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秘闻：从武则天为政看酷吏之结局(上)

什么叫酷吏,酷吏在是指用严刑峻法滥用权力的官吏,酷吏是专制体制的特有产物,既是权利斗争的工具,也是权利斗争的牺牲品。既然是工具,那么需要时启用,不需要时抛弃那就是必然。

话说公元683年,唐高宗李治驾崩,大权开始落入武则天的手中。第二年,61岁权欲极强的武则天,加快了权利掌控和改朝换代的步伐,得抓紧时间啦,毕竟年龄不饶人啊。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她软禁了自己的儿子,也就是当时的皇帝李旦;杀了废太子李贤;她还追尊武氏先人,分封武氏子弟为王;并“屡易年号”,把当时的洛阳城改为神都。在短短一年内,武则天的“大刀阔斧神速变天”行径引发了不少“唐皇旧臣”极大的反感和不满,甚至出现了徐敬业叛乱和裴炎谋反的事件。这时武则天和唐皇旧丞反对派之间的矛盾变得尖锐而不可调和,不是武则天把唐皇旧丞反对派打压下去,就是唐皇旧丞反对派搞掉武则天,这个时候事态已经是万分险恶了,出于权利斗争的需要,武则天开始启用酷吏去对付一个个的反对者。

但是武则天身边并没有成酷吏,为了寻找并提拔重用酷吏,武则天首先发动了一场自下而上的告密运动。她下发命令,只要有告密者,臣子们不得过问,还要提供当时最快捷的交通工具——驿马,以五品官员的待遇供其饮食,让其一路顺风地抵达京都皇宫。武则天还特意强调,要打破贫富界限,即便告密者是农夫或者打柴之人,也由武则天本人亲自召见,并安排告密者住高级旅馆。这待遇很不错,不像现在上访,搞不好还要被截访甚至被关到黑监狱或者是精神病院的可能。如果告密者所说的话符合武则天心意,此人马上就会得到重用。如果告密者所说的是虚构的,武则天也不会予以追究。这样的机制无疑是对投机告密者有极大的怂恿作用,于是,四方告密者蜂起云涌。垂拱二年(也就是公元686年),一个著名的酷吏出现了。他叫索元礼,是一个“胡人”,应该是少数民族或者是侨居大唐的老外,武则天倒是英雄不问出处,哈哈。索元礼向武则天密告下面的反对者,武则天就让他去抓、去办理。结果就抓个正着,而且一抓就是一批。因为当时的武则天反对者本来人数就众多,所以索元礼抓多少武则天都相信。武则天认为索元礼是个抓坏人的能人、办理案件的天才,就赏了他个游击将军的军衔。

这样毫无背景的索元礼靠告密和杀人,备受武则天的宠信,并且很快得了个将军的官职。于是示范效益开始出现,周兴、来俊臣、万国俊等循迹而来,也模仿着索元礼办法开始干。周兴做到了秋官侍郎(也叫刑部司郎)，来俊臣弄了个御史中丞的高级官员,万国俊搞了个司刑评事,这都是当朝的大官高官。

来俊臣是这四人中最出名的,他在索元礼告密和杀人的基础上,将告密事业完全组织化并上升到著书立传的理论水平。他网罗了数百名无赖,不干别的,专门以告密为事。他们不是去发现事实然后揭发,而是先确定对象,管他有罪还是没罪,便一窝蜂似地栽赃陷害,然后到数处相关的朝廷机构告密,所告之状都是所谓“反党反武皇帝和试图颠覆国家政权”的大罪,受状机构也不敢隐瞒只能上报,这种罪名比较准确地暗合了武则天的内心担忧,基本上是一个一个准。而审讯用的酷刑,都是挖空心思想出来的残酷手段,不怕疑犯不招供。人抓到了,口供也有了,赃物也栽好了,武则天想不信他们都难。因此,在某人被确定为这些人的对象时,无论其是否清白,都难逃劫运。来俊臣还与万国俊还合伙撰写了一本刑讯逼供和角谋斗智的教材叫《罗织经》,将告密刑讯逼供之术上升到理论水平。《罗织经》实际上就是“整人经”、“害人经”,编成之后,他们将此毒经作为教材,训练党羽,教他们“网络无辜,织成反状,构造布置,皆有支节”。按此“经”所教罗织罪名,只要逮住一个,就可牵出上百名甚至更多的无辜者。据说武则天后来也看到了此书,叹道:如此机心,朕未必过也。这本如何制造冤狱的书籍也算是中国出版史的一个奇葩。

武则天每次想要整人的时候,就把这项差事交给酷吏们。索元礼等人争先恐后审讯囚犯、制造酷法。在用刑上可以说是无所不用,什么破招、损招、狠招、坏招、歪招、滥招都想的出来都做得到,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搞得你精神崩溃俯首就范。每当有囚犯进来,就先领其到刑具陈列室参观。往往还没有动手,囚犯们就已经两腿发抖冷汗直冒精神开始崩溃,再清白的人也都变得不清白。官吏一旦落到酷吏之手,无论是否有罪,几乎无法生还。武则天利用这些酷吏之手,大搞恐怖政治,铲除异己对手。据《资治通鉴》称:“中外畏此数人,甚于虎狼”。而“太后以为忠,益宠任之”。[(文/谢光)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