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秘闻：袁世凯临终做了什么(上)

1916年6月6日,中华民国首任正式大总统袁世凯逝世。民国政府以最隆重的国葬来为这位共和的创始人送行,尽管”洪宪”帝制极大地削弱了袁世凯的形象,但人们仍然以最崇敬的心情来悼念这位带领中国成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领导人。

袁世凯长辞于世,后人的评价各有不同,那么作为一个让中国社会由传统的封建向崭新的共和和平转型的人,一个被赞誉到顶峰又被贬低到谷底的人,在那段社会极度自由的环境里饱受争议的人,他在临终时做了什么?说了什么?应该是对他一生最好的诠释。下面实录他临终前的四则遗言。

第一则遗言

6月5日早晨,身患尿毒症袁世凯开始大量咳血,病情加重,中西医均无缓解,他已经预感到自己的生命即将结束,嘱咐袁克定请在外室候护的徐世昌、段祺瑞和王世珍进入内室,对三人做了两点交代：

“一、予除利国外,毫无其他野心,以后国事惟诸君是赖;二、愿诸君训诫拱衞军将校,予死後萬弗扰乱治安,破坏秩序。对于继任大总统须忠诚服从”。

袁世凯言中的”野心”指的就是”称帝”。从1915年12月13日颁布《改行君宪国体告国民令》到1916年3月22日颁布《撤销承认帝位案停止筹备事宜令》为止,”弘宪”预备案在沸沸扬扬中告一段落。当蔡锷起兵云南,亲信避之不及时,袁世凯知道自己错了,并立即悬崖勒马,主动向国人认错,他没有归罪杨度等”筹安会六君子”,而是自己承担了所有责任并向全国公告,避免了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分化。对于一个国家最高统治者,在社会实践出现问题时能够承担责任是难能可贵的,他没有推诿、没有借口、没有敷衍,而是极其诚恳地坦诚问题,以此化解纷争歧义,维护社会和国家的团结稳定,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关于帝制的问题,学术界有颇多争议,虽然对帝制都持否定态度,但在袁世凯为什么要帝制这个问题却又不同看法。2014年在共识网读书会上,杨度之孙、北京大学教授杨念群认为,民国初年的”君主立宪”是对中国社会形态的一种探索,是中国走”君宪”特色道路的一个实践,就像今天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个道理。《袁世凯改制未必为圆”皇帝梦”》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天宏的文章也从中国当时的国情、政情、民情等方面阐述了他的观点。

“予除利国外,毫无其他野心”,时至今日可能大多人不会太相信袁世凯的这种表述,但如果回溯1912初年袁世凯说服满清逊位,使中国社会和平转型,努力维护民主、宪政的共和体制,并引导经济快速发展,各民族团结稳定,维护国家主权等方面你又不能不承认他”利国”尽心的事实。如果袁世凯有王莽的”野心”,借辛亥革命之机他可轻松”黄袍加身”,使中国历史上再出现一个赵匡胤。他的部下曾建议他借此机会推翻满清,建立袁氏天下,但都被袁世凯毫不犹豫地否决,从这一点说明,袁世凯没有称帝”野心”。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进入共和的中国,是当时亚洲的第一个共和体制国家,在经历了数千年漫长的封建社会的历史,人们特别是普通的民众对什么是共和认识不清,即便是那些留洋的学者也对共和一知半解。尤其是在一个转型的社会中,动荡的社会、外强的窥视,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是难以驾驭的。

袁世凯的第二点交代是至关重要的。关于拱卫军,袁世凯的担心使他不得不再次叮嘱三人。总统府拱卫军是一支非常效忠总统的军队,除人员精干外,其装备也当是最精良的,还有自己亲任团长的模范团的年轻军官。自袁世凯小站练兵以来,袁世凯素有爱兵如子的习惯,军队也非常忠诚,当年小站官兵只知”姓袁”不知皇帝,而这支拱卫军就更是如此了。

军队国家化是袁世凯对军队改造的出发点,民国初建,关于军队的问题是困扰当时整个政局的重中之重,军队的整编和遣散一直困扰着民国的政局。当时孙中山请求袁世凯加入国民党,袁世凯虽然婉拒,但却把他内阁的其他人员包括国务总理赵秉钧都推荐进了国民党,而段祺瑞作为军人不允许加入任何政党。军队国家化中立于政治,是袁世凯治军的根本,但他到死也没有实现自己的目标。因此,在这个时候,袁世凯必须对”军头”段祺瑞说清楚,否则,黎元洪这个总统是难做的。[(文/吉一/中国辛亥革命研究会常务理事)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