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嵘：我的父亲是流氓

《我的父亲是流氓》是一个跨度很长的故事，故事的舞台就是中国千万个村落中的一个；千万个城市中的一个。

政治是文学的常客，革命与建设从来都是小说家乐于表现的对象。可是，在意识形态主宰、以弘扬主旋律为导向的有中国特色的文学园地里，突然出现一篇《我的父亲是流氓》，小说与历史的巧妙重叠多少让我有些瞠目结舌。

是的，只能用“瞠目结舌”这个词来形容我读后的最初感受。在我受教育的过程中，每一个学校莫不自觉不自觉地为党承担着意识形态灌输的重任。

60、70后们大都听过类似“山楂花是英雄的鲜血染红的”说辞，从而生出对所谓革命有着朦胧的憧憬，对所谓革命者充满真诚的尊敬和爱戴。

教育的目的是如此的明确，历史的真实必然要退后一射之地。于是，官方的文字里，革命者几乎千篇一律都是小说里父亲悼词里描写的那样：“出身贫苦人家，青少年时代因反抗地主压迫而投身革命”。

“反抗压迫”是万能的涂改液，遮住了一个个活生生个体投身革命的偶然和无奈。

革命的过程无不是艰苦卓绝，革命胜利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无不是呕心沥血。

而“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党卓越的地方领导者”们所做的这一切，又都是为祖国为人民，惟独不是为了自己。

而事实又是怎样的呢？

小说中的父亲出生日期不详。这种情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官场中并不希奇——中央的人事政策总是不可预期，档案随之更改也近似无奈之举，因此，作为儿子，的确是没有办法搞清楚父亲的年龄。

每一个初生婴儿都是天使，从天使到流氓的过程中充满了种种偶然，但更是必然，父亲的一生在偶然但更似必然中顺理成章的完成这一转变。

父亲的父亲是一位富有而深受尊重的乡绅，如果没有后面的变故，这样家庭不知稼穑的独子有可能会成为巴金笔下懦弱的觉新，进步的觉民，或者纨绔如余华笔下的福贵。

可是，命运让父亲成了父母双亡的孤儿。十六岁的半大小伙，在堂兄于朝龙的教唆下学会了赌博，输光了家产。父母离世的偶然先是把父亲变成一个不谙世事的孤儿；

族亲对父亲的别有用心又使他成为一个不学无术的光棍。接下来的日子里，父亲以一种直白的方式毫无羞耻地表达着他的食色需求。此时，作为整个村子的公敌，父亲完成了他流氓形象塑造的第一步。

小说中的母亲把一个女人全部的温暖都给了父亲，却没有换回一丝温情，作为父亲的第一个女人，她只是这个浪子生活中可有可无的点缀。

偶然的情况下，父亲烧了属于于朝龙的房子，开始了不分方向的逃亡。

他没有被国民党抓壮丁，却遇到了共产党的游击队——为了吃饱肚子，就是跟着魔鬼想必他也不会拒绝。

这个偶然最终使父亲得到了美女和权力，这二者无疑契合一个男人心底的欲望，因此，无论是作为传统劳动妇女的母亲，还是政治单纯、才貌双全的高姨被无辜羞辱又无情抛弃，都只是一个极端自私的男人日益狡猾和世故的正常表现。至此，父亲的流氓形象更加丰满起来。  

在有惊无险地熬过了文革之后，父亲成功复出并在奔六之年娶到了年轻的雪姨。

他感受到市长和书记的头衔所带来的无上尊荣，渐渐生出了对权力的膜拜、眷恋和对百姓的傲慢。

于朝龙儿子的到来使父亲大为失落致而失态，他的挫败感激起了他的反击，但反击又那么无礼、无力又无理。

在这场由父亲挑起的对决中，他自认为是权力的化身，却对资本表达出一种极其复杂的感情。

对方不温不火的反击似乎使父亲受到了强烈的刺激。于是，已届暮年的父亲更加警醒，也更加迷恋权力带来的高官厚禄和随心所欲的感觉，这最终促使他抛弃了作为一个革命者最后的一点装饰品性，做出了对弟弟们做官、经商的安排，权力的继承得以顺利完成。

至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和父亲性格中的见风使舵使他完成了从一个社会底层的混混气质的流氓到一个驰骋政坛的老到流氓的华丽升级。

在这篇不到两万字的小说里，于建嵘老师浓缩了80余年的历史。

正如小说中高姨的父亲，那位老资本家所说：“原来你们就是这样革命的。”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的父亲是流氓》不啻于一记抽向所谓“辉煌历程”的响亮的耳光。

它是一部小说，更是一部现代史，一部写给现在和未来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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