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的神话思维（一）

这种神话思维的形态，是与华夏初民居住于山川阻隔、内陆外悔的土地上所形成的地缘文化心理相联系的。因而古神话书的整理者以一种联想的合理性，把它与征服土地的灾难、恢复土地开发的秩序的文化英雄联系起来。汉刘秀《上山海经表》称：昔洪水洋溢，漫衍中国，民人失据，崎岖于丘陵，巢于树木。鲸既无功，而帝尧使禹继之。禹乘四载，随山刊木。定高山大川。益与伯翳主驱禽兽，命山川，类草木，别水土。四岳佐之，以周四方，逮人迹之所希至，及舟舆之所罕到。内别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纪其珍宝奇物，异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兽昆虫麟凤之所止，祯样之所隐，反四海之外，绝域之国，殊类之人。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前人读这段话，过多地拘泥于把该书著者伪托于几乎也是神话人物的圣君贤臣之不足为信。其不知这段话同时也透露，华夏初民生存滋衍在相当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幻想着有一群征服山川的巨人，为他们揭破环绕着自己、威胁着自己的山山海海的奥秘，以及山海之外的自己同类的生存状态。他们不理解山川的无情，他们又想借幻想参悟山川的情理，这就使他们的神话思维带有浓郁的土地缘分。

其次，这段话把《山海经》和古老的地理经典《禹贡》联系起来了。形成一种“神话－地理学”或“地理—神话学”的思维模式，这在人类神话思维方式上，也是非常独特的。所谓 “禹别九州，任土作贡”，显然是《禹贡》 开宗明义的 “禹别九州，随山清川，任土作贡”一语的节录。这就暗示了以《禹贡》为代表的远古中国人的地理文化观念，是以某种变异的形态渗入神话记录的。著者伪托为禹的助手“益”，而且还加了一个“等”字，暗示它是多人创作，并且自居于托名为禹所作的圣贤经典的下一个等级，甚至可以推想，刘秀似乎把它看作《禹贡》外传，自然是“可以考祯祥变怪之物，见远国异人之谣俗”的外传来对待的。《禹贡》是儒家六经之一的《尚书》的一篇。刘秀如此处理，似乎以别出心裁的方式，把为“子不语怪力乱神”而摒斥的神话巫术之书，嫁接在儒家的经传知识结构上。

地理与神话惨透的特异形态，使《山海经》是以地理方位，包括山川走向和海陆位置，作为其结构方式，去统系千奇百怪的神异幻想。这种别具一格的构成形式，给历代目录学造成不少迷惑。《汉书艺文志》，归入数术家形法类，大概是看到它的内容未脱巫风，即所谓 “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隋书经籍志》 归入史部地理类，则是着眼于它以地理方位为结构的形式特征了。《四库全书总目》，称之为 “小说之最古者”，后来的学者又把它列为神话书，最终超越了这种目录学的迷惑，却又忘记了迷感中也有合理的因素在，即它是以地理方位作为神话碎片的组合结构的。在这番组合中，《山海经》跨过了大抵信实、又难免粗率的《禹贡》地理认知范围，以奇异的想象想在“ 五藏山经”部分深入群山险阻的细部。又在“海外”、“海内”、“大荒”诸经中，进行更为恢宏夸诞的幻想。于是，与《禹贡》式的官方文字的典重性相对照，《山海经》显示了民间想象的自由感、神秘感和神奇感，显示初民想超越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去猜测山海天象、自然万物的秘密的新鲜粗野而又异想天开的灵魂。

文字来源：山海经的神话思维，杨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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