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胡如雷先生



 

    我不是胡如雷先生的入室弟子,也没有听过胡先生的讲课,但是胡先生的著作和思想对我的学术成长具有重要影响,也可以说是我学术路上的重要引路人之一。下面我举三个事例予以说明。

第一,《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对我的影响。我是1978年入甘肃师范大学历史系读本科,当时的历史系主任金宝祥先生是一位笃信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也是著名的隋唐专家。他说他曾5次通读过《资本论》,还读过两遍黑格尔的《小逻辑》,因此倡导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受金先生的影响,我也很认真地读过一遍《资本论》第一卷。由于处在这样的学习氛围里,同时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前期又正逢史学界讨论“五朵金花”如火如荼,自然在本科和研究生学习期间对其讨论过程和议题给以很大关注并且有很浓的兴趣。但是我上小学二年级时“文化革命”开始,1974年高中毕业又到农场、农村和工矿劳动工作,从未接触过史学,“五朵金花”多是纵横古今,所以面对汗牛充栋的报刊论著,很多问题难以理解,就在困惑之际,胡如雷先生的《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一书出版,当时买到这本书的喜悦之心真是难以言表,如获至宝,我很认真地读过两三遍,以致四年级准备考研时许多同学都来向我咨询史学理论问题——其实也主要就是“五朵金花”问题,我大致能对答如流,当然我向同学们兜售的观点和答案多是来自胡先生的大著。

我个人以为当时在“五朵金花”讨论热潮中,胡先生应当说是独树一帜的,绝大多数的学者多是以五朵金花中的某一朵金花或某两朵金花来讨论“封建社会”的性质和特点,如胡先生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出发,层层横向解剖封建社会形态,是很少的,而且先生能够全面地纵向看待土地制度、地租形态、地主阶级、农民经济地位、货币资本、商品经济、封建经济危机、农民战争及其封建社会分期,故持论不至于过左或过右,在那个时代是较为客观、平实的。譬如,北宋前期的王小波、李顺起义提出“均贫富”的口号,大多数人都从划分农民战争前后期的标志,是农民革命斗争已开始触及封建社会根本土地制度的表现等角度加以论述,而胡先生则在此基础上从社会变革的角度敏锐地观察到这是中唐社会巨大变革的反映。胡先生指出,作为时代特点,这些纲领性口号都把打击地主经济、地主土地所有制本身明确地写在了斗争旗帜上,正是这一点显示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新的时代特点。这个特点就是,首先公元10世纪末发生的王小波、李顺起义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均贫富”的纲领性口号,这件事集中反映了两个多世纪以来的社会变革,反映了农民阶级社会地位的变化。其次,唐代虽有客户,但系土、客相对,土户与宋代的主户还有区别。只有到北宋建立以后,主客户制度才正式确立,这件事中反映了土地制度,佃客地位的变化,所以北宋的建立并非一般的革代性,而是标志着历史时代的转折,具有特殊的社会意义。”(《唐宋之际中国封建社会的巨大变革》《史学月刊》1960年7期)胡先生的这个观点从另一个侧面回应了日本的唐宋变革论,同时对今天的宋史研究也还是有一定启迪作用的。

胡先生的大著出版已经三十多年了,尽管三十多年来史学研究的议题和理论早已数度变幻大王旗,但是从运用西方先进视野和理论解读中国历史发展道路和特征的探索精而言,无论是成功抑或是失败,胡先生的大著所闪耀的睿智即使在今天也是有借鉴价值的,至于早年读《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对于今天的我,毋庸讳言,在潜移默化中点点滴滴的形塑作用,应当说留下了深刻的印迹。如果说我们这代学者尚能从中国古代史的长时段考察断代史的问题,或者能从社会经济结构变迁观察历史演进的深刻原因,是与受惠于胡先生他们那一代人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构中国历史分不开的。



                                                                   

第二,《李世民传》对我的影响。1985年,硕士毕业后留在西北师院工作,兰州大学张大可先生邀请我参加他主持的《五太后传》中的辽朝萧太后撰写工作,以前我从没有写过人物传记,正不知如何下笔时,恰好在书店看到胡如雷先生撰写的《李世民传》,便又兴高采烈地买了一本,毫不夸张地说我写的《萧太后传》就是参考、模仿胡先生大作的写作方式而来,亦即把萧太后放在她所处时代的大背景中判断其功过是非,甚至《萧太后传》的一些章节安排都有刻意模仿《李世民传》的痕迹,譬如“六、开明政治”的写作就是借鉴胡先生笔下李世民推行开明政治的几个方面。当时张大可先生看了我的稿件后还对我说了一些带有期许颇高的话。说来惭愧,当时读书有限,一直以为“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把他们创造出来”是经典作家马克思的名言,读了胡先生的书才知道马克思的“名言”是来自法国启蒙思想家爱尔维修的论断,算是长了点见识。




第三,唯一一次近距离接触胡先生,并聆听教诲。胡如雷先生生前我大概只见过三次面,印象最深的是在1989年5月底。1987年我考入河北大学跟随漆侠师读博士时,方知道胡先生和漆侠师在河北社科界并称两杆大旗。1989年6月,国家教委主持建国四十年教学成果奖评选活动,漆侠师的教学成果《坚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治史、执教、育人》,获得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特等奖。是年六月中旬国家教委组织专家对漆侠师的教学成果进行鉴定,出席鉴定会的专家有邓广铭、张政烺、何兹全、王曾瑜、藤大春和胡如雷先生等史学界和教育界著名学者。那时我正读博士研究生二年级,有幸全程参与接待工作。鉴定会结束,由我和河北大学人事处一位副处长陪同专家们考察游览八字命理淀,记得很清楚在去八字命理淀的中巴车上,我向胡先生提及当年认真读《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的经历,当胡先生知悉我是漆侠师的博士生后,胡先生客气地说那部旧作还不成熟,还有一些问题需要重新探索。然后问了一些有关学习方法方面的问题,并对我说:“你能跟漆侠学习是你的福气,在现今史学界,理论好的人,史料功夫不一定好;史料功夫好的人,理论水平不一定高,像你的老师理论水平高,史料功夫也好,这是很难得的。”胡先生与王曾瑜先生提到漆侠师新出版的《宋代经济史》,以为是理论与史料结合上乘之作,让我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做历史研究理论与史料取舍之间的关系,很受教育。胡先生的一席话,虽然表面上是对漆侠师的推重,但是话语也透露出胡先生对优秀史学工作者素质的基本判断,即,一个优秀史学工作者应当具备高水平的理论素养和高水平的史料素养,两者不可偏废。我觉得胡先生有关理论与史料并重的治史思想对现今细碎化研究现状有特别大的警示和指导意义。虽然现今已过去了近三十年,但胡先生的教诲犹在耳旁,一直激励着我不断学习和追求。




博士毕业后我留在河北大学工作,去石家庄的机会较多,但是在河北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楼道里只匆匆见过胡先生两面,印象中的胡先生因患糖尿病,身体比较虚弱,但是精神尚好。1998年1月大寒刚过的一天清晨起床听到河北省广播电台发布胡如雷先生逝世的讣闻,心中不由震动了一下,那天天气很冷。记不清是当天还是过了两天到漆侠师工作室,跟漆侠师谈起胡先生逝世的讣闻,漆侠师面部表情很凝重,那时正是史学界要回到民国去的呼声此起彼伏、肆意贬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时节,漆侠师惋惜地说到,又走了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漆侠师在土地制度、农民起义、历史动力、地主阶级等问题的看法与胡先生的观点不尽相同,但两位大家都能心平气和地尊重各自的学术,也成为学术上的挚友。漆侠师每次去石家庄开会或出差,总是会抽出时间到胡先生府上相见叙旧,1987年前,漆侠师先后请胡先生、宁可先生、田昌五先生到河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宋史研究室讲学,主要讲授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胡先生病重期间,漆侠师还专程从保定到石家庄前往医院看望老朋友。

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教委建立学位制度,按照胡先生的学术造诣和影响,不是第一批也应在第二批获准建立博士学位授权点,但是不知何因在河北师院时没有申请到,1985年到了河北省社科院更没有机会申请博士授予权。这对河北史学界和唐史学界来说是个不小的损失,如果胡先生有博士点,完全可以在晚年为河北史学界、为唐史学界培养建立一支比现今已有的更为宏大的学术队伍。漆侠师曾慨叹胡先生前半生与他一样命运多舛,漆侠师说早在八十年代初,他就向河北大学历史系和学校领导建议请调胡先生和河北师院的苑书义先生到河北大学工作,集中河北的史学优势,发展河北大学的历史学科。1990年河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宋史研究室改建历史研究所,漆侠师的目的很明确即不仅仅只发展宋史,而是放眼中国古代史,但是由于单位归属和当年人事管理制度的种种原因,没能实现请胡先生和苑先生到河北大学的愿望。这些事我当年都是听漆侠师亲口说的,今天借着纪念胡先生诞辰九十周年重提往事,也算是一个纪念。



李华瑞,现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唐宋史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辽宋夏金史及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代表作有《宋夏关系史》等


本文是李华瑞《宋夏史探知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中的一篇。此据作者提供稿推送,引用请见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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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李华瑞:记忆中的胡如雷先生发布于2021-05-09 11:1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