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预告《传记文学》2021年第4期总第371期

封面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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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力量：知识分子在抗战中

1942年5月2日，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毛泽东高瞻远瞩，以全局视野和战略眼光，及时而精准地概括出能够使抗战取得胜利的核心要义——打造“文武两个战线”，建立一支“文化军队”。在中国十四年抗战期间，由知识分子组成的“文化军队”一直活跃于抗战各个阶段。他们是文艺界的抗日战士。他们以笔为武器，以文艺形式投入全民抗战进程中，为唤醒民心、凝聚民力、争取抗战胜利和民族独立，都作出了巨大贡献。

他们不仅自觉践行“笔是枪，把热血洒在纸上”的文艺理念，也以“文艺界尽责的小卒”这一文艺工作者身份参与实际而具体的抗战工作而流芳后世。就后者而言，郭沫若“别妇抛雏”从日本秘密回国参加抗战，老舍决然逃离济南奔赴武汉并出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务部主任，茅盾于抗战初期主编《中国的一日》以及此后在文艺战线上所开展的一系列文艺工作，姚雪垠和臧克家深入国统区所开展的战地调查和采写活动，郑振铎战时为拯救古籍和保护文物而四处奔波的经历，等等，都是抗战时期文艺界精英以其作家和战士身份参与实际抗战工作的典型例证。记录战争，抨击丑恶，宣扬正义，鼓舞士气，他们在抗战中所起到的作用是他人所无可取代的。直面民族灾难，背负时代创伤，他们不逃避、不退缩，勇担使命的境界和行动，都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留下了光彩一笔。他们的抗战行动和形象也因之而永垂不朽！

文艺为抗战服务，首在宣传，故在艺术风格上，追求大众化、通俗化，便成为主流。而像田间《假使我们不去打仗》这类通俗易懂、简洁明快、直击人心的口语诗便有了惊人的宣传力度和接受效果。文艺作为武器以直接服务于抗战工作的趋向在此显得异常明显。待至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对战争环境、进程、结局，以及战争背景下人之生存本相、民族精神样态的深度观照、反思、书写，也就成为巴金、老舍一类精英作家们所着力展开的实践向度。《屈原》《四世同堂》《寒夜》等作品之所以成为“经典”，不仅在于它们以其近距离观察和描写显示了其在这场漫长、惨烈战争中的宣传价值，更以其对战争、人性、民族性及其关系的深度思考和书写彰显出其在中华民族史和文学史上的伟大意义。

不同于具体的军事战争终有止息之时，文艺抗战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文化影响将永远延续且永不过时。诞生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战文艺以其独一无二的艺术魅力和非凡感召力而成为民族文化中的瑰宝。在新时代，作为历史事件的十四年抗战，更是成为包括文学艺术家在内的所有中国人所无法忘怀、不停回顾、永在思考的全民族话题之一。铭记历史，珍爱和平，把祖国建设得更富强、更美好，此种理念愈发深入国人心中。我们深信，历史并未远去，考察那一代知识分子与时代、人民密切结为共同体的经历，也可为今天的文艺工作者如何结成与新时代的融洽关系提供方法和情感上的支撑。同时，近些年来，特别是自2020年以来，受疫情影响，世界正在发生新一轮的变革，时局与时势中诸多不确定因素亦在潜滋暗长。在此背景下，我们也深感责任重大。为此，本刊在2021年第4期特别推出“另一种力量：知识分子在抗战中”封面专题，邀请陈福康、冷川、许建辉、段崇轩、慕津锋五位学者分别撰文，讲述郑振铎、老舍、姚雪垠、姚青苗、马识途在抗战中的文艺活动，意在达到回顾战争，追求和平，助力新时代发展之目的。

2021年是奋进“十四五”、逐梦新征程的开局之年。时值四月，大江南北，次第花开，期待“美好生活”永驻人间！

抗日战争进行到1939年，坚持在上海“孤岛”做文化救亡工作的郑振铎眼看大量珍贵孤本秘籍或被敌人和外人攫走，或惨遭散佚毁坏，心急如焚。他想：明末大乱时，黄宗羲保护典籍于兵火之中，虽然无法讲学、研究，而藏书却得以流传于世；叶林宗在战乱中藏书尽失，但后来重新购入，数量反而超过先前。他多么希望自己也能这样啊！他更想到将来战争胜利后，国家重建时更是必需文献资料。因此，在抗战中他竭尽全力，遇好书必救，真有点像立志移山的愚公、决心填海的精卫。

“五四”是属于青年人的，抗战则属于中年人。青年有的是锐气，可以飞扬蹈厉，开新局面；中年有的是韧劲和耐性，能够熬得住，负重致远。老舍似乎天生就是一个中年人，满族平民文化的浸染，加上在英国工作时接受的狄更斯世情小说的传统，使他的幽默一开始就有一点儿人生阅历的底子。“七七事变”爆发时，按阴历算，他39岁，是三个孩子的父亲，文名满天下，刚刚写完自己最得意的作品之一《骆驼祥子》，政治上无党无派，因此到处都是朋友，只有日本这一个敌人。在30年代的文坛，老舍原本只是一个“小卒”——?一个身怀绝技、成就卓著的小卒。他不是统帅，更不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但抗战的时代选择了他。“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老舍为人的宽容与坚忍，性格的外圆内方，在雅俗等问题上的视野与格局，最适合去为文坛聚力，为文人立标。

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在成立大会的会场上，“文章下乡，文章入伍”两条大字标语格外引人注目。广大的进步作家将之视为“文协”引领知识分子投入抗战的号召而群起响应。其中，姚雪垠是这一号召最积极、最忠勇的拥护者和践行者之一。从1939年4月至1940年2月，他三次挟笔远征，奔赴抗战的前沿阵地，以强大的现实主义笔触，写出了《四月交响曲》等一大批表现抗战的作品。这些作品虽已经历七十多年岁月的洗练与销磨，但至今仍铿然有声、回响不绝，其中高扬着的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旋律，犹如铁马金戈一般在神州大地上驰聘纵横。

在中国抗战文学史，乃至世界反西斯战争文学史上，山西抗战文学都是其中悲壮而光辉的一章，代表作有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家庄变迁》、马烽和西戎的《吕梁英雄传》、李古北的《未婚夫妻》、穗青的《脱缰的马》、贾植芳的《嘉寄尘先生和他的周围》、周而复的《诺尔曼·白求恩片段》、柳青的《牺牲者》、阮章竞的《漳河水》、萧红的《黄河》《孩子的讲演》、贺绿汀的《游击队歌》、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等。这些由山西本土作家与全国各地作家创作的抗战题材小说、散文、诗词、纪实文学等精品力作，构成了一曲艰苦卓绝、慷慨悲歌的抗战交响曲。但是有一位作家的一部小说杰作，却被历史埋没了、被人们淡忘了，那就是姚青苗的《中条山的杜鹃花》。

1931年9月18日夜，“九一八事变”爆发。当时，年仅16岁的马识途（时名马千木）正在北平大学附属高中上高一。“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到学校时，马识途与十几位东北籍同学在学校操场上抱头痛哭。有的同学说：“看来中国是要亡了,我们都会成为亡国奴。”但有的同学却大声疾呼:“抗日救国!”马识途被他们感染，也跟着他们高呼。看着祖国的大好河山因为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而被日本侵略者不费吹灰之力地占领，马识途与北平各大中学的学生都感到异常悲愤。学生们纷纷表示要召开大会，并上街游行示威，向政府表达抗议。可学生大会刚开始，北平的警察和特务便冲进会场，不分青红皂白，拿起警棍就殴打学生。包括同班同学尚之二在内的一批学生被捕，这是马识途第一次亲眼目睹警察和特务的暴行，他心中异常愤慨。他想：中国人为什么不去打日本人，却这么狠毒地打中国人？而且被打的大多是手无寸铁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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