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秘闻：嘉庆“滑落曲线”(二)

方针已定

一、深秋的辽东大地，枫叶鲜红，松柏苍翠。嘉庆十年九月，嘉庆皇帝率领宗室及重臣，经过艰苦跋涉，来到满族的龙兴之地。在祭奠了新宾永陵之后，他们向西直抵盛京，祭奠了福陵(清太祖努尔哈赤之陵)和昭陵(清大宗皇太极之陵)。在他的政治布局中，这次东巡意义十分重大。经过对帝国整体形势的评估和对“新政”的深刻反思，他终于确定了大清未来的行政方针，那就是“守成”和“法祖”。这次东巡的主要目的，在于向全国臣民正式宣传他的这一方针。

皇帝在《守成论》中说，他多次阅读中国历史，感慨良多。他发现，一个王朝在建立之初，往往都建立起了十分完美的规章制度。但是到了王朝中叶，往往有大胆的子孙，自作聪明，任意变乱成法，想拆了祖先建起的大厦，自己另起炉灶。结果，旧房子拆掉了，新房子也没建起来。国家往往因此种下了灭亡的原因。“亡国之君皆由于不肯守成也。”皇帝说，这段时间，他常常想起父皇留下的“敬天、法祖”的遗训。对比以往的历代王朝，大清子民们应该很容易发现，有清以来的历代君主，每一个都可以称得上是雄才大略，成就显赫。他们树立一一系列良好的作风，建立起了一系列“良法美意”，事无巨细，都给出了如何处理的先例。这些智慧资源，足够他借鉴和利用。

二、嘉庆皇帝的这一决定，在今天的读者看来无论如何不能理解。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回望，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嘉庆面临的问题，用“祖制旧法”，是不可能解决的。站在康乾盛世肩膀上的嘉庆，所遇到的社会问题，已经超出了几千年间中国所有政治经验范围。康乾盛世是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也是最大的一个盛世。这个盛世，几乎在所有方面都达到了传统政治治理水平所能达到的极限：无论是从权力制度的稳定性，还是物质财富的丰盈程度，还是国家疆域的最大化上，都已经达到了传统政治的理想化境界。这一传统盛世的形成，已经耗竭了传统社会的所有动力。与此同时，这个史上最大的盛世，也带来了史无前例的一系列问题，最主要的就是经济总量和人口总量的猛增使传统社会机制的承受能力达到临界点。要把这个盛世延续下去，唯一的可能就是突破传统政治经验的范畴，在“祖制旧法”之外寻找全新的出路。事实上，任何挑战，同时都是机遇。比如人口问题。人口问题当时不仅困扰中国一国，也是世界各国遇到的普遍现象。自地理大发现之后，玉米、蕃薯、土豆、花生等新品种由新大陆向旧大陆传播，导致了一个多世纪时间里世界人口几乎同步增长。18世纪，世界人口从6.41亿增至9.19亿，增幅比例为43.37%；中国人口则从1.5亿增至3.13亿，增幅为108.67%。亘古未见的人口问题对世界各国提出了严峻挑战。然而，正是这种挑战推动了发展。世界许多国家的历史表明，人口与资源的紧张往往会推动由农业文明迈向工业文明、由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第一步。欧洲国家正是通过大力发展工商业来吸纳过剩人口，以工业化和城镇化来解决人口压力，从而逐步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因此，历史对嘉庆帝提出的要求，不是全面退守传统，而是主动大胆出击，全方位地对传统政治框架进行改革。那么，为什么亲政之初作风清新的他，却比任何皇帝都坚决地举起了“守旧”的大旗呢？

三、从根本上说，“接班人”心态，导致他做出这样一个今人看来难以理解的选择。“接班人”的性格特征，是“安全第一”。从十三岁那年被密立为储君，到三十五岁那年从父亲手中接过传国玉玺，这二十二年间，我们不知道嘉庆是何时知道自己已经成为大清帝国的继承人。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和其他几个兄弟一样，从始至终在表面上装得淡泊无比。因为储位既是天下最诱人的位置，也是世上最危险的地方。更何况自己有这样一个精明、敏感、犀利、苛刻、强大的父亲。一个过于英明的父亲羽翼下不可能出现同样锋芒毕露的儿子。在自己盯着皇位的同时，他深知，老皇帝也在紧紧地盯着自己，观察着自己的一举一动。只要他表现出一点点对皇位的渴望，立刻就会被老皇帝侦知。从父皇的种种举动中猜到自己已经被确定为接班人后，他更加小心翼翼，如履薄冰。风险与收益共存，这是永恒的真理。太子这个职位，因为预期收益最大，所以现实风险也就最大。自古至今，一帆风顺的太子屈指可数，担惊受怕，险象环生，几上几下，身陷囹圄，甚至身首异处的倒是比比皆是。嘉庆深知，通往皇位的路是一根独木桥，一失足就粉身碎骨。对一个接班人来说，不犯一个错误比做一百件正确的事情更重要。历史上无数太子的悲惨命运提醒他，必须把自己脾气中的任何火气都磨去，把性格中任何任性的冲动束缚住。漫长的“接班人”生涯，对嘉庆皇帝的性格造成了不可逆转的伤害。在二十多年的储位生涯中，他养成了凡事四平八稳、面面俱到的性格，做事信条是安全第一、不犯错误、不留辫子。作人风格是中庸平和、不标新、不立异、不出格。换句话说，总是瞻前顾后，畏狼怕虎。政坛上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会让他紧张半天；任何一方政治势力的态度，他都会考虑和权衡。“稳健”，他自以为是自己的最大优点，实际上也是他的最重枷锁。

四、除了“安全第一”的性格局限外，头脑和观念也是重要的原因。作为一个从书斋中成长起来的皇帝，一登上帝位，他手中除了“圣人心法”和“祖宗旧制”，没有任何新的利器。大巧若拙，大智若愚。永琰知道，在这个洞察一切的老皇帝的时代，通向皇帝之位的唯一道路是“只问耕耘，莫问收获”，修身养性，克已制欲，用自己的道德表现和学业水平做唯一的通行证。所以，自从懂事起，永琰即以勤学闻名。皇十五子自认为天赋平常，所以学起习来异常用功，三九寒冬，深更半夜，还经常手不释卷。在他的诗集中每有这样的诗句：“夜读挑灯座右移，每因嗜学下重帏。”“更深何物可浇书，不用香醅用苦茗。”乾隆时期的皇子教育被后人称为是最严格、最系统也最成功的。乾隆曾经说过：“皇子读书，惟当讲求大义，期有裨于立身行已，至于寻章摘句，已为末务。”嘉庆的读书生活，主要是一个“讲求大义”，“修身养性”，“存天理灭人欲”的过程，也就是说，是一个建立“正确世界观”，使自己成长为一个中规中矩的儒家圣徒的过程。按照传统的标准，嘉庆皇帝的教育是非常成功的。在乾隆的严厉督责和师傅严格要求下长大的永琰，品格端方，为人勤勉，生活俭朴，待人宽厚。标准化的教育，成功地一点点锤炼出他体内的种种杂质，成功地封闭了嘉庆皇帝的头脑，使他形成了静态的中世纪的思维方式。清代皇子的教育，除了圣人心法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祖宗旧制”。三十年间，嘉庆熟读了历朝《实录》，那些被史臣们不断圣化甚至神化，显得无比高大的祖先的雄才大略、丰功伟绩让他心仪不已，他衷心钦佩他们的聪明、坚毅、敏捷、气魄。他认为，祖先们留下的一卷卷实录和圣训，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永远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智慧宝藏，一切问题，都可以从中找到答案。乾隆四十八年他随父皇东巡福陵时，所写数篇诗词都以守成为主题。嘉庆即位之时，已经三十六岁。人类的悲哀就在于,他不是一种能永远自我更新的动物。一个人的基本构成,永远是青少年时期的教育和经验。只有蓬勃的青春期是一个吸收、消化和成长的黄金时期。过了这个时期,即使学习的欲望再强烈,外界刺激再鲜明,他的接受能力也已经大打折扣。

五、做为一个锦衣玉食中成长起来的接班人，嘉庆皇帝虽然足够聪明、足够敏捷，也足够有耐心，却缺乏两样对伟大帝王来根本性的东西：勇气和魄力。事实上，在父亲尸骨未寒之际诛了和珅，对他来讲，完全是为了镇压白莲教这个火烧眉毛的任务重压下采取的非常措施。实行一些有悖于父亲方针的“新政”，也是危机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的“特殊政策”。出如此重手，支撑他的心理能量是在漫长的储位生涯中积累起来的焦虑感和危机感。当白莲教危机一旦过去，他身上优柔寡断、忧谗畏讥的老毛病立刻复发了。他不是不想改革，而是不敢改革。他十分清楚大清朝的危机严重到了什么程度，清楚这具表面看起来还有几分体面的躯体已经病入膏肓。然而，正是这种可怕的病相吓倒了他。他生怕自己一招不慎，让这个重病病人死在自己手上，这是他绝对不敢承担的历史责任。

嘉庆帝熟读经史，他十分明白，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改革是一项风险极大、成功率很小的选择。北宋王朝的变法、明朝中期的改革不仅没有解决好问题，反而使既存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加快了王朝的垮台。中国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改革家，从商鞅、王安石到张居正，最终的下场无一不是身败名裂。拆掉祖先建起来的百年老屋，全盘重新建造，这绝对不是他的行事风格。不但大规模的改革不是他所敢于承担的，甚至连小规模的“新政”都已经让他惶恐不安。在“新政”后期，他已经开始禁止人们使用“新政”这个词。他生怕人们认为他的“新政”是刻意翻父亲的案。“不孝”这个罪名是这个品质“端淳”的人万万承担不起的。皇帝宣布说，父皇乾隆晚年虽然做了些糊涂事，但总结他的一生，错误和成绩至少应该可以二八开。父皇晚年的错误，正是因为他背离了自己早年的正确方针。所以，自己的政策，本质上是回归父皇的正确方针，而不是和父皇唱反调。

当“新政”推行到末尾时，他的一系列政策被证明对扭转大清王朝的现状并无多大作用时，他开始不断地自我怀疑。而“洪亮吉事件”更让他惶恐不已。洪亮吉在乾隆时期，就以大胆敢言闻名，在嘉庆求直言的鼓励下，他上了一个言辞激烈的奏折。在奏折的开头，洪亮吉就语出惊人：大清王朝现在出现的问题，根子在乾隆时期。今天的大清国政治之败坏，已经百倍于十年二十年以前，大清王朝已经越来越近地滑向了悬崖边缘。天下大乱，指日可待。洪亮吉说，皇帝的“新政”，手段又过于“仁柔”，惩贪表面上轰轰烈烈，但查处的都是撞到枪口上的倒楣蛋。由于监督体系实际上已经失灵，国法对于贪官们已经没有什么约束作用：“国法之宽，及诸臣之不守国法，未有如今日之甚者！”。

因此，洪亮吉提出乱世需用重典，人心懈怠之极的情况下，必须痛下杀手，加大惩贪力度。现有行政官员，大部分都要淘汰，大批起用新人进入官场。只有这样，大清才能有希望。

这封奏折让皇帝十分震动。内心深处，皇帝觉得洪亮吉的许多话说得不无道理。可是，皇帝坚决不能同意洪亮吉对大清政局的整体判断，尤其反感的是洪亮吉的遣词用句和表达方式。在皇帝看来，大清社会现在确实是面临了许多严重的问题，但这些问题毕竟是局部的，暂时的，可以克服的。洪亮吉这个奏折的最大错误，是宣称大清朝廷的官员十有其九都是贪官，是认为大清政局的腐败已经到了让老百姓无法生存的地步，所有祖制旧法都要推翻。这是“公开诋毁乾隆以来大清取得的成就”，不但彻底地否定了自己，也彻底地否定了父皇乾隆，甚至还变相地否定大清列祖列宗。嘉庆认为，这是一个极其错误同时也极其危险的思想化身。如果说大清天下已经一团漆黑，那岂不是说明大清如大明一样应该被人推翻了？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一个时刻以大清王朝的“安全第一”为念的守护人，皇帝对这样的苗头当然不能放任不管。他从洪亮吉奏折中的几处小小措词错误入手，抓他的小辫子，把他发配到了新疆。

洪亮吉案的发生，实际上标志着“嘉庆新政”的终结。这一案件的发生让他十分警省。他认为，正是他“不自量力”，“妄更成法”，“自以为是”，才导致了这个危险苗头的出现。如果按照“新政”之路走下去，最终的结果势必是洪亮吉这样的“全盘否定派”得势，大清王朝必然走上一条“邪路”。

守成种种

一、“守成”的大方向一定，那么，各种具体措施就应运而出。它们就像一套套早已经准备好的工具，整整齐齐地摆在祖宗留下的工具箱里。皇帝每日早起洗漱之后，别的事放在—边，恭敬端坐，阅读先朝《实录》—卷，除巡狩斋戒外，天天如此，寒暑不间。针对腐败问题、财政问题、人口问题，他一一根据祖先们的遗训，提出了一套中规中矩的治理方案。在运动式惩贪失败后，皇帝认识到，仅仅靠杀头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他把反腐的重心放到了教育上。皇帝扭转官场风气的主要办法是选拔清官，通过榜样的力量来引导人，教育人，启发人的天良。他在自己所做的《才德说》中明确宣布了他选择人才的标准：“夫才德全备之人上也；德优于才者次也；才过于德者又其次也。德优于才犹不失为君子，若才过于德，终恐流为小人矣。……宁可使才不足，不可使德确歉也。”皇帝同意洪亮吉的说法，即现在官场作风非常之坏。但是，皇帝认为，通过思想教育可以扭转风气。抓好教育，官员们就能保持住“天良”或重新人性归善。因此，选好朝廷的中枢大臣，树立一系列良好的榜样，上行下效，来带动整个朝廷政治风气的转变，是他整顿吏治的核心思路。嘉庆一朝的中枢大臣们，突出的特点是道德操守不错，办事谨慎小心。乾隆留下的老臣王杰因“忠清直劲，老成端谨”被嘉庆十分欣赏，称赞他“直道一身立廊庙，清风两袖返韩城”。刘墉也因向称“清介持躬”而得到重用。另一名重臣董诰也是勤慎持正的人，史书称其“父子历事三朝、未尝增置一亩之田、一椽之屋”。戴衢亨则“性清通，无声色之好，办事谨饬清慎。然而，他们还有另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缺乏杰出的政治才华，少有远大的政治目光和创新精神。

对于嘉庆一朝严重的社会问题，他们没有一个人能提出略有新意的解决办法。宁用平庸之徒，不用“有才无德”或者“躁进好动”之人，是嘉庆的用人原则。虽然号称法祖，实际上这一用人标准与他的先祖们并不相同。且不说清朝兴起时大量任用“操守有亏”的汉族降臣、叛臣，就是康雍乾时期，皇帝用人，也首重能力，不拘小节，所以才造就了一百多年的辉煌。

二、教育式的反腐，其实是缘木求鱼。因为大清王朝此时的腐败是典型的制度性腐败。僵化的财政制度、失灵的监督体系、贪渎文化传统是嘉庆时政治腐败的三大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则是财政制度。如前所述，从雍正时期到嘉庆时期，由于美洲白银大量流入，大清物价上涨了三倍。按道理，物价上涨之后，官员俸禄起码也应该同步上涨。然而自雍正养廉制制定之后一直到嘉庆年间，乾隆和嘉庆以“守祖制”为由，没有给官员们加过一次薪。

乾隆五十八年马戛尔尼使团的副使英国人斯当东对此看得很清楚，他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大量白银从欧洲流入中国，因此中国物价显著提高。物价提高了，但官员们的薪金仍然是固定的，这就使他们的收入同应有的开支比例失调”，“中国官吏的薪金不高，使他们容易接受礼物的引诱”，“据说大部分衙门里都还有贪污，中国官吏薪俸很低，但许多贪官污吏可以弄到巨大家产”。因此，要解决腐败问题，就要与财政改革结合起来，摆脱祖制“不加赋”的桎梏，大幅增加财政收入，通过给官员加薪，把灰色收入变成白色收入。

然而，嘉庆皇帝坚决反对财政改革。他害怕增加税收会造成社会不稳定。明代万历皇帝为了战争加派“三饷”，剜肉补疮，动摇了大明帝国的根基。所以，清朝历代皇帝一再强调，明朝不是亡于崇祯，而是亡于万历。这一点，嘉庆印象非常深刻，所以他决心凛然恪守“不加赋”的祖训。不但不加赋，甚至由于经常豁免灾荒地区的税收，嘉庆年间的税收比祖制还有所减少。虽然人口增长了近一倍，但嘉庆十七年的田赋、盐课、杂赋收入，只有４，００４．４万两，同乾隆十八年相比，前后六十年间只增加６．３％。财政收入严重入不敷出。治理财政困难，嘉庆皇帝的方针是大力提倡节俭。他在嘉庆十年说到：“朕惟厚生之道，在乎节俭。国家重熙累洽，生齿日繁，日用所需，人人取给，而天之所生，地之所长，只有此数。若再性好奢华，不思撙节，势必立见匮乏，何以保生聚而庆盈宁？…当自知谨身节用，崇尚简朴。”所以，他的节俭不止是私德，而且是治国大法。

可惜，这种做法，后来证明对解决财政困难作用不大。

三、解决人口问题，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发展工商业。可是嘉庆皇帝却毫不犹豫地掐断出现在他眼前的任何一根工商业之苗。其实，康雍乾时代几任皇帝除了鼓励垦荒等传统型政策外，已经在东南沿海某些省份采取了一些富有近代性内涵的新政策。

雍正年间，中国人口压力最大的地区之一是东南沿海福建和广东两省。为了解决百姓生计问题，雍正解除了南洋贸易之禁。闽广等沿海省份华商前往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当时为荷兰统治)的贸易重新兴旺起来，从而解决了与外贸有关的那部分人口的生计，同时，对南洋贸易又带动了东南沿海地区外向型手工制造业的发展，也吸纳了部分过剩人口。

乾隆则在雍正的基础上，解除了广东的矿禁。让民间力量可以开采铜矿，以吸纳剩余人口。广东解除矿禁标志着清代国家产业政策一次具有某种崭新意义的重大调整，其影响远远超出广东一省。18世纪初期中国闽广地区在人口压力下最先出现的解除海禁和矿禁，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看作农业社会的中国迎来工业文明的一抹熹微曙光。如果嘉庆能在雍正乾隆的基础上继续解放思想，这一抹曙光也许会演变成朝晖。然而，嘉庆帝是坚定的禁矿者。稳定是他心中的头等大事。他这个问题上是毫不动摇的。

嘉庆四年四月十九日，皇帝下旨说，宛平县人潘世恩和汲县人苏廷禄，向地方官要求在直隶邢台等县开采银矿。这个事可不可办？今天我表个态。皇帝说，开矿不是小事。开矿需要聚集众人，经年累月。以谋利之事，聚集游手之民，聚众闹事，势在必然。即使是官方经营，也难以约束这么多人。如果听任一、二个老百姓，集众自行开采，更是非常危险。皇帝说，朕广开言路，不是要开言利之路。国家经费自有来源，怎么可以穷搜山泽之利呢？潘世恩、苏廷禄这两个人，以开矿为由，思谋其利，实属不安本分，俱令押送原籍地方，交地方官严行管束，不许出境闹事。给事中明绳官员竟然把这样不合规矩的事上报给朝廷，明显是受了这两个人请托，希望事成之后，分肥利已，实在卑鄙，必须严加惩处。凡事以稳定为最高目标，导致嘉庆做出了这个错误决策。这一决定，是对雍正、乾隆时期新政策探索的开倒车。它堵死了大批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加剧了社会动荡。[(文/张宏杰)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