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任总理”如何敢如此高调腐败？今日何鉴

神州日知 乐儿

人们常说，清朝的兴亡取决于两个“女人”。其实，清朝的兴亡也与清朝量大贪官息息相关。

这两大贪官，一是清朝鼎盛时期的大贪官和珅，一是清末的大贪官庆亲王，可谓中国首任总理。

不同的是，前后两代巨贪结局迥异，清朝也走上不同的道路。

和珅最后被抄家，使大清气数得以延续，而庆亲王则平安降落，但是大清已完了。

和珅为贪腐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终年仅仅49周岁，他的生命换来大清百年多的生命，庆亲王则尽享天年得以善终，而清朝也早已亡了。

虽然和和珅的天文数字般的贪污金额没法比，后世称庆亲王为大清“首富”，虽不可证，但是，他在清亡之后依然过着奢华的生活，可以大致推断他至少能名列大清富豪榜的前茅。据说，他仅在汇丰银行就有200万两白银以上的巨额存款。

与和珅出身相比，庆亲王奕劻算是凤子龙孙，当然有点边远，属于皇族的旁系，因此，年幼时与和珅一样，都是顶着个贵胄虚名的屌丝而已。

庆亲王表面上推行改革，却毫不掩饰地往自己兜里大把捞钱。最为吊诡的是，政治经验显然极为丰富的庆亲王，似乎并不想收敛和掩饰自己的贪腐形象，“高调”得足以在中国历史的贪官群内成为“拉仇恨”的冠军。

庆亲王贪腐比较著名的事件有二：即晚清两次著名的“台谏风潮”，矛头都直指庆亲王。

这其中，一是1907年发生的“权色交易”。庆亲王的儿子、商部尚书载振出差路过天津，看中了名歌姬杨翠喜，候补道段芝贵随即用重金为美人赎身，献给载部长。

结果，这段芝贵因此有功便被破格提拔，一跃成了黑龙江巡抚，御史赵启霖立即上奏弹劾，认定是“性贿赂”。后清政府虽然做了调查，结果是“查无实据”结束。

这起轰动全国的“性贿赂案”，惊动了外媒。英国《泰晤士报》做了报、《纽约时报》在转发该文时，用了大字标题《庆亲王被弹劾》，副标题则是《波及袁世凯；岑春煊积极圣战》。

二是三年后的1910年，另一御史江春霖又向庆亲王发难，弹章的题目就是《劾庆亲王老奸窃位多引匪人疏》，火药味很浓，震动朝野，掀起了舆论监督的大高潮，逼得庆亲王只好请假躲避。

或许，这才是庆亲王高调贪腐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也是庆亲王区别于和珅的关键之处：他从来不对皇权产生任何威胁。

庆亲王的贪腐连当时的老外们也认为，一个大贪官足以颠覆一个政权。

1911年，英国驻重庆的代领事布朗说：“庆亲王对钱财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除非首先付钱给他，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办成。各省咨议局一直感到愤慨，希望削减庆亲王的罪恶势力。”

所以，一些史学家认为，真正导致清朝灭亡的四川保路运动，其实与庆亲王的贪腐密不可分。腐败亡国这个魔咒，大清也清不掉啊。

连《泰晤士报》也认为，庆亲王多年来都是中国官场最大的“恶魔”，但却享有最高领导人慈禧太后的高度信任，“他的履历总是与中国的灾难相关联”“没有建设性、没有爱国心，在他的一生中没有做过任何荣耀的事”“监察者们徒劳地弹劾他，媒体提及他时只有诅咒，但他毫发无损，并且权力日增”。

1917年1月31日，庆亲王奕劻在天津去世，终年77周岁——前一年的4月，他已经高调地办了八十寿宴。

《纽约时报》在2月2日发布了相关讣闻及庆亲王的简略生平，并总结说：“庆亲王一生，以一无所有的皇族旁系开始，以亿万富翁的身家而辞世。”

英国《泰晤士报》在回顾他的生平时毫不客气地指出，庆亲王发展了“乱政”的艺术。

庆亲王去世后，溥仪对其赐谥曰“密”，意思是追补前过，隐责其应对大清国的灭亡负责。这是他一生受到的最大处分。

这样一只“大老虎”，在其呼啸山岗的时候，没打；在其日渐式微，成了“老老虎”时，依然没打；直到他成为一只“死老虎”的时候，才开始打，却打得如此温柔，看上去倒更像是在抚慰。从中看出，国家都亡了，都不知如何亡的！悲剧！!

1911年5月17日，《泰晤士报》发表长文《中国首任总理》。这是西方媒体介绍庆亲王履历最为详尽的一次。

当时，中国刚刚进行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改革，出台了历史上第一个责任内阁，庆亲王出任首任内阁总理。所以，庆亲王可谓是中国第一个总理。

巧的是，大清前后两代巨贪都住在同一个府邸，那就是早年的和珅府、随后的庆王府、最后的恭王府——如今全中国唯一一座保留完整的清代王府。

两个腐败到令全地球人都知道的贪官，为什么会在风云诡谲的晚清政坛中，从边缘进入核心，并始终屹立在潮头？显然，这不是“纨绔”二字能解释的。

大凡贪官、尤其是大贪官，个人能力都相当不错，这是人们不愿承认、却不得不承认的大清官场的现象——能力强，也能做出第一流的坏事来。

当年和珅就是如此，且不说和珅对蒙藏回语言及情况的熟悉，以及对金融财政的高超水准，仅英国特使马戛尔尼来访与和珅第一次见面时，和珅问的都是欧洲局势最关键的问题，以至于马戛尔尼使团高度评价和珅是“成熟的政治家”。

在大清国的改革开放中，庆亲王是著名的改革派，或者说，“伪装”得像个著名的改革派。

被后人广泛忽略的是，庆亲王还曾经当过光绪皇帝的老师，教授满文。光绪的老师中，能执教20年以上的，一个是翁同龢，一个就是奕劻，凸显其在体制内特殊的地位。

只要看看清史、甚至看看整个中国的历史，就可发现，腐败在任何时期，似乎都如同魔咒般地追随着这个国家，直到今天都如此。

1889年4月，日本间谍荒尾精向参谋本部递交了有关中国大势的分析报告《复命书》，认为中国“上下腐败已达极点，纲纪松弛，官吏逞私，祖宗基业殆尽倾颓”。

1895年，另一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更是在上报给明治天皇的《中国大势之倾向》里，尖锐地提出中国的腐败其实是全民腐败。他说，国家是人民的集合体，人民是国家组织的一“分子”，“分子”一旦腐败，国家岂能独强？

中国的“分子”们集体腐败，国家的元气就丧失消亡，这比政策的失误还要可怕。

这位日本间谍引用孟子的话为中国下了断语：“上下交征利，则国危”，预测早则十年，迟则三十年，中国“必将支离破碎呈现一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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