下省，三尚书省。……

中书令或中书侍郎就此许多初稿中选定一稿，或加补充修润，成为正式诏书，然后再呈送皇帝画一“敕”字。

经画敕后，即成为皇帝的命令，然后行达门下省。

……若门下省反对此项诏书，即将原诏书批注送还，称为“涂归”，意即将原诏书涂改后送还中书省重拟之意。

涂归亦称“封驳”“封还”“驳还”等，其意义略相同。

此项涂归封驳之权则属诸门下省。

若以今日惯语说之，门下省所掌是一种副署权。

每一命令，必须门下省副署，始得发生正式效能。

如门下省不同意副署，中书命令便不得行下。

诏敕自中书定旨、门下覆审手续完成后，即送尚书省执行。尚书省则仅有执行命令之权，而于决定命令则无权过问。……

若未加盖中书、门下之印，而由皇帝直接发出的命令，在当时是认为违法的，不能为下面各级机关所承认。

故说“不经凤阁鸾台，何得为敕”（中书省武则天改称“凤阁”，门下省武则天改称“鸾台”。）

这仍是说一切皇帝诏命必经中书、门下两省。……

直到宋朝，太祖赵匡胤开国为帝时，建德二年，恰逢三个宰相相继去职。

赵匡胤欲派赵普为宰相，但皇帝诏敕一定要经宰相副署，此刻旧宰相既已全体去职，一时找不到副署人，该项敕旨即无法行下。

宋太祖乃召集群臣会商办法，当时，有人献议说：“唐代皇帝曾有一次下敕未经宰相副署，此在甘露事变时，当时，前宰相已死，皇帝临时封派宰相，即由尚书仆射参知政事者盖印，今可仿此方式办理。”

古罗马国家政治制度

同时，即有人反对，谓“唐代甘露事变，虽曾用此方式，但为乱时变通权宜办法。今大宋升平，不应采此方式。”

如是再四商讨，始决定由当时开封府尹副署盖印行下……

当时，开封府尹是赵匡义，又系宋太祖的嫡亲胞弟，后来即为宋太宗。

这，才算完备这一诏敕的法定手续。

根据这一点看，中国过去的政治，不能说皇权、相权绝不分别，一切全由皇帝专制。

我们纵要说它是专制，也不能不认为还是一种比较合理的开明的专制。

它也自有制度，自有法律，并不全由皇帝一人的意志来决定一切的。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钱穆制度陷阱”如何解？

钱穆在分析中国历史时指出，中国政治制度演绎传统是，一个制度出了毛病，再定一个制度来防止它，相沿日久，一天天地繁密化，结果制度越来越多，有些却变成了病上加病，往往造成前后矛盾、执行困难，反而失去效率与效力，因为制度越繁密越容易生歧义，越容易出漏洞，而执行新制度的人往往在分歧争执中敌不过固守旧制度的人，因而越来越失去效率。

简言之，对制度或规则不断纠制与校正，却不断面临执行困境，最终失去效率与效力。

这被称为“穆制度陷阱”“”钱穆规则陷阱”、“钱穆制度陷阱理论”。

“钱穆制度陷阱”理论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有效的监督制度不可能是一个单项的制度，而应是一个制度体系。

但这个制度体系不是以制度的多少为标准的，不是越多越好，而是在于管不管用。

因此，制定制度要切中问题要害，建立真正管用的制度框架。

钱穆制度陷阱说明对权力监*督是一件困难的事，我们在完善监督制度的过程中要力防陷入“钱穆制度陷阱”。

如何破解“钱穆制度陷阱”？

早在14世纪，英格兰逻辑学家、圣方济各会修士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cam，约1285年至1349年）提出一个原理，简言之为“如无必要，勿增实体”，即“简单有效原理”，被称之为“奥卡姆剃刀原理。”

他在《箴言书注》2卷15题说“切勿浪费较多东西去做，用较少的东西，同样可以做好的事情。”

这个原理最早至少能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界选择最短的道路”。

或许引用莎士比亚的一句话要胜过引用奥卡姆剃刀：“天地之大， 赫瑞修，比你所能梦想到的多出更多”。

莱布尼兹说，“不可观测事物的同一性原理”。

牛顿提出的一个原则：如果某一原因既真又足以解释自然事物特性，则我们不应当接受比这更多原因。

中国古人也有“无为而治”、“治大国若烹小鲜”，“庖丁解牛”等说法。

奥卡姆宣传只承认确实存在的东西，认为那些空洞无物的普遍性要领都是无用的累赘，应当被无情地“剃除”。

他所主张的“思维经济原则”，概括起来就是“如无必要，勿增实体。”

因为他叫奥卡姆，人们为了纪念他就把这句话称为“奥卡姆剃刀”。

600多年来，这把剃刀出鞘后，这一原理在科学上得到了广泛应用，从牛顿万有引力到爱因斯坦相对论，奥卡姆剃刀已经成为重要科学思维理念。

这把剃刀剃秃了几百年间争论不休的经院哲学和基督神学，使科学、哲学从宗教中彻底分离出来，引发了始于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科学革命，最终使宗教世俗化，形成宗教哲学，完成世界性政教分离，成果表明无神论更为现实。

同时，这把剃刀曾经使很多人感到威胁，也被认为是异端邪说，奥卡姆本人也受到伤害。

然而，这并未损害这把刀的锋利，相反，经过数百年越来越快，并早已超越了本来狭窄的领域而具有广泛的、丰富的、深刻的意义。

为什么要将复杂变简单呢？

因为复杂容易使人迷失，只有简单化后才利于人们理解和操作。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时间和精力成为人们的稀缺资源，管理者的时间更加有限，许多终日忙忙碌碌的管理者却鲜有成效，究其原因正是缺乏简单管理的思维和能力，分不清“重要的事”与“紧迫的事”，结果成为了低绩效或失败的管理者。

从这个意义上讲，管理之道就是简化之道，简化才意味着对事务真正的掌控。

简单管理对于处于转型和成长时期的中国企业具有非凡意义，简单管理本身却不简单。

奥卡姆剃刀定律也认为，把事情变复杂很简单，把事情变简单很复杂。

比尔盖茨曾提“微软离破产只有 18 个月”的论断、张瑞敏“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心态，以及任正非一直所担忧的“华为的冬天”，都说明简单管理作为一种古老而崭新的管理思维和能力，蕴涵深刻内涵。

科幻片《超时空接触》论证科学是否也是一种信仰时，就用奥卡姆剃刀定理得出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人的思维可为多元的，可客观论证确是一元的，客观真理只有一个，反之却变幻莫测。

如今，奥卡姆剃刀定理常用于两种或两种以上假说的取舍上：如果对于同一现象有两种或多种不同的假说，我们应该采取比较简单或可证伪的那一种，世界客观存在即是建立在客观实践之上，正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对于组织在目标设置与执行过程中因上述种种原因而出现的目标曲解与置换，有一个根本的解决之道，即“无情地剔除所有累赘”，这也正是“奥卡姆剃刀”所倡导的“简化”法则：保持事物的简单化是对付复杂与繁琐的最有效方式。

所谓，切中要害，而非滥竽充数。

推荐阅读

科举VS民举！中国古代是专制社会？你眼瞎了吧！

何种政制好？民主政治亦或王道政治

龙应台：民主就是使政府和人民都理直气壮罢了！

“国学大师”季羡林：“皇帝”这玩意儿的本质：脸厚，心黑，胆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