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影响中国2000多年的“第一帝师”是他！非孔子

神州日知 乐儿

中国古代，自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孔子是人们公认的、当仁不让的帝师。

但是，真正影响中国2000多年的“第一帝师”，并非孔子。

我们知道，秦皇一统，为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建礼立制。

秦始皇能一统江山，功在商鞅。而商鞅的老师是韩非，而韩非的老师是荀子。

韩非的思想并没有随着秦朝的灭亡而随之而去，而是套上儒学的外衣，形成套上了孔孟之说的荀学。

对于此，晚晴维新派领袖谭嗣同一语道破：“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

谭嗣同指出：中华文明衰落，其根本在于教义。他给出了药方：“夫欲变法，必先变教”。

韩非子的思想并没有随着秦朝短命而亡

可以说，荀子的学说一直比“原教旨”儒学发挥更久远的现实作用。由此，可以说，横亘中国封建王朝2000多年的真正教父仍“整合大师”荀子。

荀子（约公元前313年－公元前238年），名况，字卿，华夏族（汉族），战国末期赵国人  。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时人尊称“荀卿”。

西汉时因避汉宣帝刘询讳，因“荀”与“孙”二字古音相通，故又称孙卿。

他曾三次出任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相当于今天国立大学的校长，后还为楚兰陵（位于今山东兰陵县）令。

荀子对儒家思想有所发展，在人性问题上，提倡性恶论，主张人性有恶，否认天赋的道德观念，强调后天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影响。

其学说常被后人拿来跟孟子的‘性善论’比较，荀子对重新整理儒家典籍也有相当显著的贡献。

可以说，荀子对儒家的修正贡献，恰如汉武帝刘彻对秦始皇的“修正”一样。

秦始皇奠定的封建君主制没有一个标准的“国道”，而刘彻推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下子就把孔子及其仁道提升到“国道”高度。

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而言，荀子和刘彻一样，实可谓“整合大师”。

孔子的“原教旨儒教”，希望不需刀兵，直接“通过教育”、唱响“牧羊曲”来解决君王“万年帝祚”问题。

然而，中国大都君主不是宋襄公，他们对单纯的说教不感兴趣，比起说教来，他们更迷信武力。

当然，单纯迷恋武力，也会出现秦始皇那样的政权短命悲剧。

那么，有没有将“武力和说教”结合一起的统治之术呢？

荀子生前，对诸子各家都有所批评，唯独推崇孔子的思想，认为是最好的治国理念。

所以，荀子以孔子的继承人自居，特别着重的继承了孔子的“外王学”。

他又从知识论的立场上批判的总结和吸收了诸子百家的理论主张，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明于天人之分”的自然观、“化性起伪”的道德观、“礼仪之治”的社会历史观，并在此基础上，对先秦哲学进行了总结。

就道德修习而言，荀子认为最高的要求就是“成圣”。

荀子坚持自己的理论的一贯性，认为在天生的情性方面，圣人与普通人没有什么不同。

从一个侧面表现了战国末年贵族和平民依血缘形成的原有的界限的消解。荀子还认为圣人与普通人一样，也只有经过后天的努力，才能够成就自己。“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也”。

圣人与一般人，君子与小人，在先天本性上的差别被取消了。但是荀子立论的意图并不在于从根本上废弃这种差别，反而要从后天努力的角度凸现这种差别。

凸现后天努力修为造就君子、圣人，是在强调精神气质、文化教养上的贵族性，荀子学说有浓重的知识化、工具化的倾向，然而在追求成圣，追求贵族性的精神气质与品格的这点上，与孔子的理念是一脉相承的。

荀子讲成圣，又希望借圣人的教化，使得社会大众得以转变性情，以至于善。

荀子希望借助圣人的教化，转变百姓的性情。但是荀子认为圣人更重要的作用在于他能够“使天下皆出于治”，这就是儒家的外王学。不过荀子按照自己的知识论重组了这种外王学。

孔子、孟子、荀子

与孔、孟相比，荀子的思想则具有更多的现实主义倾向。他在重视礼义道德教育的同时，更强调了政法制度的惩罚作用。

荀子的思想偏向于经验以及人事方面，是从社会脉络方面出发，重视社会秩序，反对神秘主义的思想，重视人为的努力。

孔子中心思想为“仁”，孟子中心思想为“义”，荀子继二人后提出“礼”、“法”，重视社会上人们行为的规范。

荀子认同孔子为圣人，但反对孟子和子思为首的“思孟学派”哲学思想，认为子弓与自己才是继承孔子思想的学者。

荀子认为人与生俱来就想满足欲望，若欲望得不到满足便会发生争执，因此主张人性有恶，须要由圣王及礼法的教化，来“化性起伪”使人格提高。

历史上，荀子号称“前秦最后一个儒家大师”，荀版儒教“青出于蓝胜于蓝”，是一门名副其实的“经世致用”学问。

荀子的贡献，在于给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王道“实用手册”。

他在著书立说时尚无“法家”，然而他发现：儒家与酷法完全可以“手拉手”，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

于是，给出了中国式王道的标准答案——礼法兼施、王霸统一。这就是“内圣外王”的中原王道“源代码”。

大家都知道，荀子门下有一个高徒，名唤韩非，而韩非门下有两个高徒商鞅和李斯。

韩非后来成为法家鼻祖，商鞅和李斯是韩非思想的实践者和光大者。

很多可能不解，法家怎能出自儒门，其实这恰恰是两家暗合的铁证——为君主“御民”异曲同工。

荀子师徒二人对人性的认识大同小异，他们都坚信“人性恶”，都认为“人人不是好东西”，帝王对百姓就应该“下手狠一点”。

所以，荀子可谓与法家暗通款曲的儒家大师，而法家创始人韩非子也算不上背叛师门。

韩非子对老师心领神会，但是他还是缺少老师的城府，极端地发展了荀子的“王道论”。

在“霸力”这点上，韩非子比老师的走得还远些，他提出了以严刑厉法为中心的政治之术，将中国君主的“狼相”极力张扬。

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的奠基者秦始皇，他的实际上的“第一教父”就是韩非子。

据传，这位秦始皇看了韩非的大作《韩非子》后，曾发出“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的感叹。

后有人言：随着暴秦的灭亡，韩非子思想破产了。

但是，韩非的思想非但没有死，而是一直活在中国帝王的心中。法家的“强国弱民”是中国皇帝的核心之术，两千年封建社会，中国无论国家强弱，都何曾有过“强民”？

在法家看来，富国与富民，强国与强民是对立的。“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

这些论调，贯穿二十四史，从未过时。

只不过，中国的帝王是何等诡道之人，他们懂得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套路”韩非这把“帝王杀人刀”，需要孔孟这套“刀鞘”，这样荀学和法家学问就大有用武之地。

就是汉武帝在宣布“独尊儒术”的同时，内心还是忘不了荀子和韩非，“明儒实法”其实是回到了荀子的轨道，法家的窠臼

历朝历代皇帝，对本国臣民，虽然尽显狼相，但却是“披着羊皮的狼”——仁在其表、狼在其里，更利“万年帝祚”。

许多民族都有独特的智慧，许多民族都有曾经的辉煌，他们也都会有自己引以为荣的黄金时代。

因此，当他们打开国门，放眼天下，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时，不会因精彩纷呈而眼花缭乱，不会因变化万千而张皇失措，也不会因日新月异而妄自菲薄。

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根，有自己源远流长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有自己的精神支柱。我们民族也不例外。

这场大辩论留下了那么多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留下了建设家园的美好理想，应对变革的思想资源，凝聚民心的价值体系，指导人生的智慧结晶，让我们受益至今。

诸子争鸣，孔子是第一人，也是影响最大的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而作为孔子学生的荀子，则把孔子的思想发扬光大，成为中国古代实际的最大影响者。

《史记》说李斯“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荀子的“帝王之术”，通过李斯后来的实践，体现出来。

北宋苏轼在《荀卿论》中说：“荀卿明王道，述礼乐，而李斯以其学乱天下。”

谭嗣同也发出感叹，如果中国要变法图强，那么就要先摒弃秦政与荀教。

可以说，荀及其学生韩非、李斯完成了自身的历史使命，由于其影响深远，好坏都有他们的份。

遗憾的是，后来者没有像荀子们那样，开风气之先，与时俱进，创造出更适合中国发展的思想和治国之策，直到今天，仍在新的探索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