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中猴类形象与金猴面具之渊源（一）

  如果要论《山海经》中猴类形象与金沙遗址出土的金猴面具之渊源，首先得确证《山海经》的地缘文化。《山海经》开篇即曰:“南山经之首曰鹊山。其首曰招摇之山，临于西海之上”。郭璞注云:“在蜀伏山山南之西头，滨西海也”。“伏山”，即“汶(蜀)山”，也就是盆地西部的岷山，古羌族分支蜀山氏的发祥地。西汉刘歆在《上〈山海经〉表》中说:“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皆圣贤之遗事，古文之著明者也。”清毕沅《山海经新校正序》仍然称《山海经》相传“作于禹益，述于周秦”。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开始有人仅仅就“述于周秦”提出《山海经》的作者是战国时代的齐人、燕人、秦人、楚人、印度人和巴蜀人等各种地缘说。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袁珂认为《山海经》的作者是战国初、中期楚地楚国人。不管怎样，这些说法却无法否定《山海经》中2/3的内容直接或间接记载的是巴蜀地理人文的无争事实(清毕沅《山海经新校正序》“及此经《南山经》以下三十四篇，《尔雅》云‘三成为昆仑邱’。”东汉王逸、宋洪兴祖认为“昆仑”即“岷山”)，这在先秦典藏中是唯一的。司马迁在《史记》开篇就叙述了中华民族的开端即黄帝与巴蜀的关系，但不给巴蜀列传却写了《西南夷列传》。试问中原文人会写《山海经》吗?把都广之野写成  “天地之中”吗?

《山海经》的地望原本就是由《中山经》和《海内经》构成了其地标(中心)的，这个地标有人企图扯到中原或者山东半岛，甚至云南和广西。虽然《中山经》因大禹故以中原的薄山为之首，但《中山经》的山系竟主要记载的是盆地及其周边的山脉。而太行山原本是中原王朝的象征，华夏之龙脉，竟被作者写到了《北山经》;泰山作为山东齐国、鲁国的标志，却被作者弄到了《东山经》;华山原本是秦人的发祥地标，没想到作者随便扔到了《西山经》，而衡山虽然有两次被写入《中山经》里，但同时又被放入到《海内经》中。

有人认为《海内经》是汉代作品，按理说汉王朝统一了天下，就应该以汉王朝的都城长安或洛阳为“海内”，可《海内经》并没有直接记载中原王朝及诸侯，而恰恰记载的是巴蜀人文始祖帝俊，而帝俊本是《山海经》的主神(蒙文通语)。这“海内”指的是哪里?旱在西汉，淮南王刘安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日中无景，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这是继秦国吕不韦《吕氏春秋》后中原文人再次认同，西南都广之野(今成都双流境)为天地中心。郭璞《山海经》注亦有同样的论述。 

《山海经》中各种猴类图像及其寓意与华夏文化必然有一定联系，新石器时代出土的文物(岩画)上就出现了猴类的图形，猴类造型在后世文物(岩画)还多有展示。

在远古时代，古人最早将“猴”写成“夒(náo)”，甲骨文中的“夒”字像是一只正要搔首弄姿的猴子(如图2)。东汉许慎在《说文》中的解释是:“夒，贪兽也，一曰母猴，似人。”甲骨专家李孝定认为“此字在甲骨文中写为猴形，既代表殷人的某位高祖，也代表猕猴和神祇”。除了“夒”字，“猴”在“《诗经》中出现过‘猱’，《左传》中出现过‘玃’，《国语》中出现过‘夒’，《庄子》中出现过‘狙’，《楚辞》中出现过‘猨’和‘狖’，《山海经》中出现过‘狌狌’和‘白猿’”等文字。

《山海经》中“狌狌”和“白猿”之猴类形象大体为“人兽结合”的“人面猴身”或“猴面人身”。这种“猴形神人”或“猴祖神”的形态，形象的表现了“人”是由“猴祖”衍变而来的。在“猴”的上述称谓出现的同时，“猴”字亦被创造了出来，如《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曰:“宋人有请为燕王以棘刺之端为母猴者，必三月斋然后能观之。”但是，“在汉代以前，‘猴’字是从不单独行用的。”而“猴”取代其他称谓，那是约定俗成的。

文字来源：《山海经》中猴类形象与金猴面具之渊源，唐世贵，唐晓梅，李仲先

图片来源：《山海经》中猴类形象与金猴面具之渊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