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威金石文化概观之一：武威金石的历史文献价值（下）

【按语】在《武威金石志》即将出版之际，现隆重推出《武威金石的历史文献价值》《武威金石的文学艺术价值》《武威金石的书法艺术价值》和《祁连磅礴拥孤城 文物当年似两京——武威金石文化概观》等文章，分别对武威金石的历史文献价值、文学艺术价值、书法艺术价值和金石的一些基本知识、武威金石述略、武威金石产生的历史文化载体、《武威金石志》的整理编纂概况作一介绍，请各位看官关注并批评指正！因文章较长，需分次刊发，请见谅！

读碑如读史，看山如观画。碑刻在我国古代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内容丰富、思想深刻、形式多样，它镌刻着重要的历史事件，又记载了文人雅士的思想感悟，同时也是书法艺术的珍宝。读碑长学问，读碑警人心。读史使人明智。当我们领略祖国大好江山的同时，又读或欣赏到一幅幅发人深省的碑刻艺术，这对我们的思想和心灵无疑是一种升华和净化。

——写在世界读书日之际

 

 

题  记

哪一座城市，把自己几千年的印记浓缩于众多金石碑刻中？哪一座城市，最能唤起本地民众关于武威历史的记忆？武威金石，数量众多，形制多样，内容丰富，洵然可观。或记事，或颂功，或传述，或展现，文字优美，形象感人。时代之缩影，社会之百相，官员之楷模，道德之矜式，尽在其中矣。可表旌乡里，传承后世；有补史乘，足征文献；书体咸备，风神各异。历史久远，可洞察社会幽微；金石生辉，可守护精神家园。读碑犹如读史，读碑犹如读城。或登楼赏碑，或开卷读文，诚感恩家国，膜拜先人。放眼中华，数百座名城冉冉升起；聚焦金石，数千年文明历历在目。此时此刻，诚邀您翻阅金石著录，阅览武威旧事，体悟对这座古城的辉煌与敬意！

 

武威金石文化概观之一

武威金石的历史文献价值（下）

 

阅览武威旧事，体悟对这座古城的辉煌与敬意！此文约2万字，分上中下三篇刊发，此为下篇。

 

一 发掘地方治理与社会发展的新史料

二 开拓寺庙保护与宗教研究的新视野

三 提供人口迁徙与姓氏播迁的新线索

四 呈现中外关系与民族融合的新视角

五 填补文献记载与历史研究的阙佚

 

四 呈现中外关系与民族融合的新视角

碑志在研究古代中外关系史和民族关系史方面呈现出新的视角。武威现存碑志中有许多民族内容，粟特碑志多为域外来华者之志，羌族、鲜卑族等碑志为华夏大地固有民族之志，这些碑志记述了他们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历史过程，反映了中原王朝以其强盛的国力和厚重的文化，推动实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趋势，为研究中外关系与民族融合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

1.羌族

姚辩，系后秦王室后裔，既是贵族又是望族。武功卓绝，一生东征西讨，屡立战功，官至凉州牧、左屯卫大将军，进爵为公，为周、隋的江山立下汗马功劳，后世论者其功不在霍去病之下。但《隋书》无传，《姚辩墓志》实际上就是一篇姚辩传记，可补无传之漏。姚辩一族是武威姚姓的重要源头之一。

2.鲜卑族

《纥单墓志》是研究鲜卑族贵族纥单家族及其姓氏流源的重要依据，《若干元墓志》是目前保存的鲜卑贵族若干姓氏的难得资料。“纥单”、“若干”是历史上少见的姓氏，后来分别汉化为单姓、苟姓，使原有的华夏古老姓氏又多了鲜卑族流源。吐谷浑属鲜卑族一支。武威有吐谷浑王室墓葬群，已出土弘化公主墓志等10通。按照王室墓葬规制和礼制要求，应有许多吐谷浑管理人员。吐谷浑的亡国，使这部分人员融合于当地民族之中。今慕容、慕姓中即有吐谷浑民族成分。

3.铁勒族

契苾氏，出自北方铁勒（勅勒）族。契苾何力，本是铁勒可汗，驻牧于祁连山一带，贞观六年率部归唐，授官封爵，居凉州。何力功勋卓著，官至镇军大将军，封凉国公，去世后陪葬昭陵。长子契苾明，袭爵凉国公。契苾明长子契苾嵸，袭爵凉国公；次子契苾嵩，封姑臧县开国子；三子契苾崇，封番禾县开国子。契苾家族自何力率部内附后,先后七代为唐王朝做出了重要贡献，家族达到鼎盛阶段，后来融入中原民族。本书收录6通契苾家族墓志，是其家族历史演变、兴衰代谢的第一手资料。

4.吐蕃族（藏族）

论姓主要出自吐蕃门阀世家噶尔家族，吐蕃国相、促使和亲的重要人物、名画《步辇图》中唐太宗接见的主宾禄东赞是其代表人物。武则天圣历二年，禄东赞孙论弓仁继叔父赞婆率部归唐，被安置于凉州，赐以“论（伦）”姓，从他起子孙皆以论为姓，封官袭爵，备受优渥，以武威为第一郡望。论弓仁子论诚节，赠武威郡王、太子太傅。论诚节之子惟贤、怀义、惟良、惟真、惟明五兄弟，皆效忠唐朝，屡立战功。之后，论氏融入中原民族。清代进士伦肇纪，当为后世武威伦氏中的佼佼者。《论弓仁碑》《论惟贤碑》见证了论氏的辉煌，是今天研究武威论姓的重要文献。

5.党项族

西夏灭亡后，许多党项人融入当地民族。世居武威的党项族人余阙，因元末死节而名闻天下，其子孙播迁各地皆以余阙为得姓始祖，武威成为余氏公认的郡望。余阙，生于合肥，进士，官至都元帅、淮南行省参知政事，曾扼守安庆七年，历经大小数十战，城破后因不堪被俘受辱自尽。明朝开国后朱元璋诏令表彰，建祠祭祀。元人贾伯良作《余阙碑》纪其事，文学家宋濂为其立传。

6.蒙古族和回鹘族

明朝曾赐给许多蒙古人吴姓。蒙古族将领把都帖木儿，永乐三年率部归顺明朝，赐名吴允诚，授官守备凉州，后随驾北征、平叛，累迁左都督，封恭顺伯，追赠国公，赐葬凉州。其三代子孙中，封赠二侯四伯三公，两位皇妃；多位同僚部将授官赐汉姓。吴允诚家族以忠节显名，封赠不断，一直延续到清初，长达七代，是武威乃至河西地区历时最久、影响最大的蒙古族显贵世家。气势恢宏的吴府及府内阜成寺，俨然《红楼梦》中的贾府。吴允诚去世到今天已愈600年，后嗣超过20代，家族已全部汉化，所以武威吴姓人口中有不少蒙古血统。《吴允诚神道碑》《阜成寺碑记》可补正史阙佚。

蒙古人毛忠，祖籍四川，其曾祖归附明朝，落籍武威古浪大靖，官至千户，世代承袭。毛忠军功卓著，为明朝名将，赐姓毛，官至左都督，封伏羌伯，后代多融入汉族，古浪有《毛侯墓地恢复碑》等。

《高昌王碑》《西宁王碑》《孙都思氏碑》之回鹘、蒙古人物家族，后亦多融入汉族。今武威姓氏中，与蒙古族关系密切的还有帖、铁、妥、朵、脱、火、鲁等姓。

7.回族

达云六世祖系哈密畏兀儿人，明洪武初年落籍凉州，以姓首字“达”为家族姓氏，融入回族。达云官至甘肃总兵，累功封太子太傅，名震西陲，为一时边将之冠，诰封四代，入武威乡贤祠。其子孙显贵者颇多，多为军事将领。武威达姓后代多融入汉族之中。《松山平虏碑》《荡空松山碑记》《定松山碑》《大明碑》《重修奶子佛碑》，直接或间接记录了达云在万历年间的松山大捷中的作为，《增修大云寺碑记》则记载了达云父子的捐资信息。         

 8.昭武九姓

汉初，匈奴破月氏，河西昭武月氏部落被迫西迁进入中亚粟特地区（今锡尔河与阿姆河中游一带），征服当地土著，形成康、安、曹、石、米、何、史、穆、毕等粟特国家，统称“昭武九姓”。约在3世纪之后，他们就以行商著称，整个欧亚大陆间，处处有粟特人的身影。5世纪之后，特别是隋唐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和繁荣，九姓胡人大量迁居河西和中原地区，成为中国境内最大的移民团体。他们主要从事商贸活动，与汉人通婚，以国为姓，世代相传，并逐渐汉化。同时，祆教作为粟特人普遍的信仰也传入中国。祆教也称火教，创立于公元前六世纪。武威是汉唐时期河西地区最大的军政机构所在地，也是昭武九姓的重要聚居地和祆教的主要传播区，长安以西的粟特政教中心。武威设有宗教管理机构萨保祠（祆神祠），武威的康、安、史氏都做过萨保。武威粟特碑志较多，对考察和研究其家族源流、功名仕宦、宗教信仰、婚姻关系等具有重要价值。

康国是昭武九姓的宗主，来华者最多，成为中国康姓的一大源头。《康阿达墓志》是河西地区出土的粟特裔康氏的唯一一方墓志，历来为学者所重视。志主拔达为粟特康氏首领，并兼任萨保管理祆教事务，拥有军事、行政、宗教和商业大权。粟特康国一族当为武威康姓的重要一支，后融入汉族当中。

武威粟特势力最大的是安氏，其代表是帮助唐朝颠覆李轨大凉政权的安兴贵、安修仁家族。安姓在凉州为望族，世称姑臧望。部分安姓将领因平定安史之乱有功，被赐姓“李”。隋唐时期，武威安姓居多，且造就了一批青史留名的家族精英，如安兴贵、安修仁、安元寿、李抱玉、李抱真、李元谅等。《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武威李氏，本安氏，出自姬姓……”这里指的是汉化的粟特安氏。武威和全国出土的安姓墓志较多，本书收录唐代武威安姓（包括被赐姓为李者）墓志12通，志主有安伽、安延、安附国、安元寿及夫人翟六娘、李暐（国珍）、李抱真、李元谅、李平、安玄朗等，都是唐朝显官。碑志所涉雪献法师，俗姓安，大云寺寺主，安兴贵后代；安忠敬，李抱玉之父，官至鄯州都督。

《曹庆珍墓志》志主曹庆珍，祖籍安徽亳州，世居凉州。有学者认为他就是大凉国首领李轨的首要谋臣曹珍，亦为粟特后裔。

《史思礼墓志》志主史思礼，昭武九姓，官至右龙武军翊府中郎将、上柱国。《代国夫人史氏墓志》志主不详，或与昭武九姓有关。

石敬瑭之孙石延煦《墓志》云:延煦“历大将军……上柱国，武威郡开国伯。”《大唐故石府君墓志铭》载，后梁武威人石盛和石彦辞、石朗父子三人出仕朝廷为显官。《武威郡石氏墓志》志主也是武威郡人。武威曾是昭武九姓石国人云集之地，是公认的石姓郡望。爵位多封于郡望，以追怀先祖，不忘出身。明《孝行碑记》志主石韫璧，祖籍浙江鄞县，因其曾祖从军和戎城遂落籍古浪，这是武威石氏中一支源自浙江军户的例证。

《翟舍集墓志》志主翟舍集，出生于“右地名族”，继承先世遗烈，立功授爵为上柱国。夫人安氏，凉国公安兴贵孙女。另据安元寿、翟六娘夫妇《墓志》，翟舍集夫人为凉州名门安氏，而安元寿夫人为翟六娘。由于安氏与翟氏的双向联姻，学术界把西胡出身的翟姓也视为粟特人。武威翟姓与狄姓中有相当部分是由迁居武威的西域胡人汉化改姓而来。

五 填补文献记载与历史研究中的阙佚

碑志兼具历史文献、历史文本、历史文物和历史行为四种性质，它在记载民俗事象的同时，在文本之外与民间社会产生联系，不仅起着增长知识的作用，同时对传世文献具有极大的互补性，有考史、补史的作用，可以正史传之“阙谬”。以二十四史中的纪传体为代表的人物传记，以记言、记行、细节、对比、互见诸法写人记事,历史事件清晰，人物形象鲜明。碑志相类人物传记，不乏优秀篇章，往往能道正史所不能道，以弥补正史记载的不详或缺漏，可以从不三命通会巫咸撮要物的生平经历中了解当时的社会历史。

碑志在考证历史事实、补正史籍阙载、纠正史籍舛误等方面，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本书收录的人物传记类碑志不少于150篇，包括140通墓志及部分碑刻，比较完整的约有50篇，有贾思伯、段荣、姚辩、张琮、安元寿、弘化公主、段秀实、安附国、契苾明、契苾嵩、契苾通、论弓仁、论惟贤、翟六娘、段承宗、郭千里、李国珍、李抱真、李元谅、李益、余阙、高昌王、西宁王、孙都思氏、宋晟、吴允诚、张达、李义、杨嘉谟、张承武、赵开府、张澍等碑志，碑主多为区域乃至国家级名人；还有许多碑志涉及到的功勋人物如建造文庙的徐晞、再造罗什寺的石洪、增修大云寺的志满、加固钟楼的李焕彩、保护文物的贾坛等；碑志作者不少出自名家，如虞世基、欧阳询、于志宁、郭正一、张说、娄师德、殷元祚、唐德宗李适、杨炎、李益、元稹、董晋、班宏、韩秀弼、崔郾、虞集、康里巎巎、赵世延、危素、陈敬伯、杨士奇、杨荣、杨博、赵时春、王锡衮、胡天游、王鼎、牛鉴、魏光焘等文史大家和重臣显贵。这些碑志，通过对碑主家世家庭、生平事迹、生活阅历等领域进行比较全面的叙述和记载，抑或深层精神的揭示，反映了历史和时代的变迁；除少数史书有传和间或有载记者外，绝大多数史籍阙载，碑志填补了这一空白，为研究武威历史和人物世系族谱、阙里郡望、生平事迹、职衔官阶、婚姻子嗣等提供了可靠和足资佐证的史料，比如我们把李抱真墓志和德政碑与两《唐书》本传结合参读，就是一篇全面完整的李抱真传记。

   直接或间接反映了战争生活或战争给社会带来的变化。

《松山平虏碑》《荡空松山碑记》《定松山碑》《三眼井堡记》《大明碑》《重修奶子佛碑》，对明万历二十六年官军剿除边患的松山大捷以及收复松山善后，记载比较周详，刻画了松山战役的主要组织发动者田乐、李汶和刘敏宽、梁云龙、达云等主要将领的英雄群像，补充了许多史料，特别是对武威籍名将达云在此役中的表现有了直接的战地记录，既补充了正史之阙佚，也避免了正史之刻板。治理战争创伤历来是社会治理的一大难题。

《副总戎刘友元平逆回碑》记载，刘友元在平叛期间，“禁兵骚扰，屏绝民词，清廉正直，军伍闾阎，一丝一粒，戒严四知。” 可以说，大军所至，秋毫无犯，赢得了交口称赞。

碑刻中的一些细节对一些历史现象留下了想象的空间。大云寺住持雪献法师是凉州安氏贵族后裔，和当时驻守武威的赤水军副使安忠敬（李抱玉之父）是一家。这一细节显示，武威豪望安氏及粟特胡商在武威的势力非常强大，其影响力不仅在商界，亦渗透到军政界、佛教界。展开联想，就为之前的粟特胡人安兴贵、安俢仁颠覆李轨大凉政权和至德二年（757）河西兵马使盖庭伦联合九姓商胡安门物等聚兵反叛这些重大事件找到了一种潜在的联系，说明粟特胡商确实是一股相当强大的势力，有时关系到地区或国家的安危。

其他方面的价值。

李益夫妇墓志的发现，将进一步厘清李益研究中许多争论不休的问题，可填补文学研究中的一些阙佚。东汉书法家张芝书写的澄华井碣，虽然佚失或字迹脱落，但始终存有一种美好的念想。

刻于十六国时期前秦苻坚建元十二年（376）的《前秦梁舒墓表》，是武威目前出土的年代最早的一通夫妇合葬墓表，对研究武威古城变迁和梁氏播迁武威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刻于唐天宝年间的《凉州御山瑞像因缘记》，除瑞像预言和神翼超群的神奇故事外，碑文中“驾还幸之，改为感通寺”，历来是隋炀帝西巡返程路线和大云寺赐名为感通寺的有力佐证。

唐文宗大和九年的《贾温墓志》，贾温以神策军高级将领身份主管长安东西两市回易，提供了唐代禁军从事商业活动且形成一定规模的资料。

西夏碑对地震的记录，填补了地震史的阙佚；康熙五十年《重修清应寺塔顶碑记》关于清应寺塔顶遭地震损毁的记录，与《五凉全志》记载的一次地震完全吻合。

古浪县吕氏家族墓地保存的清道光年间《吕氏碑记》《吕氏明堂碑》及其石桅杆，对研究古代科举功名和荣誉制度极具重要价值。

还有，如对女性碑志的研究，对探讨古代的家庭关系、婚姻制度、社会风尚等提供了新视角。再如，清朝时期在台湾任职的三位凉州军人碑志，民勤苏武庙碑、天祝韩湘子庙碑、古浪奶子佛和昌松瑞石碑及其相关的民间传说等等，在某一领域的研究和宣传中都是极有价值的资料佐证。

总之，碑志作为补史、证史、纠史的思路和工具，其重要性和历史文献价值不言而喻。但碑志记述和史料中的任何文本一样，都有其形成的过程和作者的主观意识，不能完全等同于史实，存在夸张成分或使用春秋笔法是其不可避免的事实。

石刻的功能在于纪事、铭功、述德、纂言，也只有最值得记载的事功德言才有可能铭之于碑志。许多碑志树立至今日，历史沧桑巨变，碑主创造的辉煌早已过去。但碑主的功绩和立碑之初所寄予的厚望，只有凭借碑志传承。

石头被人镌刻上文字，豪立于大地, 携带着记忆，就是为了留存，为了记住，为了重温。因此，碑刻就是岿然不动的文化之根，即使在简牍、丝帛、纸张等文字介质大行其道的时代，依然不能取代碑刻的特殊地位和实际作用。石刻使语言文字变成了坚固恒久的存在物，虽经风剥雨蚀，日曝寒袭，也远远超越了人类个体生命的寿限。

中国古代名人，大都与石刻文字结下不解之缘，为他人树碑立传，既是实现“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人生坐标的一种作为，同时也是为自己“树碑立传”的一个途径。武威碑志作者中有于志宁、欧阳询、张说、元稹、杨炎、虞集、康里巎巎、杨士奇、杨荣、杨博、王鼎诸大家而增光添彩；同样，他们也以撰写凉州碑志获得荣耀。杨荣以文庙暨儒学记碑与武威文庙同光同辉，欧阳永裿以《敦节俭条约》碑享誉武威，铁珊以“铁道判案”碑永载史册，康敷镕、贾坛以寻碑、护碑与碑同在，张澍以识碑、考碑、发现西夏碑名扬天下。刻痕把历史事实凝固成让人刻骨铭心的文化记忆，渗透在生命的体液中，虽时过境迁也照样永葆不朽。

武威碑志具有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将为方方面面提供有别于一般历史文献的实物资料，为武威历史与凉州文化研究提供新的视点和佐证。由于碑志数量众多、分布广泛，全面有效的保护机制和措施尚未形成，还有不少散落野外，历经自然风化和人为破坏，其躯体和文字还在一天天剥蚀，有些已经难以辨识甚至风化残损，造成永远不可挽回的损失。

被誉为“石刻档案”的碑志，是不可再生的历史文化资源。保护碑刻实物，整理碑刻文献，具有继绝存亡，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更有着其他历史文献不可替代的学术研究意义，让我们共同努力，保护之，传承之，弘扬之。

（《武威金石的历史文献价值》全文完，请君待阅相关文章《武威金石的文学艺术价值》）

 

作者简介 王其英 凉州文化学者。1982年1月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长期从事教育和党政工作，曾任凉州区政府办主任等职务，兼任《武威市志》总编。编著出版《武威金石录》《西部明珠凉州》《可爱的凉州》《凉州历史文化散论》《历代咏凉诗选析》《武威特色文化述要》《武威少数民族述要》（合著）《武威金石志》等多部著作；参编、修订、通稿地方志和地方文献资料20多部，在报刊发表文章数十篇。荣获甘肃省地方史志先进工作者、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