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巨著惜亡佚中土千年！近世最伟大史学家：可救世界

神州日知 乐儿

神州日知创世人祗舍先生圈阅《群书治要》

《群书治要》是唐贞观初年，魏征、虞世南、褚亮、萧德言等受命于唐太宗李世民，以辑录前人着述作谏书的一部匡政著作。

《群书治要》一书，整理历代帝王治国资政史料，撷取经、史、诸子百家中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精要汇编成书。

《治要》取材于六经、四史、诸子百家，“上始五帝，下迄晋年”，以“务乎政术，存乎劝戒”为宗旨，从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采摭群书，剪截淫放”，呕心沥血数年，于贞观五年（631年）编辑成书，计六十五部约五十余万言。

《群书治要》的特点，一言以蔽之，曰“博而要”。魏徵等人博采经、史、子典籍六十五种，又以“务乎政术”、“本乎治要”为原则，删其繁芜，择其精粹，浓缩成五十卷的珍本。

魏徵乃经国之大器，兼具高尚之道德与卓越的史识，这更使得《群书治要》成为一部“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的经典之作。

因为当时中国雕版印刷尚未发达，加之唐末战乱，致使此书至宋初已失传。

非常幸运的是，此书经由日本遣唐使带到了日本，从此被日本历代天皇及皇子、大臣奉为圭臬，成为学习研讨中华文化的一部重要经典。

根据日本人细井德民为《群书治要》写的“考例”中谈到，“慎重考察我国（指日本）历史，承和、贞观年间（‘贞观’是日本第五十六代天皇年号，相当唐干符二年，即西元875年），御前屡次讲解此书，距离现在几乎有一千年了，而（中国）宋代和明代的儒家学者，没有一个提到的，可见此书（在中国）已经散失很久了。”

1786年（日本天明六年）重印本告成，分赠诸藩主和各位亲臣。这就是今天流传于世的天明本《群书治要》。

宽政八年（西元1796年）尾张藩主家以五部移送长崎海关掌管近藤重藏，托其转达中华。

近藤氏以一部存长崎圣堂，一部赠诹仿社，三部赠唐商馆，由中国商人携回，《群书治要》重回东土。

嘉庆七年，鲍廷博辑《知不足斋丛书》，序中已言及天明本《群书治要》。

其后，《群书治要》入阮元辑《宛委别藏》。民国年间，商务印书馆曾将《群书治要》重新排校出版。《群书治要》得以传世。

魏征是唐朝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史学家，因直言进谏，辅佐唐太宗创建“贞观之治”的大业，而青史留名。

魏征在《群书治要》序言中，阐述了《群书治要》书成的由来。

魏征在序言中写道，“圣上您生来富有才智，有着生而知之的圣明智慧，本性和天道相通，行为和神明接近。用自己含而不露的美德，潜移默化的改善了社会风俗，教化出了前代国君没有教化出的良好社会风气；克制自己，利益他人，完成了历代帝王所不能完成的伟业。北方异族的地域都归入了大唐的版图，远至海外的日本，也都学习穿戴我朝的服饰。天下和平安宁，人民生活美满。然而，我皇并不因此而沾沾自喜，态度谦恭温和，处处以尧舜为榜样，言行有依有据，完全考察古圣先王的常道而行事，不只在平静的水面上照看自己的容颜，更要从古圣先贤的教诲中得到治国的大道。”

“皇上认为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内容繁多，百家的学术非常驳杂，想深入研究和完全掌握这些典籍，以此穷究天地万物之理，就需要花费很多时间，而且收效甚微；即使全部阅读，泛泛的浏览，虽然很广博，但却不得要领。因此，就下诏让臣等采集摘录各种书籍，删除削减淫滥迂腐的内容，使古圣先王的传世典籍得以彰明显扬，发扬光大。”[注]

“圣上的目的是为了得到治国理政的方略。我们从群书中选取重要的文段，这都是出自皇上的主张。我们力求摘取书中的精华内容和深刻思想，学习圣贤宏大深远的志向，力求全面搜集古人治国的纲领，而不是局限于某一个方面。”

《群书治要》从六经开始至诸子百家的著作，时间跨度上自五帝，下至晋朝，全书原本编为五册，共计五十卷。

《群书治要》蕴含大量名句、格言、警句。

唐代道家修炼得以广泛弘扬，求道访道者非常之多。

太宗扶持正教，不计教派。归正儒学，遵崇道家。这在《群书治要》的摘选内容上，可以体现出来。

卷一周易；

卷二尚书；

卷三毛诗；

卷四春秋左氏传（上）[缺][后补]；

卷五春秋左氏传（中）；

卷六春秋左氏传（下）；

卷七礼记；

卷八周礼周书国语韩诗外传；

卷九孝经论语；

卷十孔子家语；

卷十一史记（上）；

卷十二史记（下）吴越春秋；

卷十三汉书（一）[缺][后补]；

卷十四汉书（二）；

卷十五汉书（三）；

卷十六汉书（四）；

卷十七汉书（五）；

卷十八汉书（六）；

卷十九汉书（七）；

卷二十汉书（八）[缺][后补]；

卷二十一后汉书（一）；

卷二十二后汉书（二）；

卷二十三后汉书（三）；

卷二十四后汉书（四）；

卷二十五魏志（上）。

卷二十六魏志（下）；

卷二十七蜀志吴志（上）；

卷二十八吴志（下）；

卷二十九晋书（上）；

卷三十晋书（下）；

卷三十一六韬阴谋鬻子；

卷三十二管子；

卷三十三晏子司马法孙子兵法；

卷三十四老子鹖冠子列子墨子；

卷三十五文子曾子；

卷三十六吴子商君子尸子申子；

卷三十七孟子慎子尹文子庄子尉缭子；

卷三十八孙卿子；

卷三十九吕氏春秋；

卷四十韩子三略新语贾子；

卷四十一淮南子；

卷四十二盐铁论新序；

四十三说苑；

四十四桓子新论潜夫论；

卷四十五崔寔政论昌言；

卷四十六申监中论典论；

卷四十七刘廙政论蒋子万机论政要论；

卷四十八体论时务论典语；

卷四十九傅子；

卷五十袁子正书抱朴子。

《群书治要》传入日本，得到日本皇室的重视。

根据日本岛田翰着的《古文旧书考》称：“《续日本后记》载：‘仁明天皇承和五年（唐代开成三年，西元838年），天皇御清凉殿，令助教（日本官名）直道宿称广公读《群书治要》。’”

日本《三代实录》云：“清和天皇贞观十七年四月，天皇读《群书治要》。”

由此可知，《群书治要》在唐文宗时已传入日本。至唐僖宗时，日本清和天皇任然“与大臣共研读之”。

日本嘉元（日本九十四代天皇年号）四年（西元1305年），《群书治要》“以右大办（日本官名）三位经雄卿本书写点校毕”。

日本人林信敬在《群书治要》天明本的校正序里写道，“承和、贞观年间（约西元834-876年），社会呈现出安定繁荣的盛世局面，未必不是借助这本书的力量所成就的。因此大凡领导人民、侍奉国君的人是不能够忽略这本书的。”

林信敬还提到，“《群书治要》首先让我们明白了治国的大道，而后才能够明白政治上的举措；先让我们明白设立教育的目的和初衷，然后才能明白学习的方向和归宿。从深奥的训诰、典谟到雄辩博大的史书、诸子百家著作中，把关于治理国家、劝诫君臣百姓的内容都一一选出，而没有遗漏。”

魏征认为《群书治要》不同于以往的《皇览》诸书，它汇集了全书精华的片段，并命以新名。一律保持原书的体例，以便见本知末，明白事理的起源和结果。并且像丢弃春天花朵只采摘秋天的果实一样，删除无关紧要的内容，辑录下经世治国的道理。一书之中，选录的内容，结构完整；一件事情，录选的内容，全面完整。

魏征对《群书治要》有一段意味深长的总结，“用之当今，足以监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引而申之，触类而长，盖亦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自戒，庶弘兹九德，简而易从。观彼百王，不疾而速，崇巍巍之盛业，开荡荡之王道。可久可大之功，并天地之贞观；日用日新之德，将金镜以长悬。”

大意是，用在当今，可以用它作为学习古人经验，处理现今事情的一面镜子；流传将来，可以提供给子孙后代，作为吸取经验教训的宝典。把其中的内容加以引申，可以解决各个方面的问题。本着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自戒的原则，希望发扬光大自古以来的优良传统美德，简便而且容易照做。借监古圣先王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可以不用急促，就能够自然快速取得治国的成效，从而奠定王朝的基业，开创以道德仁义治国的大道，建立可以持久和广大的功业，如同天地一样恒久的守持正道，而为人们观仰，让日用日新的美德，如同一面金镜，高高悬挂，光照后世。

唐太宗在读《群书治要》后，在《答魏征上〈群书治要〉手诏》中写道，“朕少尚威武，不精学业，先王之道，茫若涉海。览所撰书，博而且要，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朕致治稽古，临事不惑。其为劳也，不亦大哉！”唐太宗特令缮写《群书治要》十余部，分赐太子及诸侯王以作从政龟监。

贞观九年，唐太宗再次总结阅读《群书治要》的感受说，“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

中华传统文化能够千古承传而不中断，且不断丰富发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先人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文化典籍，数量之多举世罕有。

这些典籍，让中原的后世子孙蒙受福荫，也传向世界，恩泽各方。

经过千余年的岁月沧桑，《群书治要》历经坎坷，终于这部千年古籍、盛世宝典重现东土，让后世的中土众生再次蒙受太宗的恩惠。

汤因比

被鱼尾近世以降最伟大的历史学家、英国汤因比博士所说的，解决二十一世纪社会的疑难杂症，只有靠中国的孔孟学说和大乘佛法。唐太宗编的这部书，应该送给全世界每个国家去学习。

有人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其实是指中国人文化的世纪。

中国人拯救全世界，不是政治、军事、科技、经济贸易，而是中国文化。

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神理念之所以能够得到承传，最重要的是祖先留给我们无比智慧的符号，

正如当代佛门的一位高僧大德如此说道：《群书治要》是千百年来古圣先贤治国的智慧方法效果和经验，它的思想是历久弥新的，应该也必将成为解决当代世界和中国诸多社会问题的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