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秘闻】张灵甫为什么“没争取过来”？

【洞观君言】

一念之差！

事实往往可以证明：选择大于努力。

大约三十几年前，我在电影院看《红日》，当看到国军整编74师师长张灵甫被击毙于孟良崮时，我觉得我军又取得了一次重大胜利。那时候，我觉得张灵甫该死，因为他是大坏人，而大坏人没有活着的理由。

后来，我曾在不同时期阅读过一些关于张灵甫的文章，对他的了解渐渐清晰起来，也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

历史不是一罐蜜，也不是一块臭豆腐，它是一锅大杂烩，这汤到底什么味道，需要自己慢慢去品，任何人都不能代替自己的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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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灵甫夫人叫王玉龄，在《回忆丈夫张灵甫》一文中，她回忆了当年从美国回国后见到周总理的情形。周总理对王玉龄说：张灵甫是一个很优秀的将材，我是他的老师，没有争取他过来，错误在我。王玉龄写道：“在总理面前，我泣不成声。”（此部分内容摘自滴天髓白话详解枫叶君评）

读到这句话，我感慨良多。周恩来这句话，是对一位当年阵亡敌手遗孀的话，也是一个胜利者对失败者的安慰，但更是在历史面前，以一个“正确者”的姿态对一个“错误者”的感叹。

可是，在历史面前，有胜利者，有失败者，但是，有谁真的有资格把自己封为完全彻底的“正确者”吗？

王玉龄没有写她对周恩来这句话的回答，也许她并没有回答，而只是感到伤心、难过，所以才会“泣不成声”。

周恩来说的当然是实话，心里话，可是，张灵甫将军为什么要“过来”？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要他“过来”呢？

在历史转折点，对于很多人，何去何从是一道必答题。在张灵甫死于孟良崮两年后，北平的著名学者们也面临同样的抉择：去台湾，还是留下来迎接新中国的礼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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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底，国民党败局已定，国民政府开始部署撤离大陆、迁往台湾的相关工作。其中，“抢救学人”是一项重要任务，即将知名学者迁往台湾或海外，但是，这项计划执行得并不理想。

面对即将建立的新国家，每个人的想法不同，也就有了不同的选择。在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各机构中，仅有总办事处和傅斯年负责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整体迁往台湾，而其他研究所有去台湾或海外的，但大部分人选择留在大陆。显然，大多数学者对未来的新政权充满期待。

令人感叹的是，当时的“抢救学人”计划并没有强迫学者们去台湾，而是把选择权留给他们自己。

学者中没有一个不是聪明人，但是，做学问与人生不同，与命运不同，在命运选择之际，胡适显示出超越大多数学者的智慧，是学者中真正的智者。

胡适在“抢救学人”名单上，中共方面也想争取到胡适，希望他能留下来。但是，彼时胡适去意已决，令中共派去做劝说工作的胡适弟子吴晗空手而归。当时季羡林在北大东方文学系担任主任，据他回忆，有人冲进胡适办公室，说解放区的广播劝他留下，将来续任北大校长和北京图书馆馆长。

胡适听了，不紧不慢地反问道：“他们要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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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策反”胡适未果而感到失望的吴晗做梦也想不到，21年后他会为自己的命运感到绝望。

1949年，吴晗确实迎来了自己的春天。北平和平解放后，吴晗作为副军代表参加了接管北大、清华的工作，并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文学院长、历史系主任等职。11月出任北京市副市长。此时的吴晗已不仅是一名学者、历史学家，并且是一位有地位的政界人物。

1957年反右开始后，吴晗表现得非常积极，6月亲自主持对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的批斗，8月参加对著名学者罗隆基的批斗。

1959年，鉴于大跃进中出现的虚夸谎报现象，毛泽东号召大家学习明代清官海瑞“刚直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同年4月，身为明史专家的吴晗写出了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并由北京京剧团排演。毛泽东很满意，还赠送了吴晗一套自己亲笔签名的《毛泽东选集》。一时间，吴晗成为当时风头最劲的大知识分子。

不料数年以后，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对《海瑞罢官》的好评立刻出现反转，文章斥责《海瑞罢官》宣扬错误思想，“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其目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随着对《海瑞罢官》和后来对吴晗担任撰稿人之一的《三家村札记》的批判上升到政治高度，文革序幕由此揭开。

1966年夏，吴晗被关押起来，经常接受批斗，在批斗中常常遭到殴打。1968年3月，经康生、谢富治批准，吴晗被公安机关逮捕。1969年10月11日，吴晗死亡，死因不明，后人文章多写“遭迫害致死”。吴晗骨灰至今下落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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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吴晗个人的政治厄运，其家人也深受牵连，妻子袁震1969年3月18日被迫害致死。养女吴小彦在父亲被打倒时年仅12岁，担惊受怕同时还要照顾患病的母亲和年幼的弟弟，精神和肉体备受折磨，并因此患上精神分裂症。1975年秋被北京市公安局拘留，在看守所遭到折磨，后在精神病院自杀身亡。

至此，曾经在学术和政治上春风得意的吴晗家破人亡，这是他本人所不想到的，也是当年被他劝说留下的胡适所不愿看到的。

因突发心脏病，胡适先于吴晗7年离去，去世时头衔是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去世后，蒋介石送去一幅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这幅挽联被认为很好地概括了胡适的一生。之后，民国政府将胡适在台北的寓所改建为胡适纪念馆。另外，当地士绅捐出土地，在中央研究院附近建了胡适公园，以为纪念。

可是，胡适做了自己的智者，却做不了儿子的智者。次子胡思杜当初不听胡适劝解，执意留下来，不料于反右期间遭到后来文革中吴晗同样的命运。

1948年北平被围后，胡适依国民政府“抢救学人”计划准备南下，他让次子胡思杜和自己一同走，却遭到胡思杜拒绝。胡思杜说：“我没做过什么有害共产党的事。”母亲江冬秀怕儿子将来生活受苦，临走时给他留下一箱金银细软。可是，解放后，这箱金银细软被胡思杜交给了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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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思杜被送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前身）学习。学习期间，他写下《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作为自己对组织的思想汇报，表示要坚决与“反动文人”胡适划清界限。后来，这篇文章被香港《大公报》转载，胡适也读到了。尽管很尴尬，但是他还是觉得这是儿子在特殊环境下的违心之作。他没有怪儿子。

不久，对胡适的批判掀起高潮，对胡适的定性也越来越严厉，诸如，“文化汉奸”，“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出卖祖国的最无耻的卖国贼”，等等。原来批判胡适很起劲的胡思杜现在发现，随着对胡适批判的升级，自己身上的压力在逐渐加大。因为背着胡适儿子的名分，他连找女朋友都成了问题。

胡思杜内心一直想表现，以图为自己争个好环境。然而，这种想法却在“大鸣大放”中给他带来灾难。1957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在一篇有关河北高校教师给校领导提意见的文章中，对胡思杜提出严厉批评，斥责他“妄图夺权”，还特别指出他是胡适儿子的身份。随后，胡思杜多次遭到揪斗，被所在的唐山铁道学院定性为向党疯狂进攻的右派分子。这一急转弯令胡思杜遭受沉重打击，他百思不得其解，每天都处于恐惧之中。同年9月27日晚，胡思杜上吊自杀，年仅36岁。

胡思杜身边没有什么亲人，只有一位远房堂兄和他交往比较密切。胡思杜自杀后，唐山铁道学院打电话给这位叫胡思孟的工人，让他去收拾胡思杜的遗物。胡思杜给他留了一份遗书，胡思孟想带走，但是单位的人不让。不过，胡思孟后来还是凭记忆记下遗书的内容：“现在我没有亲人了，也只有你了。你来了我一定不在了，找我的一个同事，他会告诉你我的一些情况。你是我最亲的人了，现在我已经死了，你不要难过。你能吃苦，耐劳。我留下的六百多元钱，公债券二百多元，你的孩子若能上学的话，供给他们上大学。一个手表也给你，留个纪念。希望你们努力工作，你的孩子们好好学习，为社会主义立点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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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曾从香港报纸看到过胡思杜自杀的消息，但是他不相信这是真的。1958年夏天，胡适在纽约预立遗嘱时还提到胡思杜，其实那时胡思杜已经过世快一年了。直到1962年在台北去世，胡适都一直认为，自己的次子还活在大陆。

如今，在台北胡适夫妇的墓旁，有一个胡思杜的衣冠冢，一个四尺见方的石碑为胡适长子胡祖望所立，上刻：“亡弟胡思杜纪念碑 胞兄胡祖望泐石。”

胡祖望生于1919年，比弟弟胡思杜大两岁，毕业于西南联大，后赴美留学，入父亲母校康奈尔大学主修机械工程。毕业后先后在汽车业和航空业担任工程师。2005年3月12日在美国逝世，享年86岁。

文革后期，身在美国的胡祖望通过朋友打听到胡思杜去世的事情，伤心不已。同胞兄弟，一念之差，两种命运，怎能不让人感叹落泪！

其实，又何止胡思杜？在当年拒绝“抢救学人”计划而留下来的学者中，如史学家陈寅恪，曾国藩侄重孙、著名化学家曾绍伦，清华国学院建院功臣、比较文学大师吴宓等人，都在后来的动荡岁月中凄凉地划上了生命的句点。

陈寅恪晚年写有一首诗《挽晓莹》：“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晓莹是陈寅恪夫人唐筼的字。陈寅恪作这首诗的时候，唐筼还在世，哪有为在世人用“挽”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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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春节后，陈寅恪被勒令搬出原来的寓所，住在中山大学校园西南区一个破旧的平房。当时陈寅恪已病得很厉害，就是这样还要接受批判。由于只能进点流食，陈寅恪身体愈加虚弱。有人偷偷去探望，见陈寅恪躺在床上，说不了话，眼角不断有泪水流出，令前去的人甚感心酸。

因为经常有造反派上门“算账”，还经常对夫人唐筼拳打脚踢。因为唐筼本来就有病在身，要靠长期服药维持，陈寅恪担心她早于自己离世，眼前的凄凉让他想起汉代家徒四壁、牛衣对泣的穷书生王章和他的妻子，于是就作了这首《挽晓莹》。

1969年10月7日清晨，一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在贫病气郁中撒手人寰。一个月后，11月21日，唐筼也病逝了。

在陈寅恪离世前的“交代”中，他说了这样一句话：“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中”。不到绝望的程度，一个人不会说出这样的话。由此我们可以体味到陈寅恪写《挽晓莹》时是怎样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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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者，人们没有理由责怪他们。可是，周恩来经历过多少，看到过多少人间悲剧？周恩来见到王玉龄是在1973年，那时还是文革期间。早年在北大读书的张灵甫是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周恩来曾经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张二人有师生之谊。一个老师，对一个已经不在人世的学生的遗孀说这样的话，考虑没考虑到那句所谓的“过来”可能意味着什么？那种“我过去是正确的，你过去是错误的；我现在是正确的，你现在还是错误的”态度，让人如何接受？

张灵甫将军是抗日名将，他的部队在抗战期间参加了淞沪会战等重大战役，获得“抗日铁军”荣誉，他本人在前线腿部受伤却继续指挥战斗，被蒋介石誉为“模范军人”。1947年5月16日，张灵甫率领的国军整编74师在孟良崮被华东野战军分割包围并全歼，张灵甫本人战死。

在最后时刻，张灵甫留下遗书：“十余万之匪向我猛扑，今日战况更趋恶化，弹尽援绝，水粮俱无。我与仁杰决战至最后一弹，饮诀成仁，上报国家与领袖，下答人民与部属。老父来京未见，痛极！望善待之。幼子望养育之。玉玲吾妻，今永诀矣！ 灵甫绝笔 五月十六日 孟良崮”。

长久以来，不少人认为这份遗书不是张灵甫亲笔所写。因为张夫人的名字是“玉龄”，而不是“玉玲”，张灵甫按常理不应写错妻子的名字。国军幸存人士也有人说这是伪造的，一来以“自杀成仁”来鼓舞士气，二来希望以此来给将军亡妻一点心理上的慰藉。

其实，不论真假，遗书上的那几行字，是王玉龄想看到的，她知道，那真是张灵甫想对她说的心里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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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4月，王玉龄去了孟良崮，在60年前张灵甫殒命的山洞里，放上了一束寄托哀思的花环。 

在《回忆丈夫张灵甫》一文结尾，王玉龄写道：“我一直耿耿于怀的事情，就是他在最痛苦的时候，在最无依的时候，我没有跟他在一起，所以看到那个山洞的时候，我心里感慨很多。 我从来没有讲过，告诉过他我爱他，他死了以后，我一直后悔莫及的。我就觉得我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吝啬啊，连一句简单的话都不会讲，不曾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