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害天下罪恶无人忏悔

神州日知  乐儿

包拯激动谏言时，唾沫星子都吐到他脸上，他却什么都没说；

而唐太宗却因魏征说话太偏激，怒言：杀了你这个乡巴佬。

谁内心更认同从谏如流，谁更具包容心，一件事，力争高下。

一般认为，古代皇帝，权力至高无上，喜怒不行于色，说行为所欲为，一句话杀人，一念头诛杀九族。

其实，这是残酷无情暴君践踏人伦、倒行逆施，不食人间烟火恶主无视人性，为所欲为。

因为这样的皇帝太多，以致在人们印象中，皇帝都是这德行。

其实，还是有皇帝不仅从谏如流，包容大度，而且，有些方面在他们不能意识到现代政治伦理，确超越之，甚至超越今人之所作所为！

原因无他，深刻认识人及人性！

文首提到的包拯，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人人熟知，他刚正不阿、为民请命的形象更在中国深入人心，是中国清官的“代表”，以致我们一提到清官，就想起包拯。

如果包拯能够复活，总结自己一生，他一定会说，自己之所以能够有所作为，首先要感恩自己幸运地生活在言论极为宽松的大宋。

我们知道，一介武夫大宋开国皇帝赵匡胤竟留下令后世无法理解的遗言，即自己自身后代绝不能杀使人和谏官。

而赵匡胤后代，的确也是孝子贤孙，不敢违背祖宗遗训，宋朝一代，可以说，真的没有杀过一个知识分子。

当然，更很重要的是，包拯会感恩自己遇上了一个好皇帝。

最近播出的电视剧《苏东坡》中，苏轼、苏辙两兄弟进士及第后，参加殿试制科。

当时，苏轼提交的策论将矛头直批宋仁宗：“陛下近岁以来，宫中贵妃已至千数，歌舞饮酒，欢乐失节，坐朝不闻谘议，便殿无所顾问。”

苏辙认为，兄长说得太过火了，恐怕会惹来祸端。

果然，宋仁宗看了策论后，龙颜大怒，欲治罪苏轼。

这个情节确有所本，但是，犯了张冠李戴错误。

根据史载，批评宋仁宗的是苏辙，而不是苏轼。

当时，苏辙只有18岁，初生牛犊不怕虎，而且，殿试决定前途命运，作为饱读诗书的进士，可不是无知无畏。看到后边就明白这点了！

苏辙大胆狂妄之言，自然引发朝廷风波。

有大臣反驳苏辙：“陛下恭俭，未尝若是。辙言狂诞，恐累盛德，乞行黜落。”

于是，这些大臣建议仁宗，罢了苏辙功名。

其实，这些大臣所说是事实，并非溢美之词，也非阿谀奉承，因为仁宗对自己私生活确实比较克制。

曾有一年秋天，京师市场刚刚出现海鲜蛤蜊，内廷尚食局也买了28枚给皇上尝尝鲜。

仁宗问：“其价几何？”

答“每枚千钱。”

仁宗很不高兴，说道：“我常诫尔辈不可侈靡，今一下箸便花费二十八千，吾不堪也。”

遂不食蛤蜊。

又有一次，正是深夜。

仁宗“在宫中闻丝竹歌笑之声”，便问：“此何处作乐？”

宫人说：“此民间酒楼作乐。”

宫人又说：“官家（指皇帝）且听，外间如此快活，都不似我宫中如此冷冷落落也。”

仁宗说道：“汝知否？因我如此冷落，故得渠如此快活。我若为渠，渠便冷落矣。”

宋仁宗显然明白，为君主者，最大美德乃是克制、节制。

所，苏辙称宋仁宗“近岁以来，宫中贵妃已至千数，歌舞饮酒，欢乐失节”，应该是失实的。

而且，仁宗在位期间，至少有6次放遣宫女出宫，每次放遣从五十几人至数百人不等。

这也有例可证！

某日，仁宗退朝，回到寝殿，让宫女替他梳头。

那宫女梳头时，发现仁宋怀中有文书，便问：“官家，是何文字？”

仁宗说，“乃台谏章疏也。”

梳头宫女又问：“言何事？”

仁宗说，“淫霖久，恐阴盛之罚。嫔御太多，宜少裁减。”

宫女听了，便发了一句牢骚：“宰相大臣家中都有歌妓舞女，官职稍如意，往往增置不已。官家稍多几个宫女，他们却言阴盛须减去，只教渠辈快活。”

仁宗不答话。

久之，宫女又问：“台谏所言，一定要实行吗？”

仁宗说，“台谏之言，岂敢不行？”

那梳头宫女自恃受皇上宠爱，便说：“若果实行，请以奴家为首。”

仁宗便起身，唤来掌宫籍的内侍，传旨：放遣三十名人出宫，其中就包括那名得宠的梳头宫女。

皇后问他：“掌梳头者，是官家所爱，奈何作第一名遣之？”

仁宗说：“此人劝我拒谏，岂宜置左右？”

仁宗深知，与别人为善，就是与自己为善，与别人过不去就是与自己过不去。

其实，苏辙批评皇帝之言，确是坊间传闻，道听途说。

苏辙自己也承认，他的策论的确是“采道路之言，论宫掖之秘”，并无实据，很类似现在一些听风就是雨的新闻和评论。

用今天的话说，虽不算造谣，却是信谣、传谣无疑。

但是，苏辙认为，既然民间有传闻议论，皇帝当然要知道，告诫一下皇帝也是士人的责任，总比阿谀奉承，或者说一些大而无当的话有意义。

反了！

你明明知道是谣言，不仅不制止，还信谣、传谣，传的又是皇帝的谣，皇帝能不震怒吗？

所以，就有了电视剧里的情形。

仁宗龙颜大怒，还拍了案子。

其实，这很可能是编剧揣摩如今人心理编的桥段，实属无中生有，并非史实。

当然，电视剧，能当真吗？

这一事件的史实是，当大臣建议罢黜苏辙功名时，仁宗却极力回护少年轻狂的苏辙：“朕设制科，本求敢言之事，辙小官，敢如此极言，特与科名，仍令史官编录。”

仁宗不仅未降罪，反而授予苏辙“史官编录”之职。

我们现在无法知道苏辙当时心理是什么，反正结果是苏辙赢了。

而且，皇帝也没有要求苏辙交待谣言来自何人，也未叫人深究坊间何以有谣言传布。

一桩小事，就此翻过，风轻云淡。

所谓，责人不如帮人，倘若对别人的错处一味挑剔，呵责，非但令人反感，取不到教育的效果，而且可能激起逆反心，一错再错。

其实，宋仁宗一朝，苏辙谏言一事，不仅不是个案，而且的确不是什么大事。

史书记载，宋仁宗时，没有历朝历代风行的“文字狱”，相反，他还非常痛恨“深文周纳”，即罗织材料，陷人罪行的行为。

宋代魏泰在《东轩笔录》中说：“仁宗圣性仁恕，尤恶深文，狱官有失人入罪者，终身不复进用。”

当时，有一个举子给成都知府献了一首诗，其中有一句：“把断剑门烧栈道，西川别是一乾坤。”

意思是只要把守住剑门关，在用火烧掉入川必经的栈道，西川（即四川）就能割据一方，鼓动成都知府与宋朝分庭抗礼。

这无疑是一首反诗，吓得成都知府赶紧把举子捆绑送至京城，上表请求仁宗治该举子罪。

仁宗了解后，反而哈哈一笑：“这不过是老秀才急于求官而做出的荒唐事，不足以治罪，可安排他去偏远小郡，出任司户参军一职。”

而且，宋仁宗不仅不搞“文字狱”，对犯错误的大臣也很包容。

当时，宋仁宗宠幸张美人，张美人伯父叫张尧佐，进士出身，在地方上任过推官、知州，在朝中出任过龙图阁直学士、给事中。

张美人想光大自己家族，多次吹“枕边风”，希望仁宗提拔自己伯父出任宣徽使。

有一次，在朝堂之上，宋仁宗把提拔张尧佐为宣徽使方案提出来。

谁料，谏官包拯当即表示反对，使仁宗提议未获通过。

而且，包拯说话时，由于情绪激动，唾沫星子还溅了仁宗一脸，弄的他很没面子。

后来，张美人问及伯父出任宣徽使一事怎么样了，仁宗没好气地说：“你只知道宣徽使、宣徽使，难道不知道包拯是御史吗？”

宋仁宗继位之初，因为年少，便由皇太后刘氏“垂帘听政”。

当时，太常博士程琳为了巴结刘太后，竟向她献《武后临朝图》，暗示她效仿唐朝武则天，废除少年天子，取而代之。

刘太后认为，这不合常理，有负祖宗，严词拒绝。

宋仁宗亲政后，有人以此为由弹劾程琳。

宋仁宗不念旧恶，一笑置之，还说程琳不过是向太后表达忠心罢了。

不仅如此，仁宗还认为程琳“有才气，能断大事”。

之后，仁宗还连连提拔重用为三司使、吏部侍郎、参知政事，使程琳显赫一时。

所谓宽容大度是一种善意的理解，宽容大度可以超越一切，因为宽容大度包含着人的心灵，因为宽容大度需要一颗博大的心。

而缺乏宽容大度，将使个性从伟大堕落为比平凡还不如。

仁宗在位一贯地施以仁政，《宋史》赞曰：“《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

而这，源于宋仁宗内心深刻的自信：“辙虽妄言，果能诳天下之人哉？”

所以，他能够包容小苏妄言。

仁宋又是谦抑的：“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其谓我何？”

所以，他又不敢不包容小苏妄言。

这样，仁宗一朝，诞生像包拯这样的大清官，也就不奇怪了。

德以立已，方能达人；修德立己 达人天下！

宋仁宗在位42年，54岁驾崩。

据《宋史》记载，当仁宗驾崩消息传出后，“京师（汴梁）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

而当仁宗驾崩讣告送到辽国后，“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辽道宗耶律洪基也大吃一惊，冲上来抓住宋朝使者的手号啕痛哭，说：“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又说：“我要给他建一个衣冠冢，寄托哀思。”

此后，辽国历代皇帝“奉其御容如祖宗”。

千年前皇帝，当然不可能具备自觉的现代政治伦理认识。

不过，宋仁宗作为，倒也符合现代政治伦理：政治领袖应当接受更加严格的伦理约束，放弃一部分常人权利。

比如，他应坦然面对公众对其行为的未必确凿的指责，包容民间“八卦”其私生活的各种谣言。

这是政治领袖拥有巨大权力与尊贵地位，而需要支付的代价。

谣害不了明君，谣更害不了天下！

不受监督制约的权力，缺乏宽容大度，才是！

所有无声的罪，

总有一天，会酿成落在自己头上的惊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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