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不到好人才”小心，不要被唐太宗听到了！

神州日知 乐儿

“找不到好人才 ”好像是各行各业都会有的感叹。

但小心！不要被唐太宗听到了！

否则，你一定会被他严厉斥责“你并未积极寻求人才！”

唐太宗指的“没有积极寻找人才”，意思是主管们从未事先想像自己要找的人才究竟长什么样子，只是被动的期待在茫茫大海捞到一个全能型的将才。

唐太宗缔造的“贞观之治”，是历史上不可多得的太平盛世。

他卓越的用人智慧，知人善用，缔造出武功赫赫、文采风流的盛世天朝。

其实，唐太宗即位之初，唐朝内忧外患，百废待兴，国家人才十分紧缺。

李世民即帝位不久，按秦王府文学馆的模式，新设弘文馆，进一步储备天下文才。

李世民知人善任，用人唯贤，不问出身，初期延揽房玄龄、杜如晦，后期任用长孙无忌、杨师道、褚遂良等，皆为忠直廉洁之士；

其他如李勣、李靖等，亦为一代名将。此外，李世民亦不计前嫌，重用建成旧部魏徵、王圭，降将尉迟恭、秦琼等，人才济济。

又命高士廉、令狐德棻等人重修《氏族志》，着重立德﹑立言﹑立功，以功臣代替世胄；

又通过科举，吸纳有才干的庶族士人，用科举代替门第。

从而，寒门子弟入仕机会大增，为政坛带来新气象。

此外，更接纳封德彝之议，命宗室出任官吏，以革除其坐享富贵的恶习。

唐太宗御笔

即便如此，唐太宗还是觉得人才不够用，于是，便让宰相封德彝选拔和推荐人才。

但过了很长时间，封德彝一个人才都没推荐上来。

唐太宗对封德彝说：“天下太平的根本，在于得到合适的人才。近来，我让你向我推荐人才，却不见你有所行动。天下的事情如此繁重，你应当为我分担忧虑，你不向我推荐贤才，那我又能向谁询问呢？”

封德彝回答说：“下臣虽然不才，怎么敢不尽心尽力呢？只是现在我还没有发现出类拔萃的俊杰。”

唐太宗听完宰相的回答后就说：“过去，圣明的君主很善于使用人才，从众多的人才中，选拔杰出者加以重用，不一味地依靠前朝的遗老遗少。像商代的国君武丁在梦中见到了他以后的丞相傅说，周文王占卜找到了将要辅佐他的姜太公，然后，才开始治理国家呢？况且哪一个朝代没有贤才，恐怕是被遗漏不被发现罢了。”

封德彝听后，惭愧地退了下去。

《贞观政要．择官》里写道，唐太宗认为找人才必须像为家里找容器一样，吃面用大碗、喝水用杯子。

把这套用到商业世界，像是商业发展的职位可能就得找乐观、抗压性高、善于自学等等。

总之，要以“这人的这种能力，可以用在这项工作上”来找人。

当然，就像是好的碗筷杯盘，可以归纳出相似的条件，好的人才也可以分成几种主要类别。

贞观3年，唐太宗对吏部尚书杜如晦说：“我发现吏部选择官员，只看他文才是否出众，而不看他的道德品行。几年之后，这些人的劣迹渐渐败露，虽然对他们进行了处罚，但是，对老百姓已经造成了伤害。那么，如何才能够选拔到优秀的官员呢？”

杜如晦说：“西汉和东汉选择的官员，他们的美德闻名乡里，成为众人的楷模，然后，他们被州郡推荐，最后，才被任用，所以，两汉以选拔人才出众而著称。现在每年所选的人才，多达数千人，这些人外表谨慎忠厚、言语巧加掩饰，不可能很全面地了解他们。吏部只能做到授予他们品级和职位而已。选补官员的规章制度，实在不够完善，所以，不能得到真正的人才。”

于是，太宗打算依照两汉时法令，改由各州郡推荐人才，但因为功臣等人将实行世袭封官授爵制，这件事就停止了。

贞观6年，唐太宗对魏征说：“古人说过，君主必须根据官职来选择合适的人，不能轻率任用。我现在办一件事，就被天下人看到；说一句话，就被天下人听到。任用了正直的人，干好事的都得到劝勉；错用了坏人，不干好事的就争相钻营求利。奖赏和功绩相当，没有功劳的就会自动退避；惩罚和罪恶相称，坏人就有所戒惧。由此，可知赏罚绝不可以轻易使用，用人更需要慎重选择。”

魏征对答说：“知人善任这件事，从古以来就是很难的，所以，在考核劳绩、决定贬降还是升迁时，要察看他的善恶。如今想找人才，必须仔细察访他的品行。如果了解到真是好的，然后才可任用。假如此人不会办事，只是才力不够，还没有什么大害处。错用了坏人，假使他能力强会办事，那为害就太多了。但在乱世只求有才能，可以不管品行。太平时候，必须才能、品行都好，方可任用。”

魏征还以记载春秋到汉朝初年知名人物的书籍《说苑》，统整出6 种能使组织昌盛的部属：

任何大事，几乎不可能是突然爆发，通常都是从小错就开始积累，等到有一天量变引起质变，才一发不可收拾。

但高阶主管又不可能亲自走遍每个现场，所以，那些待在第一线，能事先查觉“如果放任不管，有可能引发大灾难”祸苗，并提早一步解决或向上呈报者，就是所谓的“圣臣”。

高阶主管如果很少到第一线，就不会知道市场究竟发生的什么事，这会导致他们做的决断很容易出现偏差。

而“良臣”就会在这个时刻跳出来，给予主管建议、补足老板的不足，让上级因此获得外界好评。

很会看人，并勇于提拔人才者，是为“忠臣”。

至于怎么看人，魏征在《贞观政要．择官》提出六观。

由这6点反推，即可了解愿意提拔者，是否都提拔到人才，由此找出忠臣。

对方是高阶主管，看他提拔过什么人。

对方是有钱人，看他把钱花在哪里。

对方在家时，常做什么嗜好。

大家一起讨论时，他发表什么意见。

对方生活穷困，依然不会做什么事。

做事一直失败，但依旧持续坚持的原因。

如果说“圣臣”是懂得如何“预防”，“智臣”就是懂得“治疗”。

一项任务如果已经无法避免失败，或是已经失败，在那边讲“我之前就有不好的预感”“早知道就那么做了”根本于事无补，能马上采取治疗措施，转祸为福者，才是人才。

贞臣，就是知法守法的人.

对部属的承诺（Promics）一定遵守，答应给部属的奖励（Reward）一定到位，但该给部属的惩罚（Punish）也绝不因人情、贿赂妥协。

相较于“良臣”，是从旁辅佐上位者，给予建议，令其作出更好的决策，让他在外人面前有面子。

“直臣”，更像是“死谏”，就是打脸上位者的意见。

这种人少之又少，但人在危难关头很容易做出错误决策，此时还能保持镇定，并无畏上位者的权威，就是良臣，也最被魏征赞颂。

由于李世民知人善用，同时，在位期间使隋制更趋于完善。

如中央朝廷方面延续了三省六部制，特设政事堂，以利合议问政，并收三省互相牵制之效；

地方上沿袭了隋代的郡县两级制，分全国为10个监区（道）。

此外，行府兵制，寓兵于农；均田制、租庸调制、科举制等皆有所发展。

李世民以隋炀帝拒谏亡国为戒，即位后尽力求言，他把谏官的权力扩大，又鼓励群臣批评他的决策和风格。

其中，仅魏徵廷谏次数就达2700多次，在朝堂上直陈皇帝过失，早朝时还多次发生使李世民尴尬、下不了台的状况。

还有如王圭、马周、孙伏伽、褚遂良皆以极谏知名。

晚年的李世民因国富民强，纳谏的气度不如初期，偶尔也发生误杀大臣的遗憾，但是，大致上仍克制、保有纳言的风范。 

贞观时期在李世民治理下，社会夜不闭户，道不拾遗。

那时的中国政治修明，官吏各司其职，人民安居乐业，不公平的现象较少，中国人心中没有多少怨气。

丰衣足食的人不会为生存铤而走险；心气平和的人也不易走极端，因此，犯罪的概率也就少之又少。

后世，不论中外，名成伟皇都对太宗赞不绝口。

司马光说：“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前古。盖三代以还，中国之盛未之有也。”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说：“欲安邦定国者，必悉唐宗兵法。”

朱元璋说：“惟唐太宗皇帝英姿盖世，武定四方，贞观之治，式昭文德。有君天下之德而安万世之功者也。”

毛泽东说：“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

柏杨说：“自从盘古开天辟地，李世民大帝是中国帝王中最初一个被中国人真心称颂崇拜的人物，固由于他的勋业，也由于他本身的美德。他治理国家的一言一行，成为以后所有帝王的规范。”

《剑桥中国隋唐史》：“对后世的中国文人来说，太宗代表了一个文治武功理想地结合起来的盛世：国家由一个精力充沛但聪明而谨慎的皇帝治理，他牢固地掌握着他的帝国，同时，又一贯谦虚耐心地听取群臣，这些大臣本人也都是卓越的人物的意见。太宗的施政作风之所以被人推崇，不仅由于它的成就，而且，由于它接近儒家的纳谏爱民为治国之本这一理想，另外还由于它表现了君臣之间水乳交融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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