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见古人——谈中国历史人物的塑型

英国伦敦大学汉学教授杜希德（D.C.Twitchett）在他的一篇《中国传记作品》（“Chinese Biographical Writing，”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London，1961）中，认为中国虽然是一个“传记丰富的国家，但中国传记的写作，在顽强而牢不可破的传统束缚下，经过两千年的发展，时至今日仍停留在学步阶段”。因此他说：“中国列传典型的例子，像编年史一样，枯燥而无人的气息，近代读者欲寻传主人的端倪，将发现极难形成不同的写照。”

作为一个中国人，乍读这段文字，似乎会有一种被轻蔑的愤怒。因为我们一直以悠久的历史，和绵延不绝的历史记载而自豪；而且中国是世界传记写作创始的国家，司马迁就是传记写作的鼻祖。我们的一部二十五史，即是以传记体裁组合而成的。不过在我们读过我们祖先所留下的珍贵遗产，然后再放下民族的优越感，冷静地分析以后，也会承认杜希德并非无的放矢。是的，我们是一个传记写作丰富的国家，可是从司马迁到现在两千年以来，却始终没有产生一部像西方描绘出个人在历史中所发生的影响，以及个人对历史的感受那样单独的个人传记，这也是我们无法否认的事实。

杜希德虽指出中国传记写作的缺点，却没有进一步分析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由于中国与西方传记写作，产生在两种迥然不同的文化环境之中，所以表现的方法当然不同，更无法相提并论。关于这个问题不仅杜希德不能了解，即使我们自己往往也会发生误解。因为司马迁的《史记》是由一百六七十个主要人物编织而成，那里有帝王将相之辈，也有鸡鸣狗盗之徒，有“风萧萧兮”慷慨悲歌的义士，也有“力拔山兮”穷途末路的英雄。他所创造的传记体，成为后世历史写作遵循的形式。因而，便产生一种错觉，认为中国纪传体是以人为主的。事实上，中国的纪传体和编年体一样，同样叙述历史事件发展的过程，及演变的因果关系，所不同的，编年体是以年系事，记传体则以人系事而已。

所谓“传”，刘知羡说：“列事也。”赵翼更进一步解释说：“古书凡记事立论，及解经者，皆谓之传，非专记一人之事迹也。”所以中国最早的“传”，并非记载一个人的事迹，而是解释经典的著作。所以《尚书》有大小夏侯、欧阳的传，《诗经》有齐、鲁、韩三家传，《春秋》有公羊、毅梁、左氏、邹夹氏儿家的传。这些传，也就是章实斋所谓的“依经起义”，“附经而行”的书。中国自古经史不分，章实斋又说：“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所谓“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也就是说“六经”是过去经国的纪录。这些过去政治的纪录，经过儒家加以整理与理想化后，归纳成一些原理原则。这些原理原则，转过来变成后世政治最高指导的准则，社会所遵循的行为模式及道德规范。而“传”就是列举事实来说明与解释经典“微言大义”的作品。

同样地，司马迁以孔子的《春秋》为蓝图，创造中国史学的新形式。他的纪传体将史料归纳成三类，分别以“本纪”“世家”“列传”的形式表现。然后再将这些史料类比排列，分类解释。从表面上看各传独立，互不相关，但事实上各篇间却有着无形的逻辑关联性。“本纪”是许多史料归纳的总结，然后再演绎成“世家”“列传”。所以本纪只记事的大端，仅叙某事发生在某时，至于事件演变的本末与影响，却更详尽地记载在世家或列传里。他写本纪，是为了追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他写世家，是为了说明“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他写列传，是为了叙述那些“扶义做，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人们。由此可以了解本纪所叙述的是历史的主流，世家与列传是解释主流的发展与演变，所以世家与列传对于本纪，正像《左传》与《春秋》的关系一样，将经典所含的意义，作更清晰的阐释。除了本纪、世家、列传之外，《史记》还有“书”“表”，在此不作详论。司马迁融合中国古史写作的形式，铸造成中国史学新的版型，这个新的版型，一直支配了中国两千年史学写作的形式。

对于这种写作形式，有人认为过于繁琐，目前在美国执教的邓嗣禹先生就认为中国的传记体，把历史分割成不清的碎片，因此读中国正史，如吃西餐，本纪如牛排、列传如素菜，读者需自加选择，自己调味。不过如果认清中国的传记体以叙事为主，这样的问题就不会发生了。

关于这个问题，可以从《史记》的类传与合传加以分析。所谓类传，即是将事迹相类的人物组合成一传，像《儒林》、《循吏》、《酷吏》、《刺客》、《游侠》、《滑稽》、《日者》、《货殖》等都是类传。至于合传，两人或两人以上，虽然所处的时代不同，但事迹、学术、境遇相似而合成一传，如《老子韩非》、《屈原贾生》、《孙子吴起》等传属于这一类。司马迁写这一类的传记，是为了说明某个历史事件演变与发展的过程。像鲁仲连与邹阳合传，鲁仲连是战国齐人，一介匹夫，游说诸侯义不帝秦；而邹阳是西汉时代人，曾游说梁孝王不成而下狱，后来在狱中上书梁孝王得释，这两个人不仅所处的时代不同，而且事迹也不相类，不过他们都是游说之士，一个处于游说横行的时代，一个处在游说没落的时代，司马迁“观始察终”便选择这两个人物，叙述游说之士兴废始末。

赵翼认为《史记》“次第皆无意义，随得随编也”。像《史记》卷四十九《李将军列传》、五十《匈奴列传》、五十一《卫将军紧骑列传》、五十二《平津侯主父列传》，对于这样的编排方法，他批评“朝臣与外夷相次”，显得非常不伦不类。不过这一连申的传记，目的在说明西汉对匈奴关系的转变。因为西汉自白登之围后，一直和匈奴维持着羁麻的和亲关系，这种使贾谊痛哭的屈耻关系，直到汉武帝时代才重新调整。虽然李广进攻匈奴没有获得成功，但他却是汉朝对匈奴的关系，由和亲转变为进攻的关键人物，这是《李将军列传》列在《句奴列传》之前的原因。至于排在《匈奴列传》之后的《卫将军骤骑列传》，因为他们是征匈奴的英雄人物，公孙弘与主父低对于朔方郡设置与否的辩论，使他们进入匈奴问题的范畴。再说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凤求凰”，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风流韵事，但他所以能进入历史，却由于他出使西南夷，这是《司马相如列传》编在《西南夷列传》之后的原因，所以不仅在史料的解释方面，即在目录的编排方面，司马迁也同样注意事与事之间的关联性。

至于中国传记记事的标准，则根据儒家的经典，司马迁写《史记》“欲上肇《春秋》”，因此不论在材料的选择与材料的鉴别和考订，完全依据这个标准。在材料的选择方面，必须“不离古文者近是”，所谓“古文”就是儒家的经典。至于材料的鉴别与考订，由于当时“载籍极博”而众说纷纷，所以“犹考信于六艺”，也就是辨别材料的真伪，而以儒家的六艺为准则。另一方面，对于材料的解释，同样也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史记》的本纪以《五帝本纪》、世家以《吴太伯世家》、列传以《伯夷列传》为首，主要的目的在阐明儒家最高的道德标准—“礼让”，至于列传的首三篇《伯夷》、《管婴》、《老子韩非》等三传，分别表扬儒家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精神。因此司马迁利用历史事实，解释儒家的经典，他所创造的纪传体，更接近刘知巍所谓的“传，列事也”。

虽然，司马迁根据儒家的经典，解释历史的事实，而且他本人又曾从董仲舒习过《公羊》，但他所处的时代，正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代，儒家思想虽然凭借政治力量，超越其他思想脱颖而出，却是还没有获得绝对的领导地位，其他各家思想，在当时仍然保持原有的潜在影响。在他《自序》里论“六家要指”，虽然是阐述他父亲司马谈的思想，同时也感染许多时代思潮的痕迹。

所以后来班固批评他：“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而退处士，述货殖则崇势力羞贱贫。”在《汉书》的作者班固眼中看来，虽然司马迁尊重儒家思想，将孔子列入世家，而且尊为“至圣”，但他的儒家思想仍然不够纯正。这完全由于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班固生长东汉儒家思想鼎盛的时代，而且又是经学世家，所以他的《汉书》不仅在写作的形式上，同时在思想上，充分地表现这是一部儒家思想典型的作品。班固在《叙传》中说：“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典籍，故虽尧舜之盛，必有典谟之篇，然后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故日‘巍巍乎其有成功，焕乎其有文章也’。汉绍尧运，以建帝业……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篆前记，缀辑所闻，以述《汉书》。”他在思想方面，由上古三代延续而来，也就是儒家思想一脉相传的。《汉书》所以为“书”，是想仿效“典谟之篇”的《尚书》。在写作的方法上，他在《叙传》里又说：“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他将“本纪”直接称为“春秋考纪”，已经说明了他写本纪和司马迁一样是仿孔子的《春秋》。因此，不论在思想与写作的态度上，都充满儒家思想色彩。《汉书》虽然是写自“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西汉一代的历史，而后世称《汉书》是中国断代史的创始者。可是他的《古今人表》与“志”却超越了汉代的范围，后来受到刘知袋激烈的批评；他说：“表志所录，乃尽牺年，举一反三，岂以若是，胶柱调瑟，不亦谬款！”刘知熊的这种批评，多少有些武断，因为《汉书》虽然写西汉一代之史，但却不能忽略班固的“旁贯五经，上下洽通”的目的，《汉书》是表扬西汉一代，在政治与社会各方面实践儒家思想的著作。它的“表”“志”虽然超越前代，可是却肯定儒家思想的价值，班固就利用这些价值判断，作为衡量西汉政治与社会的标准。因此《汉书》比《史记》更能表现儒家的思想。这也是在魏晋南北朝儒家思想中衰的时代中，一些卫道的知识分子，欣赏《汉书》远超《史记》的原因。

中国的传记体，在司马迁创造出固定的形式后不久，班固更注入儒家思想，于是以后的传记体，就成为政治与社会实践儒家政治理想、道德规范的纪录。这些纪录分别由两类人物表现出来：一类是合于儒家道德标准的明君、贤臣、孝子、义士、节妇；另一类是儒家行为规范的叛逆者，他们是昏君、乱臣贼子。不论这两类人物的哪一类出现在中国的史书上，都充满教育的意味。读中国史书，就成为读夫子之教、圣人之道的另一个形式，了无诗意与美感，更无趣味可言。中国的史学家也在这种负荷下，载笔沉重，创造不出有血有肉、有感情有欲望的历史人物来。这种现象正是杜希德所批评的。不过这种现象并不是两千年来发展的结果，而是中国传记写作的形式在开始的时候，就不是为了塑造与描绘历史人物，后来这种形式更在儒家的思想约束下而僵化了。

既然中国的史学家无法创造一个具体的历史人物，中国史书又成为政治的镜鉴，与个人道德修养的典范，于是中国历史只是属于少数政权的掌握者，与社会高级知识分子的专利品。至于社会上广大的人群，却无法从那里吸取历史的知识及经验。但寻求对过去的了解与认识，是人类所具有的本能，既然历史著作无法使他们满足，只有从另一方面取得补偿。于是文学家和戏曲家便代替了史学家，担负起中国历史教育的任务，他们的作品经过流传与广布以后，在社会上发生一定的作用。他们所描绘的历史人物，比历史家所叙述的人物要生动可爱，而且更像“人”，更使人易于接受，经过长久的时间以后，塑造成一定的形象，浮现在人们的心目中，至于这些人物本来的面目反而烟消云散了。

关于这个问题，可以从曹操的塑型加以分析。记载曹操事迹的书，主要的是《三国志》，但读《三国志》的人毕竟不多，不过北宋以后有了平话，开始说三国故事，后来罗贯中又利用这些材料编成《三国演义》，清朝末期三国戏又盛行起来，只要读过小说，看过戏，听过平话，谁都会认识那个大奸白脸，于是曹操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了。

曹操的这个脸谱，是由许劲对他的两句批评而引起的。《三国志·魏书》卷一装注引孙盛《异同杂语》说：

许劲对于曹操的批评是很恰当的，这两句话的意义，治和乱、能和奸是相对的。但治世和乱世是指曹操所处的时代，能臣和奸雄都是指的曹操一个人，也就是说曹操个性和常人一样，包括善恶两面。但后世批评曹操，只重后面一句，即曹操属于奸雄的一面，不过奸雄脸谱的形成不是偶然的，是在中国历史著作中，特有的“正统”观念支配下，经过长久时间而塑成的。

关于曹操是能臣或奸雄的问题，在隋唐以前似乎没有什么争论，陈寿写《三国志》以魏为正统，虽然在东晋时，干宝的《晋纪总论》，习凿齿的《汉晋阳秋》，一度曾提出蜀为正统的论调，但大部的著作仍然以魏为正统，因为在历史上政权的递婉，隋唐是继承晋的，而司马氏家族的政权又得自魏，魏为正统当然不会发生问题的。这种情况到宋，尤其南宋以后就变了。因为在北宋时代北方有辽，南宋又和金对立，如果承认魏为正统，北宋继承唐，而辽的政权得自北宋，金又从辽获得政权，那么辽金就成为正统，南宋反而不是正统了。特别当时南宋的处境，和三国鼎立时代的蜀汉相似。朱熹的《通鉴纲目》，便帝蜀而寇魏以刘备为正统，除了争正统之外，还有内华夏外夷狄的意味在内。

后来元朝统治中国，这种争论就变得更激烈了，因为元的政权得自金，又翻过来帝魏而寇蜀，以魏为正统。但在一般不甘受异族统治人的心目中，反而以蜀为正统，又经过小说家与戏曲家的渲染，极力推崇刘备，而大骂曹操。于是曹操的奸白脸谱，在人心目中有了一定的形象，许劭对曹操“乱世奸雄”的批评，也发生了作用。所以曹操扶天子、废皇后、带剑上朝，都成为乱臣贼子的典型。渐渐的大家忽略他“能”的一面，他曾利用汉献帝这块招牌，统一北方分割的局面：他曾在中原地区实施屯田，恢复董卓之乱后北方残破的景象；同时由于他父子的风流文采，促成建安文学在中国历史上的辉煌成就。他被视为奸雄，完全由他与汉献帝的关系，也就是因为他的挟天子令诸侯，不过，在当时的情势下，即使他不挟，其他的群雄同样也会挟，正像他自己所说，如果他不利用汉朝的这块老招牌，“正不知有几人称王，有几人称帝”，使中原地区的分裂又延续下去，而他这样做，却使汉朝又延续二十几年。这正是他“能”的一面，却被他那副白色的脸谱掩盖了，现在我们认识的曹操，是平剧《逍遥津》、《捉放曹》、《打鼓骂曹》里的曹操，不论他换上什么戏装，他那副脸谱却永远不会改变的。

由此可以了解，我们过去的历史学家，在传记写作形式，与牢不可破的传统思想的双重约束下，既没有留下一部伟大的传记著作，更没有留下一个可供塑造的历史人物。而文学与戏剧所塑造的历史人物，却又远离历史事实的藩篱，更加深萦绕在历史四周的浓雾，我们观察过去的历史人物，像雾里看花，除了一团朦胧外，很难看清他们本来的面目。所以，虽然我们自称是一个伟大的传记国家，可是我们今天却陷在“前不见古人”的悲凉境界之中。

当然，我们无法把这些错误，完全归咎于我们的祖先，我们今天的历史工作者也要负责的，因为在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中，我们的史学也曾接受西方挑战的刺激，摆脱某些传统的约束，向一个新的境界迈进。可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却仍然像一个练武功的人，无法打通任督二脉，更上一层楼。因此，我们的史学始终停留在考订的阶段，无法跨进历史解释的领域。所以，我们今天的历史学家，都像珍珠的采集与鉴别者一样，只努力于采集与鉴别珍珠，完全忽略了这些经过他们鉴定的珍珠，还可以再经过加工，镶串成美丽的项链，以致使那些晶莹的珍珠散弃满地，而失去原有的光彩，的确令人非常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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