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秘闻：蒋介石的军事人脉(上)

蒋在军事方面的人际关系网络，在日记中并不像党、政方面有十分明确的记载，主要原因应该与国民革命军的发展，以及蒋与军队的关系有关。

蒋早年曾任职粤军，与军事方面原有一定关系，但其日后与军事之网络建立，主要是由于其担任黄埔军校校长，尔后参与第一次东征，领军第二次东征，奠定他在党内的地位，以1926年之中山舰事件为关键，取得政治的资源。北伐期间透过以黄埔军校师生形成外界所谓之“嫡系”，包括何应钦、王柏龄、钱大钧，以及所谓五虎将即陈诚、蒋鼎文、顾祝同、刘峙、卫立煌等，再向外延伸至其他军系。“嫡系”初期以黄埔军校之教官为主，教官中又以出身保定军校者为多，蒋与彼等为同事或长官部属关系，彼等之军中经历、辈分或较蒋为高，蒋对彼等之态度较为尊重;北伐之后，黄埔前期学生因战功，逐渐升任师、旅长，蒋以师生关系扩大影响力;抗战期间，各军、师长由中央军校毕业学生出任者日益增多，至抗战胜利后，中央所能掌控之“嫡系”部队大幅增加，其他军系所占比例相对降低;政府迁台后，经由军队整编，军校毕业生完全掌握国军领导权，蒋“国民革命军之父”的地位亦为之确立。

一、从国民革命军说起。蒋被军方尊称为“国民革命军之父”，但是“国民革命军”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军队名称，而是一个类似“联军”的组合，其源于1925年国民政府对所辖军队的整理。“国民革命军”一词，即成为国民政府所属各军的统一名称。当时由国民政府统辖各军，除陆军军官学校校军扩编而成的党军外，另有建国粤军、建国湘军、建国滇军等。1925年8月初，建国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建国湘军总司令谭延闿、建国滇军总司令朱培德、建国攻鄂军总司令程潜等通电，解除各军总司令职务，将所有军队交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率。经多次协商，至8月底大致确定，以党军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蒋中正;湘军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谭延闿;滇军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朱培德;粤军分为三个军，即第四至第六军，军长分别为许崇智、李福林、李济深。9月20日，国民政府以许崇智“请假赴沪养痾”为由，将粤军整编工作交由蒋负责，许氏所遗军长职，由李济深继任，第四及第六两军合并为第四军。1926年1月，军事委员会将攻鄂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军，以程潜为军长，至此广东全境军队的整编工作大致完成。

1925年9月，国民政府决定对盘踞惠州一带的陈炯明部展开军事行动，是为第二次东征，蒋受命为东征军总指挥，开始掌握国民革命军。从组成的过程来看，国民革命军实际上是由各个不同军系组成的联军，蒋所能充分掌握者，为其所领导的第一军。1926年1月蒋辞去第一军军长，保举第一师师长何应钦继任，建立起第一军的传统。其他各军，如第四军由粤军改编而来，蒋曾任该军参谋长，并负责许崇智离开后的粤军整编工作，虽然在整编的过程中引起部分粤军的不满，但与该军军、师长李济深、陈铭枢、陈济棠、张发奎等有相当关系。李济深更是黄埔军校成立初期的教练部主任，应是蒋除第一军外，较为熟悉的一军。第六军虽成立于第二次东征后，但军长一职系蒋致电军事委员会保荐程潜担任，亦应有一定关系。但他与第二、三、五军军、师长关系类似，多属公事上往来，但不见得有私谊，而必须透过不断的接触，建立更进一步的关系。

二、保定、士官、黄埔。民国以来，陆军的派系复杂，有以领导者的籍贯命名，如北京政府时期的直系、皖系、奉系;亦有以地区命名，如北京政府时期的北洋系，国民政府时期的桂系、晋绥军系、西北军系、东北军系等;亦有以各军事将领毕业的学校命名，如保定系、士官系、黄埔系等。其中以毕业学校命名者，与以领导者籍贯或地区命名者性质不同，属横向区分，其成员包括了各个不同的军系在内。值得注意的是，从蒋的军事背景以及经历来看，他与这三个派系都有密切的关系，研究者称蒋凭借着与保定系与士官系又培养出庞大的黄埔系，为他的军事发展打下重要的基础。

1、保定系。保定系是对毕业于北京政府时期陆军部所属陆军军官学校之军系成员的泛称，该校位于当时的直隶省保定，通称为保定军校。军校于1912年10月成立，1923年8月停办，前后共11年，为北京政府时期最主要的陆军军官养成学校，亦是民国建立后第一所中央陆军军官学校。

蒋为通国陆军速成学堂炮科第一期学生，就广义而言，为保定系的成员之一，有称其为保定系中“资格较老的一个”。他在校时间不长，1907年8月入学，是年冬，参加清政府陆军部选派留日学生考试合格，以官费赴日留学。这批考取留学日本的同学，先入留学生预备班学习，然后同往大连乘船前往神户，换乘火车到东京，进入振武学校。蒋日后在军政方面的人事运用，有不少人是这批考取留学日本的同学，如黄埔军校筹备时期担任筹备委员、创校初期担任教授部主任的王柏龄及管理部主任林振雄，曾任行政院院长、长期担任蒋重要幕僚的张群，曾任陆军大学校长的杨杰(原名杨锦章)，创办广西陆军模范营、培植新桂系白崇禧、黄绍竑等的马晓军，国民政府参军处参军兼典礼局局长张为珊(希骞)等。这批人得到任用应都与曾和蒋一起赴日学习有关，如张群即表示他与蒋的结识，是在赴日留学的途中，“一开始便很投契，每每相互畅谈国势，蒋公认为我是可与他兴趣相合的青年”。

2、士官系。士官系是对于军界中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者的统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培养陆军军官的学校。清政府为建设新式陆军，自1898年开始由各省选派学生赴日本学习陆军。1904年3月，清练兵处奏订《陆军学生游学章程》，明文规定选派学生赴日学习的名额、经费等，并依照章程选派第一批学生108名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嗣后每年皆有由中央或地方政府选派学生赴日学习事，总计自1898年至1911年，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者有553人，共分8期。民国以后，进入士官学校就读者，持续不断。这些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毕业生回到中国后，大多进入军界服务，随着时势的发展，跻身领导阶层或成为中坚干部，外界将出身士官学校者，视为一个群体，而称为“士官系”。

蒋于1908年以官费赴日,入振武学校。按日本学制,进入士官学校需要接受“军官候选人教育”,为了让中国留日学习军事的学生能进入士官学校,最初是采取由日本陆军省委托一所私立中学成城学校代训的方式,中国留学生先在该校修习军事课程及普通课程,然后接受一年的入伍实习训练,再进入士官学校。之后,清政府与日方协商,决定由日方设立振武学校,作为进入士官学校前的预备学校,负责中国留日学习军事学生教育,1903年正式开办。蒋为第十一期学生,学习3年,于1910年毕业,分发至高田陆军野炮兵第十三师团第十九联队见习,预定至1911年12月1日期满，成绩合格进入士官学校就读。不过在见习期满前，辛亥革命发生，蒋偕同学张群、陈星枢等未经请假，于10月30日由长崎登轮返国，参加由陈其美所领导的江浙起义行动。日本政府为避免中国留学生受到革命的影响，命令士官学校的中国学生全部退学;同时对蒋等脱逃回国，予以退队处分。至1913年，日本政府同意因辛亥革命而未能入学之士官候补生，包括因革命而遭处分者在内，可以进入士官学校，但此时蒋投入中华革命党的活动，并未继续学业。因此严格来说，蒋并非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不属于“士官系”;但是因振武学校作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他属于广义的“士官系”。

3、黄埔系。1924年，蒋受任为陆军军官学校校长，为其一生事业的关键转折点，尤其在军事方面，随着该校在日后成为中国军界军官的主要培育场所，透过该校师生在军中的发展，得以扩大并强化其在军中的人际网络，成为中国军事上的最具权力的领导者。

陆军军官学校最初定名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为中国国民党培养革命军干部的军官学校。1924年1月，孙中山正式委派蒋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展开筹备工作。5月3日，孙以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名义特任蒋为陆军军官学校校长。该校位于广州附近的黄埔岛，以旧有广东陆军学校与广东海军学校旧址为学校校址，通称“黄埔军校”。1926年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以国民革命军军事教育有统一之必要，决定改组黄埔军校，合并所辖各军原有各军官学校，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直属该会，并以黄埔军校为校舍，任命蒋为校长。1927年4月，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军校随之迁徙，于1928年3月在南京正式成立，改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以蒋为校长，宗旨在培育陆军初级军官，备充国军干部。抗战期间，该校西迁成都，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1月奉命改名为“陆军军官学校”。1949年12月，成都新政权成立，校务中断，1950年10月，国民党决定以高雄县凤山原第四军官训练班班址为军校校址，陆军军官学校在台复校，迄今已超过一甲子。

蒋作为黄埔军校创校的校长，随着其政治地位的提升，对军校的影响力始终存在，特别是前期学生为其担任校长时接受教育训练，与他关系更为密切。自19世纪中期以后，中国军队开始倾向私军化，至20世纪初期，军队的派系性、地方性日益严重。国民政府成立后，情况虽然有所改善，但是国军中仍然存在各个不同系统，一般多将黄埔系所领导的部队，视为蒋嫡系，与其他各军系如西北军系、晋绥军系、桂军、湘军、川军、粤军、滇军、马家军、东北军并列，并以此作为国军中各个不同系统消长的指针。而在所谓“嫡系”军队中，亦有如党、政系统，有派系之分，一般称为抗战后有“陈、胡、汤”，即陈诚、胡宗南、汤恩伯三大军事集团。

陈诚,保定军校毕业,曾任黄埔军校教官,向为蒋所倚重,蒋于对日抗战初起时曾谓：“军事能代研究者,辞修也。”外界以陈曾任第十一师师长及第十八军军长，称其系统为“土木系”。抗战期间，陈曾任多项党、政要职，并任第九、第六战区司令长官，远征军司令长官等职;抗战后任参谋总长兼海军总司令、东北行辕主任等;1949年蒋下野前，任命其为台湾省政府主席，稳定东南沿海情势。

胡宗南,黄埔第一期毕业,为在黄埔出身将领中升迁速度较快者;1936年出任第一军军长,为黄埔出身第一个升任军长者;1939年任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为抗战期间黄埔将领第一个出任集团军总司令者;1945年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为第一个出任战区司令长官者;1945年10月，中将加陆军上将衔，亦为黄埔第一人。

汤恩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曾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军事教官，深受蒋器重;抗战军兴，率所部第十三军与日军血战南口;后升任第二十军团军团长，参加台儿庄战役，痛歼日军，缔造台儿庄大捷;嗣后曾任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鲁苏皖豫边区总司令等职;抗战胜利后，曾任陆军副总司令，1947年初兼第一兵团司令，率部进攻山东地区共军;1949年蒋氏下野前，任命其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委以守卫上海重任。研究者认为三人所以为蒋所重用，有几个共同点：一是对他绝对忠诚，不会对他的错误和不足发表意见;二是均拥有一批由同乡、校友、同僚等关系发展而成的亲信;三是由这些亲信出任军、师长，从而掌控部队。[(文/刘维开)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