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擬譯】竺沙雅章宋元時代的杭州寺院與慈恩宗（二）關於法道

原文載於梅原郁主編：《中國近世の都市と文化》，京都：同朋舍，1984年，第65-94頁。

正如前文中所說，在北宋之都汴京曾經盛行慈恩教學。尤其是在北宋末期，出現了叫做守千（1064-1127）的高僧。他在汴京和家鄉真定府撰述了許多唯識學的註疏，爲慈恩宗向後代的傳承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在比他稍晚一些的後輩僧侶中，有一位法道，原名永道，他也同樣曾在汴京修習過唯識學，之後隨著宋室南遷一起南渡江南。據載，他就是北地慈恩教學向南傳播（過程中）最初的僧人。在《釋門正統》卷八、《西湖高僧事略》、《佛祖歷代通載》卷一九、《釋氏稽古略》卷四、《補續高僧傳》卷一八等中有他的傳記。在《佛祖統紀》的佛教大事記《法運通塞志》中（卷四六、四七）（也）分載了他的事跡。這顯示出他在其時代的佛教史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以上的諸傳中，《釋氏稽古略》的傳文註明了其出自《府志》，另在傳文的末尾記道“寧宗嘉定間（1208-1224）東陽吳克己爲道作傳”。吳克己號鎧庵，通曉佛教，著《釋門正統》一書。現存宗鑑的《釋門正統》不只襲用了吳克己的書名，其記事也多依據于吳克己之書。因此可知宗鑑《釋門正統》的法道傳，與吳克己撰寫的傳文是有關聯的。《佛祖統紀》以下也大體依據於此，而只有《佛祖歷代通載》內容稍有不同。這裏傳記的末尾有“魏國公張浚撰塔銘”，似乎是基於張浚（1097-1164）撰述的塔銘，這樣說來，其所據的原始材料比前者更古。另外在後者中記錄了（法道的）去世年齡，因而據此可明確法道的生卒年。在其他的記事中兩者之間也有若干出入，但並沒有很大的不同。下文將一邊參照諸傳，一邊試著探尋出法道的生平。

法道（1086-1147）生於東潁沈丘（《釋門正統》作西京順昌）毛氏，幼時出家，法名永道，師事承天寺南羅漢院的真濟大師安恭。受具足戒後前往汴京以唯識論、百法論爲業，政和三年（1113）被選爲左街（《佛祖歷代通載》作右街）香積院的住持。政和五年，三十歲的（法道）被賜予寶覺大師的稱號。而在宣和元年（1119），由於道士林靈素等的策劃，佛教的諸名號全部都改作道教風格，發佈了所謂徽宗的廢佛令。永道上書對此強烈反對，觸怒徽宗貶謫道州（湖南）。當時的上書在《佛祖統紀》、《佛祖歷代通載》中都有記載，後者詳細。隨後在宣和二年，林靈素下臺，廢佛令被撤回，永道也量移近郡。之後在宣和七年，（他）被赦免回到了都城，奉敕旨任昭慶崇化禪寺住持，還被賜予右街顯聖寺①釋迦院的廨舍，並兼任其住持。就在這一時期，其護法的行爲得到旌表，被賜予了“法道”的名號。不過在《佛祖歷代通載》中，（賜號）一事在建炎年間。

靖康二年（1127）金軍攻略汴京後，受東京留守宗澤之招，（法道）成爲了左街天清寺②住持，補宣教郎（從八品），任留守司招諭官，隨後兼任總管使司之官，負責軍事的謀議。特別是（他）曾赴淮、潁地區，勸說豪右供出軍糧，送達開封，三軍（爲之）歡呼喜悅。而（隨後）金軍南下，他遷往江南，隨從高宗參畫軍事。高宗請他還俗，委以兵權，但由於他的固辭，（轉而）爲他加“圓通法濟”四字大師號。在金軍的攻勢之下，（法道）徙往越州、溫州等地，隨後在紹興二年（1132）再次進入臨安，受到高宗召見。這一年，受江州守臣的招請，他成爲廬山太平興龍禪寺的住持，離開了臨安。但他護持佛教的熱情絲毫沒有衰減。紹興三年三月，他到臨安和臨安府僧正慧通無礙大師梵安等一起向朝廷奉上劄子，就僧道的班位申請復議。讀贊寧《大宋僧史略》（卷中）“僧道班位”可知，在祖宗的舊制中，朝堂上的班位是僧先道後。林靈素等抑僧而將道士置於上位，直到當時（法道上書時）仍然是如此。他呼籲從今以後國忌行香的班位或是在各處的聚會上，應遵依祖宗的舊制。隨後同年九月梵安等人再次上疏，其結果是經過修改，舊制得到了恢復。然而到了紹興十三年（1143），臨安府道正劉若謙等向禮部申請，將道士的序位置於僧人之上，並“詐稱”在別處得到了朝廷的許可。其時，按照紹興三年的命令，再次確認了僧先道後（的制度）。不過爲了以免今後這樣的問題再次發生，有必要將記錄祖宗舊制並載明僧道班位的《大宋僧史略》三卷作爲證據文獻向天下弘通。所以在紹興十四年，兩街僧錄、鑒義等中央僧官、臨安府的前後政（？）僧官、禪講等籌集資金，將此書刊行。其宋刊本藏於日本真福寺寶生院（重要文化財），以此本的覆刻本五山版爲首，另有兩三種和刻本。收入於《大正藏》卷五四。卷首都有法道的《重開僧史略序》，卷末附有《紹興朝旨改正僧道班文字一集》，（通過這些文獻）可以知道本書刊行的意圖。尤其是後者收集了與僧道班次相關的一系列文書，是宋代佛教史的重要資料③。

法道隨後在紹興十五年，當朝廷向僧道征收免丁錢，即清閑錢之際，向尚書省上書，控訴此法的不當。就像這樣，直到晚年他一直都是爲保全佛教教團的地位而盡力的護法僧。他之所以能夠悉數對朝廷的宗教政策提出意見，當然是因爲他從北宋末年以來就出入宮廷帷幄，得到高宗信任。紹興十七年（1147）七月二十一日，他在臨安的千佛閣新寺圓寂，終年六十二歲。弟子寶護於城外北山的九里松爲師立塔，如前所述，其塔銘由魏國公張浚撰寫。此外淨慈寺的北礀居簡（1164-1246）爲其塔撰寫弔文。其文集《北礀集》卷六中有以《道法師逸事》爲題的文章，《佛祖歷代通載》卷十九的法道傳中也有附載。另外，法道圓寂所在的千佛閣新寺，在《咸淳志》卷七六-一三中作千佛閣安福院，如下所記：

大中祥符寺在城內，是梁大同二年（536）創建的古剎，原本有“廣袤九里有奇”的廣闊院落，但在南宋初年，被官府接收變成了軍器所，僅僅將西南隅保留建立寺院，餘下的地方變成了民居。在東側還建了諸天、千佛二閣，成爲了大中祥符寺的支院。據《咸淳志》，紹興二年僧守卓開始修建諸天閣的佛殿，則它的建立比千佛閣更早。此外，上文注中所記的建立千佛閣的三藏法師，正是法道。《釋門正統》的傳文中記：

可見他曾親自托缽募集建閣資金。據《佛祖歷代通載》，他住於大中祥符寺是在紹興二年，千佛閣是其支院，則大中祥符寺是他在臨安終生的居所。另據《釋門正統》，他從汴京帶來了原本一直珍藏於相國寺的佛牙，奉安佛牙的木塔也造於（千佛閣）院內。另一方面，安葬法道的九里松也建立了三藏塔院，作爲千佛閣寺的支院（《咸淳志》卷七九-二四）。此外《武林舊事》卷五於三藏塔院之後記載了明真宮，其注文記道：“女冠。今改爲三藏寺。”則鄰近（三藏塔院）的女冠道宮在元代成爲了祭祀法道的三藏寺。這恐怕是在元代，由於有很多道觀變爲佛寺的情況，三藏塔院趁此機會兼併了明真宮。

在後世，法道作爲一心護法的僧侶而爲人所知。而在開封他曾是通曉唯識、百法二論的慈恩教高僧，據傳記，他更是曾受“西天總持三藏明因妙善普濟法師真言軌範”，傳圓頓戒法自圓照法師，並盡得其中之要。此外，貶謫道州途中，軍民之間流行寒疾時，傳說“病者飲所咒水，或爲摩頂，無不痊安”。據載在越州、臨安祈雨也都應驗，高宗很是高興。如此則他於包括咒法和大乘戒法在內的廣泛的佛教都有所修習，以身爲一位印度經律論三藏的傳習者爲榮。在紹興三年所上的劄子中他署有“傳西天法”的頭銜，紹興十四年《重開僧史略序》中也自稱“傳西天三藏法”。在其時代可見的石刻等的稱號中，多“傳法沙門”、“傳戒沙門”等說法，“傳西天三藏法”則很鮮見，或爲法道獨家的稱號。在實際上原載於《府志》的《釋氏稽古略》傳文中，注有“宋三藏法師”、“道三藏本傳”。他的塔院也稱作三藏塔院，《咸淳志》千佛閣的注中，也將法道單獨記錄爲三藏法師。因此可以說，在南宋一代，三藏法師的稱呼指的就是法道。我們不知道他是否有意（效仿）唐代的玄奘三藏，他也沒有明言自己是慈恩宗教徒，但從其自稱可以想象到，他的佛教根基是印度佛教唯識學。總之，他是直到臨終一日還在千佛閣的講筵講授北方佛教教學的高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