秉笔直书：新闻与旧闻工作者的话语自由--四柱八字,命理,八字命理,六爻占卜,命理百科-寅午文化

文末有活动参与方式

与领奖（现金红包）领取方式

今日主题海报

今日爱的任务

找到你认为自己最耿直的朋友

和他一起模仿下图中的动作拍照。

远程可以拍完拼图。

今日打卡除夕

第一步

将以下三项集合成一条朋友圈或视频号参与活动：

（朋友圈记得标上：#除夕十二时辰；推荐视频号参与活动）

今日主题海报（必做）

今日爱的任务的模仿拍照（选做）

今日学习收获总结（选做）

* 因考虑到大家的打卡难度，即日起拍照任务为选做。
重在参与，凡参与都能抽奖，都有机会中奖。

第二步

截屏该朋友圈给「除夕大司马」（文末有大司马的微信二维码），即可参与抽奖。视频号不用截频发私信，发布后大司马即可看到。

分界线

今日功课

正文在下方宜边听边读

秉笔直书

大家好，我是船长。

今天的大美华夏，我给大家展示的意象是：秉笔直书。

文天祥有一首很著名的《正气歌》，有一句是很多像我一样历史学出身之人的座右铭：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这是两个关于史官「秉笔直书」的故事。

我第一次知道这些故事是我刚到北大历史系读书的时候，阎步克教授在其中国古代史课堂上提到此事，听罢如遭雷击。这门课其实是北大历史系的一个传统：最好的历史学家会亲自教大一新生，目的是我们需要尽快地完成对「秉笔直书」这种数千年传承的史家精神的理解，才不会在未来让手中的笔杆子作恶。

·在齐太史简·

我今天给你分享一下「在齐太史简」的故事。

左传里记载了这样一件事：齐庄公与权臣崔杼的妻子私通，崔杼于是设计将国君于家中杀死，然后扶持齐景公即位，自己自封齐国相国。然后发生了一次齐国史官家族与齐国相国对峙的惊心动魄的一幕，左传原文记载：

「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

大意就是：齐国太史书写——「崔杼杀了他的君主」。崔杼因此杀了太史。太史的二弟看到兄长被杀，仍然写到「崔杼杀了他的君主」，于是也被崔杼杀死；太史的三弟目睹两位兄长被杀，不为所动，接着写「崔杼杀了他的君主」。崔杼没有办法，放过了太史家最后一位史官。而此刻，南史家族的史官听闻太史家族被尽数屠灭，担心无人记录史实，于是拿着空白的竹简火速前往现场。听闻太史家已经完成了崔杼弑君的记录，才返回。

而我的另一位北大老师辛德勇教授在中华书局的一次讲座中说到：（秉笔直书）涉及中国早期职业史官的身份和传统的问题。简单地说，早期史官身处于天人之际，肩负着沟通上天与世人的职责，若不能忠实地记述史事，会遭受天谴神责，并且这种惩罚的严酷程度甚于世间一切暴虐的君主，所以，才会有辛甲、董狐、齐太史等史官能够奋不顾身而不失其守，甚至搭上他们整个史官的家族。比司马迁早些时候的贾谊，称「天子有过，史必书之，史之义，不得书过则死」，反映出直到西汉时期，在人们的观念中，很大程度上还在沿袭着这样的传统。

·逆龙鳞者·

在感动之余呢，这件事其实细想就会有很蹊跷的地方。

我猜你八成有跟我当年一样的疑惑：

第一个蹊跷的地方就是，史官这个工种看起来真的非常危险，动辄就被杀害或处于腐刑，工伤率极高——这跟我们的直觉不符，即历史学家埋头古卷之中，研究的是很久之前的人和事，难道不是最不可能因言获罪的人么？

历史的记载，其实是对旧闻的记载。任何旧闻，在刚刚发生的时候都是新闻。而在现代社会，根据事实发生的时间与年代便分出了两种职业——对旧闻进行调查的历史学家，和对新闻进行记载的记者。而像齐国太史家族这类的史官，其实就是那个时代的记者。当然，现代社会的各种传媒业的技术传播手段高度发达，街头巷尾的小事情也可能被庞大的记者团体捕捉到。而在纸张都是稀缺品的古代中国，若要用宝贵的书写资源去记录最值得记载的事物，君主的左右两侧是最为稳妥的选择。而这一类记录君主实时行为的史官，在西汉之后被称为「起居注史官」。他们会在君主各种公开活动中随侍在旁，记录除了君主私生活之外的一切言行举止、圣旨、重要的奏折等等。

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自己是一个整天跟在君王身边的记者，君王干了点什么龌龊的事情你都要刷刷刷地记录下来，请问这个职业是不是非常地危险？

而幸运地是，这类史官在唐代之前，都有着非常独立的地位，也一直都能坚守一条原则：

君主本人至死都不能阅读这些关于自己的记载。这大大降低了作为皇家记者的起居注史官的死亡率。

而起居注史官的记录总是事无巨细，那么史官中德才兼备的人便总会站出来去整理这些第一手资料，汇编成册，方便后世参考政治兴衰与得失的真正原因。这一类史官呢，就更像是大家印象中的古佛青灯不问世事人畜无害的历史学家。他们其实就是「史馆史官」。他们的工作大概分两种：第一种是皇帝驾崩之后，他们会把所有的起居注拿出来，精编成类似于大事年表的编年体史书，这种叫做《实录》；另一种呢，就是如果某个王朝灭亡了，他们就会把各种实录和其他史料拿出来，给前朝王侯将相挨个写人物传记，就是我们熟悉的纪传体史书。纪传体的可读性和趣味性都比编年体强很多，所以更被大众所知，而我们而我们熟悉的二十四史则全部是以这种方式书写而成。它们也被称为「国史」或「正史」。

以上就是为什么为什么有些史官的工作看起来那么危险的原因。

·世袭硬骨之学·

第二个蹊跷的地方就是，为什么这些君主和权臣这么痛恨别人说他们的坏话，可就是不去找一些服服帖帖的史官来写历史，给自己歌功颂德？或者，为什么这些史官敢公然跟君上叫板？再或者，为什么即使史官被杀了，他门对权势熏天的人的记录为什么没有被删除而是流传至今？

简单的说，君主和权臣根本没有权力指派谁能当史官。这个职业是世袭的家族企业，往往一大家子的人都是史官。

那这种奇怪制度又是怎么来的呢？

这个我们要从很久很久以前说起。史官的发源其实要远远早于君主能够独断专行的年代，甚至要早于汉字发明的年代。如果你穿越回上古中国，那个时候的中原地带仍然是部落林立。偶尔的天灾会导致人祸。部落的首领在面对洪水地震干旱蝗灾之时，是选择组织庞大的劳动力去进行工程建设，还是组织庞大的武力去对邻居部落进行豪取抢夺？如果我是这位首领，我一定希望有人告诉我：我的祖辈面对类似的情况是如何处理的呢？他们犯过哪些致命的错误呢？他们做过哪些对部落有长期好处的事情呢？我多么希望这个时候能有一位长者告诉我曾经发生过什么呀。对，在那个物竞天择的年代，哪个部落能率先实现政治经验的代际传递，哪个部落就能够在残酷的竞争中生存下来。什么叫「政治经验的代际传递」？很简单，真实的故事能够传下去，帮助后代走捷径趋利避害。那就需要有一代一代讲故事的人，而且是讲真故事的人。这些人就是史官的前身。

史官于是成为了上古社会地位最为崇高的职业。他们与部落首领或君主保持着微妙的关系——史官常伴左右，靠强大的记忆力记住尽可能的重要决策，然后口头讲述给他的孩子，于是史官家族就形成了。而文字发明之后，这种不成文的制度便愈加成熟：那些因为口头相传导致记忆失误的鬼怪神话故事越来越少，而独立于君主任命的继承制、刚正不阿的史学精神、秉笔直书的职业素养成了这个特殊职业的神秘标签。

那么上古的首领或君主有没有不尊重史官或讨厌真话的人呢？我猜不仅有，而且有很多。只不过，他们大概率被消灭了。其实这个道理到今天都是适用的：你干掉了说真话的人，就会被听真话的人干掉。愚蠢的决定如果没有那么诱惑，人们就不会去愚蠢的决定。而真话就是在告诉你不要去做那些愚蠢的决定，自然听起来就没有那么诱惑。历史不在乎有多少人拍你的马屁，有多少人对你歌功颂德，历史只会如实地记载那些喜欢马屁和功德的人最终是什么下场。

·士可杀不可辱·

就是这样一种几乎所有贵族阶层和知识阶层都默认的社会共识：史官有独立性，史官的家族虽然不是望族，但必须尊重。就让他们超然物外地俯瞰这个时代吧。这就是为什么一直到唐代，史官的记录即使让君主暴跳如雷，君主最多也是杀死这个他们，却也不敢轻易改变史官的独立性传统。

说到史官被君主或权臣杀死的众多故事，我需要补充一点。

那就是，以贵族精神和士族精神为主导的古代中国社会，与现代中国社会乃至世界范围，在生死观上有些许不同。为一项极具道德崇高性的信念去坚守，在上古和中古的中国，会比活着更重要。而将生命作为至高无上是一种知道现代人所普遍接受的一个比较新潮的信条。讲这两种对比，并不是为了比较孰优孰劣进行价值判断，而我是想说，了解历史的一般态度是理解而非评价。而理解历史不仅仅是知道发生了什么，而更需要知道事情是在何种社会共识下才发生的。而我们把现当代社会的价值观强行带入历史，那么学习历史就没有任何意义。

·唐史不洁·

可能细心的你察觉到了，我在前文讲「史官独立性」的时候，总是加一个限定条件，就是「直到唐代如何如何」。为什么要特意提起唐代呢？这就要从赫赫有名的唐太宗李世民的一件仿佛不起眼的小事说起。

根据《贞观政要》记载：李世民数次向史官要求翻看关于自己的起居注。第一次被史官断然拒绝。四年后，他又第二次向当时的兼任起居注史官的谏议大夫褚遂良试探：「关于我这起居注到底写的什么呀？我作为君主能不能看一看，至少可以从记录的得失上面给自己警醒一下」。褚遂良耿直地回应：「起居注上写的都是您的一言一行，好的坏的都会写。不过我从来没听说过君王亲自查阅起居注的」。李世民又再次确认了一下说：「就是说，我要是有什么不好的行为，你也记下来呗？」褚遂良继续耿直回应：「我听说守道义不如尽忠职守。我的职责是记起居注，为啥不把一切都记下来呢？」然后另一个耿直的官员刘洎在旁边补了一刀说：「君主有过失就好比太阳月亮有日食和月食一样，大家都能看到。就算褚遂良不记下来，其他人也会记下来的。」

又过了一年，李世民找到房玄龄，旧事重提说：「就我读前朝史书有种感悟就是，就是读史能为未来的行为起到规诫的作用。不知道为啥起居注就不能让君主们亲自看一看呢？」房玄龄比褚遂良婉转得多，回答说：「起居注真的是好坏话都会写，为的是警戒后世君主不恣意妄为，历代史官都害怕皇帝们看了之后生气，所以一般君主是不看自己的起居注的」。李世民不甘心，又补充道：「我跟以前那些皇帝不一样。我看起居注如果要看到好的记载那自然不必说，如果真的看到自己做得不好的地方，就一定引以为戒，自我改进。你就让我看看嘛。」房玄龄拗不过他，于是就把李世民的起居注临时删改了一些内容修成编年体实录二十卷，连同唐高祖李渊的实录一起让李世民翻阅。

很多史学的门外汉看到这个故事，会觉得李世民撒泼耍赖的样子甚为可爱。然而《唐会要》《资治通鉴》记载了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故事：当李世民大拍胸脯发誓说自己看起居注没有不良动机时，谏议大夫朱子奢当众怼了李世民一顿说教，他说：「陛下您身怀圣德，过去没什么过失，您翻阅《起居注》本身没什么问题，而且对史官记事当然也无所损失。但如果将此先例传示给子孙后代，到了曾孙玄孙之后，如果偶有并非最明智的君主，看了起居注却不想着自我改进，而是去掩饰过错袒护短处，那么史官必然难以避免身遭刑罚诛戮。如此下去，史官们就都会顺从旨意行事，因避害去改写历史，那么悠悠千载的历史，还有什么可相信的呢？所以说前代君主不观看起居注，正是为了这个缘故。」

李世民最终也没有采纳谏议大夫们的忠言，最终还是翻看了房玄龄提交上来的起居注。还有模有样地指挥史官说，对于宣武门之变的实情不要写那些浮华之辞，实事求是地秉笔直书说我李世民杀了自己的兄弟就好。而关于唐初的历史到底有没有被李世民篡改，史学界至今仍争论不休——而从《旧唐书》、《新唐书》、《大唐创业起居注》、《唐会要》、《贞观政要》和《资治通鉴》这些史册的对比来看，唐初历史记载的矛盾点、不合常理的地方太多以至于无法简单归结于笔误。

·因言获罪又何如哉·

而李世民到底有没有篡改国史并不是重点，重点是李世民到底开了怎样的先河？我们姑且以最善的动机来假设李世民一生没有篡改历史，但后世的帝王，从事实层面上，果真让朱子奢一语成谶——观看起居注，不批准就不能记入正史的道德包袱越来越轻，到了千年之后的中国，更是有很多人觉得历史就应该任人打扮，就应该是胜利者书写，就应该为政治服务，就应该对一国之绝对君主歌功颂德粉饰太平。

史家与史官，若想维系着说真话的至高职业操守，要靠两件事物——要么是「敢说真话」，这要靠上古中国「真理高于生命」的贵族精神像齐国太史与南史家族一样用肉身和鲜血来抵挡篡改历史者的屠刀；要么是「能说真话」，这要靠一个精密复杂的权力制衡制度让从事新闻与旧闻记录与调查的人免于「因言获罪」的恐惧。

而自大秦帝国统一以后，秦制专横愚民，传至汉代罢黜百家，至隋唐时期的中央集权更是让意气风发敢于对君主发难的贵族所剩无几。而日渐兴起的科举制度开始让更加温顺不敢反抗的庶族进入天子庙堂，诚惶诚恐地匍匐在地甘愿为皇家牛马。

这种情况，让每一位后世的史学家读到贞观年间之时，眼中少了些许他人看到的「贞观之治」的光辉灿烂，而多了些对「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般的忧虑。

而另一方面，我看到在唐代之后千年间，伴随着对绝对君主歌功颂德的主旋律的旁边，隐约漂浮着的是不易被察觉的一条条暗线。当贵族精神从血缘、阶级、出身门第的束缚中升华成为一种中国有识之士和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的心照不宣的共识时，它就注定无法被消灭。

我在北大史学门读书多年，浸淫得久了，那些名字就再也忘不了：

唐代史家吴兢面对权臣张说的威胁，正言道：

「此史不为直笔，何以取信于后」

南宋史家袁枢面对权臣章惇后人的威胁，正言道：

「吾为史官，书法不隐，宁负乡人，不可负后世天下公议」

刘知几在《史通》中的言语掷地有声：

「宁为兰摧玉折, 不作瓦砾长存」

而百余年来，那不胜枚举的一串串华夏史家的名字仍然熠熠生辉：章太炎、王国维、翦伯赞、高华、余英时等等等等。

另外，不要忘了史官在旧闻工作者之外演化出的另一种身份：新闻工作者。他们中的很多人，没有名气，没有丰厚的收入，穿梭在大街小巷，行走于乡土中国，目睹民间之疾苦，胸藏锦绣之山河。被封杀、被驱逐、被那些他们拼命去保护去捍卫的弱势群体反过来唾骂为「对外扬家丑」「传播负能量」，抹一把眼泪后，却用最笨拙的方式，拿着那杆至今仍然宁折不弯的笔，向篡改真相者发起猛攻。

这，就是我们史家眼中的当代起居注。

这，就是我看到的大美华夏。

长铗一曲敬史家

除夕大司马曰：我们并未找到合适的汉唐舞能匹配「秉笔直书」这个主题。然而，下面这首在未名湖畔传唱了二十余载春秋的质朴北大民谣《长铗》，与今日的意象暗自相合。

而更多关于那个自由的北大孕育出的灵魂民谣，请搜索「未名湖是个海洋」。

分界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