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你敢偷逃税？下场不是一般的惨！吓你一跳

神州日知 乐儿

税收是国家主要支柱，是喂养政府的奶娘。

世界范围内征税都是国家收入一大来源，按时足量缴税是每一个公民应尽义务。

偷税漏税不仅直接减少国家收入，更造成社会严重不公、贫富悬殊巨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所以，严惩偷逃税，是古代法律和执法部门坚守的一条重要原则。

皇粮国税，自古有之。

其实，自赋税产生开始，偷税、漏税行为就大有人在，在中国古代各个朝代都有不同的惩罚措施。

在中国古代，偷漏税被称为“匿税”，对匿税行为的惩处叫“罚课”或“罚赋”。

如今被曝光的所谓“阴阳合同”，古时叫“大小书契”。

具体偷漏税手段，古代和当今区别也不大，集中表现在“瞒报人口”、“少报数量（产值、交易额）”，“伪造契约”、“逃避专卖”、“行贿税官”等方面。

古人早就认识到，匿税行为不仅影响国家财税收入，而且对其他纳税人也严重不公，所以，历代对偷漏税行为都是严惩不贷，除足额追缴税款外，还得增缴罚款，要吃官司。

《史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

到了春秋战国时，偷漏税现象已成为社会问题，因此，秦国在商鞅变法时加大惩罚力度。

秦国一度以“户”为纳税单位，为了避税，有的人家子女长大仍住在一起，故意不分户（家）。

据《史记·商君列传》，“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

意思是，如果家里有两名成年男子仍不分户（家），要加倍征收赋税，也就是荀子说的“秦国罚赋”。

公元前271年，赵奢担任赵国税务最高长官。

在都城邯郸，赵王弟弟平原君开了9家大型店铺，分别由其9个官家负责。

这9个官家侍仗权势，偷税逃税，抗拒缴纳国家税款，并将前去收税的税务官打伤。

赵奢闻此事，为了维护税法尊严，冒着被杀、罢官危险，依据当时法律，果断地处死了这9个管家。

平原君闻讯，扬言要杀死赵奢。

赵奢镇定自如，据理力争：“你是赵国受人敬重的权贵，如果任由你藐视税法，那么，国家法律力量就会被削弱；国家法律力量被削弱了，那么，国家实力就会被削弱；国家实力如果被削弱了，那么，周边其他国家就会虎视耽耽，趁机侵犯我国。到那时，赵国灭国了，你有什么富贵荣华可言。以你所处的地位，如果能奉公守法，上下就能团结一致，国家强大，政权才能稳定。”

平原君被赵奢这一番大义凛然的话深深感动，顿时怒气全消，内心惭愧而走。

赵奢秉公执法，很快使赵国国殷民富，也逐渐成为战国七雄之一。

汉武帝时期，在中国税史上首次开征“工商所得税”（也有学者称为“财产税”）算缗钱，并开设关卡税（车船税），要是哪里偷税漏税，通通没收，还要让你去边疆戍边一年，搞不好会在战乱中打死。

不过，这样的后果也适得其反，一是导致大批商贾破产倒闭，一是匿税现象变得更严重，少报、漏报交易所得，值的当今人们反思。

好牧羊人的职责是剪羊毛，而不是扒羊皮。

三国时期，曹洪自恃是曹操堂弟，居功自傲，公然支持他在长社县的宾客拒不缴纳田租、户调。

长社县令杨沛依法办事，断然把那些违法不交税的宾客"收而治之"。

曹洪闻讯后，急忙找曹操惩处杨沛。

杨沛毫不畏惧，并依法诛杀抗税不交宾客。

曹操听说此事后，反而表扬杨沛，还重用杨沛为京兆尹。

曹操带头守法，"以己率下，每岁发调"，向国家缴纳赋税，还大力支持地方官员依法征税，打击违法豪强，并重用严于执法官员。

大唐盛世，对偷税和隐匿财产的人，不仅要罚款，还要有体罚，少说也要打他60杖。

杖刑说轻也轻，只要和管理关系好，就假模假样象征性地贴一下，但是更多的还是一顿乱棍，这要搁到现在的“小鲜肉”，别说是60杖，6杖都得打死。

有的罚金也非常重，夸张到20几倍，也有因逃税多少而刑法适度加重。

商品经济非常繁荣的宋朝，要是敢不交税还拿杖驱赶官吏的，超过3人直接拉出去杀头。

元代打击偷税漏税力度也大，据《元史刑法三》记载，如果私自贩卖盐、茶、酒等重要物品或者在这些物品里面有偷税漏税行为的，要杖七十，判罚两年徒刑，财产一半充公。就连邻居不告发偷税，也要杖打100。

明朝洪武末年，附马都尉欧阳伦"奉使至川、陕"，眼见川茶私运出境销售，可赚大钱，便利令智昏，自恃皇亲国戚，不顾茶禁之严，"数遣私人贩茶出境"。

对欧阳伦这种明目张胆的犯法行径，边疆大吏都不敢过问，陕西布政使(相当于省长)，还趁机巴结，要下属为其"开放绿灯"。

某次，贩私茶至兰县渡河，河桥司巡检依法前往稽查，反被辱打。

这位河桥小吏气愤不过，便大着胆子向明太祖朱元璋告发欧阳伦不法行为。

欧阳伦是安庆公主丈夫，安庆公主是朱元璋极为宠信的马皇后所生。

所以，论私情，欧阳伦乃是朱元璋爱婿。

但朱元璋懂得"有法必行，无信不立"的道理，知道不能私废公法，便在盛怒之下，将欧阳伦赐死，将相关人员诛杀，茶货没收入官。

康熙年间，苏州一带士绅逃税之风甚烈，涉及者共13517人。

为此，康熙皇帝下令一律取消功名，其中3000人交刑部议处。

在顺治皇帝时，考中"探花"的昆山儒叶子蔼，也欠税折银一两。

叶探花上书求情："所欠一厘，准令制钱一文"。料想是会恩准的。

然而，康熙皇帝还是照样除了他的功名。

这事在江南一带成了一句民谣："探花不值一文"，并四处流传，偷漏税者，莫不惊恐。

古代，在打击偷漏税方面，官府还积极动员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监督。

最典型的是汉武帝开征“算缗钱”后，逃匿现象变得严重，朝廷遂出台“告缗令”，此即《汉书·武帝纪》中所说的“令民告缗者以其半与之”。

举报者古称“告人”，举报查实，告人可得50%的举报奖励。

此后，奖励和保护告人，也是古代历朝的通行做法。

如元朝，《元史·刑法志三·食货》规定：举报贩私盐者，“于没物内一半付告人充赏。” 

如果被举报者被处死，“家产付告人充赏”。明朝奖励比例稍有降低，但也不少，据《大明律·户律五·课程》，举报客商匿税，“于入官物内，以十分为率，三分付告人充赏。”

草市迎江货，津桥税海商。回看故宫柳，憔悴不成行。

古代苛捐杂税重的确也存在，执行力度的确也非常凶狠、不讲人性了，但是，严惩偷逃税还是值得点赞之处的。

征税的艺术，是尽可能多地拔取鹅毛，而让鹅的叫声最小。

现代文明社会，在遵守文明和人性守则前提下，依法严惩偷逃税原则也不应抛弃。

税收虽是我们为文明付出的代价，但是，税收上的任何特权都是不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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