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与怪物阐释学（五）

“原始思维”学说，较之空间和时间的异域叙事更抽象，因此更不易被证伪，时至今日，尽管它在其西方老家的学术界早已受到“反思神话学”的批判，被戴上意识形态的帽子而名声扫地，在中国神话学、民俗学界，尤其是涉及古代神话、宗教和《山海经》的解释时，仍大行其道。实际上，“原始思维”学说作为殖民主义的思想产物和学术工具，与其说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不如说是一个自我投射的自我中心主义神话：借空间异域，中心排斥四裔；借时间异域，现代排斥古代；借原始思维的精神异域，文明排斥野蛮。

其实，《山海经》本身就提供了一个自我中心神话的文本。《海外经》和《大荒经》中那些非我族类、形象怪异的殊方异类，并非海外异域实有之族类，实为战国时期的作者基于其“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异域想象而对一幅古图的误读（见拙作《失落的天书》）。《海外经》《大荒经》所展现出来的这幅遐方殊形的图景，虽属子虚乌有，但却是战国学者世界观和异域想象的形象写照，因此，这幅图景成为后世四裔志、异域志、职方志的神话原型，这些著作无一不是把异域描述为与中国大相径庭、怪异之物出没的荒蛮之地。

《尚书·尧典》说舜受禅执政后，“流共工于幽都，放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共工、兜、三苗、鲧就是来自《山海经》中的四个怪物，舜将它们“投诸四裔，以御螭魅”（《左传·文公十八年》），借放逐怪物到四方，划分中国—人类与四裔—魑魅魍魉的边界，这一事件，构成了《尧典》这一华夏创世纪的重要一环，中心—边缘的二元论神话也借《尚书》的权威而得以经典化。

从古至今，所有关于《山海经》怪异之物的解释，无非是延续这种“投诸四裔，以御魑魅”的神话原型，用一种“降妖除怪”咒术般的话语法术，震慑、排斥怪异之物，消除它给人的常识和理性带来的震颤。

现代神话学在其中心—边缘的二元论格局上，正与《尧典》《山海经》的异域想象一脉相承。神话学从诞生之日起就与怪物结下不解之缘或不解之“怨”，神话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门旨在通过阐释怪物、排斥怪物以维持理性秩序的“怪物阐释学”。在很大程度上，神话学只是改头换面、升级换代了的神话而已，它们共同植根于人类理性中根深蒂固的二元结构：怪异之物作为非理性的幽灵本身就栖息在理性自身之中，理性正是通过将“非理性”识别、命名为怪异之物，才成其为理性，也正是由于理性对怪异之物的识别、命名和排斥，怪异之物才被生产和释放出来，怪物的滋生之地不是原始思维或非理性，而恰恰是理性本身。

现代神话学把《山海经》怪物归因于古人的心智，在把怪物放逐到“原始思维”这一神秘的精神壁龛之同时，却并没有增进对“怪异之物”和《山海经》本身的理解，反倒是进一步强化了对怪异之物和《山海经》这本“怪异之书”的排斥与误解，与此同时，神话学还进一步把古人本身变成了怪物，变成了心智混乱、不可理喻、一脑门魑魅魍魉、群魔乱舞的疯子。按照福柯的说法，疯狂或怪异的与其说是怪物，倒不如说是制造怪物的理性、现代性和现代知识、学术与技术本身。

文字来源：《山海经》与怪物阐释学，刘宗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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