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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则遗言
6月5日上午9时许,袁世凯病危,复召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至病床前,这是的袁世凯言语已非常微弱,但他还是撑起身子对三人说：
“苟予不幸死後,总统问题,可依《约法》解决。予之葬事,可任袁家自行办事。
予病已重,不能躬阅公文书类,愿君等协力执政,维护地面治安”。
说完几句便力不能支,昏睡过去。等他稍微苏醒时,双眼落泪,哽咽着对徐世昌说：
“余自受国民付托之重,总揽大权,本无帝制之思想,乃一时昏聩,竟为佥壬迷惑,遂演成今日之恶剧。事已至此,夫復何言。此诚余毕生之遗恨也。今自知不起,以家族托君照料。倘他日余家不遭大祸,便属万幸矣”。
关于帝制,徐世昌开始就是反对的。这个袁世凯一生最亲近、最至诚的朋友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人各有志,志在仙佛之人多,则国弱;志在圣贤之人多,则国治;志在帝王之人多,则国乱”。
他给袁世凯的辞职信更表明了两人的友谊：”举大事不可不稍留回旋余地。若使亲厚悉入局中,万一事机不顺,将无人以局外人资格发言以为转圜。此时求去,非为自身计矣”。果真,徐世昌成了帝制后事的调旋者,也是袁家后事的处理者。而袁世凯在临终时对他哀叹及托付的家事完全反映了他懊悔的真实心迹。
接下来他又请国务卿段祺瑞来到身边,取出大总统印玺交给段祺瑞,嘱咐他转呈副总统黎元洪,按照《中华民国约法》代理大总统职务。并叮嘱段祺瑞,以后民国的事务一定要依照宪法处理。
第三则遗言
6月5日下午,袁世凯病情更加恶化,数次吐血不止,他让人把执掌北京治安大权的江朝宗、京师警察厅厅长吴炳湘等人召入病室,恳切地嘱托：
“予已病势沈重,若不幸时,汝等务担负维护地面之责任”。
北京的治安是国家稳定的关键,如果北京出现骚乱,不但边疆地区会出现分裂,俄国和日本窥视中国已久的狼子野心必将膨胀,列强乘虚而入、乘乱而生,刚刚5岁的共和国则危在旦夕。即使北洋内部袁世凯也非常担心,他在,北洋的部下还能团结,还能以他马首是瞻。但一旦他不在了,北洋兄弟肩膀头一般高,谁还能听谁的?他的确不担心自己的存亡,他真的担心没有他以后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因此,他必须告诫各方势力,都要以国家利益为重,维护国家的团结和安定。
第四则遗言
1916年6月6日晨,袁世凯在病榻中发出他就任中华民国总统5年来的最后一道总统令《以黎元洪代行大总统职权令》,至此,袁世凯对他身后的所有应该安排的事情全部安排完毕,总统令如下：
“民国成立,五载于兹。本大总统忝膺国民付托之重,徒以德薄能鲜,心馀力拙,于救国救民之素愿愧未能发摅万一。朔自就任以来,蚤作夜思,殫勤擘画,虽国基未固,民困未苏,应革应兴,万端待理。而赖我官吏将士之力,得使各省秩序粗就安宁,列强邦交克臻辑洽。扶衷稍慰,怀疚仍多。方期及时引退,得以修养林泉,遂吾初服。不意感疾,寝至弥留。顾念国事至重,寄托必须得人。依《约法》第二十九条:大总统因故去职或不能视事时,副总统代行其职权。本大总统遵照《约法》,宣告以副总统黎元洪代行中华民国大总统职权。副总统恭厚仁明,必能宏济时艰,奠安大局,以補本大总统之阙失,而慰全国人民之望。所有京外文武官吏以及军警士兵,尤当共念国步艰难,维持秩序,力保治安,专以国家为重。昔人有言:唯生者能自强,则死者为不死。本大总统犹此志也。此令”。
按照《中华民国约法》规定,国务卿兼陆军总长段祺瑞、外交总长兼交通总长曹汝霖、内政总长王揖唐、财政总长周自济、海军总长刘冠雄、司法总长兼农工总长章宗祥、教育总长张国淦等副署了《大总统令》,并通电全国。
6月6日下午,国务卿段祺瑞带领教育总长张国淦亲自把《大总统令》送到副总统黎元洪在北京的驻地东厂胡同,转达袁大总统的遗指,表示”余等必竭力赞助总统”,并目睹黎元洪在自己官邸宣誓就任中华民国第二任大总统。
自1916年6月5日至6日,在一天多的时间里,袁世凯这位”非袁莫属”的”中国第一华盛顿”把他身后的国事、家事做了细致、全面的安排,从这些”遗言”中可以窥视出这位曾经的中国强人的家国心态,而从这些”遗言”的字面中可以读出一颗拳拳的爱国之心。[(文/吉一/中国辛亥革命研究会常务理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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