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与我国古代神话编纂特征（二）

较之于地理书的复合性，《山海经》巫书说也得到了很多学者的支持。鲁迅明确提出，“中国之神话与传说，今尚无集录为专书者，仅散见于古籍，而《山海经》中特多。……盖古之巫书也。”书中多次出现对不同的山川、河流神的描绘、记载，并详细说明了相应的祭祀仪式、要求，类似祭祀的操作指导。

对于《山海经》的历史价值，亦有颇多论证。张之洞将《山海经》首次列入“古史”，与《逸周书》《国语》《战国策》《竹书纪年》《穆天子传》《世本》并举。梁启超也提出:“《山海经》今四库以入小说，其书虽多荒诞不可究诘，然所纪多为半神话半历史的性质，确有若干极贵重之史料出乎群经诸子以外者，不可诬也。”

其他神话亦多与历史、哲学复合。吴组缃提出:“最初的小说，同历史归于一类。比如《穆天子传》是个神话传说，可史书上却把它归于帝王“起居注”一类;《山海经》也是神话传说，《汉书》中却把它归于“地理志”中。”“历史化”是我国原始神话发展中的重要阶段，在西汉正式完成，《史记》的开篇《五帝本纪》即是这一进程的代表。而司马迁对汉高祖刘邦的“神话”记载，虽然也带有神奇色彩，但与整理传说古籍成章的《五帝本纪》有着本质性区别，属于有意为之的把人“神话”，是统治阶级编造的故事，目的是显示其统治的“天授”权威性。西汉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集体编写的《淮南子》，是一部总结了杂家思想的哲学著作，但同时也是重要的神话集。袁行霈评价《淮南子》道:“尤其是《淮南子》一书，对神话的搜罗相当宏富。”“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神话:女娲补天、共工触山、后羿射日和嫦娥奔月，就是保留在《淮南子》中的。”

神话编纂体例的复合性，与作者/编者的指导思想是分不开的，即对神话故事性质的认识。事实上，神话作者/编者多认为神话故事有其真实性，因此是本着“实录”的态度在对其进行写作编纂，因而带有明显的类真实性。

直到距《山海经》成书日期已久的魏晋南北朝，“神话传说也好，志怪、志人也好，都是作为一种史实记载下来的，是靠实地访问，从民间搜集而记录下来的，因此叫作“志”。“志”是记录的意思，而不是创作。”即使到了唐朝，小说脱离了历史，完全发展为文学创作了，带有实录性质的志怪传统也并没有中止。

清《四库全书总目》中子部中列小说家，分杂事、异闻两类，其中异闻存目部分收录唐以后作品85种，其中过半以史书体例编就，亦曾作为史书被引，但终被考为带有神鬼色彩的虚妄之作。直到清朝，清朝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和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均秉承着笔记小说“志”的实录传统。正如茅盾所述，神话“原来是初民的知识的积累，其中有初民的宇宙观，宗教思想，道德标准，民族历史最初期的传说，并对于自然界的认识。”因此，可以说，我国古代神话伴随着人类思维的发展、认识的拓展，呈现出与地理、宗教、历史、哲学等诸多学科的复合性，并始终带有“实录”的特点。

文字来源：《山海经》与我国古代神话编纂特征，谈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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