琅琊王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贡献

东晋琅琊王氏乃兴起于西汉昭、宣时期的士族豪门。其祖西汉著名的经学家、博士、谏议大夫王吉，原居皋虞，后迁至临沂都乡南仁里（今山东临沂市南山区白沙镇孝友村），于此开创了琅琊王氏显赫士族的基业。后经东汉魏晋南北朝及至隋唐近一千年，在政治、军事和文化上英才辈出，有六百多人的名字记录在人类文明史上。《南史》作者沈约评价说：“自开辟以来，未有爵位蝉联，文才相继如王氏之盛也。”

两晋之际中原成多事之秋，晋武帝司马炎病逝之后，西晋王室内部动荡不已，终于酿成长达十六年的“八王之乱“，军民死亡达30多万，城池焚毁，田地荒芜，人民流离失所，西晋政权元气大伤。东海王司马越毒死晋惠帝司马衷立惠帝之弟司马炽，是为怀帝，改元永嘉。时内迁的西北各族统治者割据称雄的的局面已酝酿形成，对西晋中央政权构成严重威胁。面对晋室安危、民族兴衰、文化存亡的严重局面，琅琊王氏的首要人物王导、王旷、王敦三位密划于室，向时任平东将军、督徐州诸军事、驻守下邳的琅琊王司马睿提出将势力范围中心移至江南建邺（今南京）的建议，得到司马睿的赞成，并向执掌朝政的司马炽提出移镇建邺的请求，为司马炽所认可，并付诸实施。作为第一步，司马睿被任命为安东将军、都督扬、江、湘、交、广五州诸军事，成为江南地区的最高行军长官。此举为公元311年永嘉之乱后，晋室南迁，东晋政权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司马睿悉心经营江左，听从王导的劝说：“宾礼故老，存问风俗，虚以倾心，以招俊杰”争取民心。又采纳王氏兄弟计议，于三月上已日民间洗浴袚稧之时，以“观稧”为名，王导、王敦及诸名士“皆骑从”，震惊了江南望族，纪瞻、顾荣等相率拜于路旁，由此而立威，初步改变了吴人不附的孤立境况。永嘉之乱时，江北士族和百姓为避难而纷纷渡江至江南，史称“衣冠南渡”。王导劝司马睿抓住这一历史的大变局，“收其贤俊，与之共事。”在其周围集聚了一批治国干才，时人谓之“百六椽”。公元318年二月，司马睿称帝，改元太兴，是为晋元帝。他对王氏的鼎力相助心存感激，特邀王导与之共坐御榻，因王导坚辞而罢。民谚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谓。琅琊王氏推动司马睿在中国历史这一关键时刻所作出的英明决策，使东晋王朝能够建都建邺，保护江南广袤土地上的人民免遭“五胡乱华”的蹂躏，保证了“衣冠南渡”后中华文化的存续和发展，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下使江南经济得以进一步开发。此一举措的积极的作用，历来为史家所称道。

东晋王朝几代帝王政治上都依靠以琅琊王氏为代表的侨、吴士族豪门来维持统治，士族门阀制度走向完善。但其中也潜含着致命的弊病，士族子弟中许多人不尚武功，热衷玄学空谈，误国害政。每当北朝犯境、流民起义，国家有难之时，倒是许多出身寒门的将士挺身而出，建功立业，进而掌握军事大权，拥有军事实力，渐之威逼晋室，直至以武力相威逼，改旗易帜。如在镇压孙恩起义中实力壮大的刘裕，于公元420年逼晋恭帝“禅让”自立为帝，改国号称宋；后来，同样是“布衣素族”拥有兵权的萧道成于公元479年逼宋顺帝退位，登上大统，自立为帝，改国号为齐。至南梁武帝后期的“侯景之乱”，士族门阀制度受到严重冲击而走上衰落。这一制度发端于魏文帝曹丕的“九品中正制”选官法，以家世谱牒是否高贵而选任官吏，造成豪门贵族垄断政治权力，从而严重堵塞了寒门庶族地主入仕门径，在士族与寒门之间划出森然的身份等级界限，有所谓“士族无寒门，寒门无士族”之谚，愈到后期愈显示出这一制度的腐朽不堪，直至隋唐，确立以科举考试为选拔人才之路，存在近四百年的士族门阀制度终于结束。但琅琊王氏中的许多杰出人物在士族门阀制度由盛转衰历史过程中，却经受住了历史的拷问，以他们在道德人格、博学才华、治国方略、为官清正、艺术造诣等方面的声誉而青史留名。

一、孝友家风。琅琊王氏家族以“孝友”（即孝于亲，友于兄弟）的优良家风而闻于世。《二十四孝》中“卧冰求鲤”故事讲的就是魏晋之际的王祥，他不计较后母的嫉妒和虐待，当后母病疾而欲食鱼时，他以温体卧冰而得鲤鱼以伺之，成为天下孝行的美誉之谈；他的同父异母兄弟王览为阻止母亲毒死长兄王祥而争饮毒酒并争抢祥馔的行为，使闻者动容，传咏至今。王氏兄弟的这一孝友之举，在封建社会成为教育子弟践行“行孝悌，笃忠义”孔孟之道的楷模。然而王氏兄弟却并不止于此，而是把孝悌作为“扬名显亲”的道德修养最高境界。王祥临终前留下“扬名显亲，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的遗训，鼓励宗亲子弟发奋有为，报效国家，做到忠孝两全。真正躬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人生观的核心价值。正是这一孝友家风，使他们以经学传世，通经入仕，由经学治家转而成官僚士大夫世家，在中古时期的封建士族中成为典范。自魏晋至隋唐长达一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以其特殊的政治地位和文化优势，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宋史·王淮之传》记云：王淮之“曾祖彪之，尚书令。祖临之、父讷之，并御史中丞。彪之博闻多识，练悉朝仪，自是家世相传，并谙江左旧事，缄之青箱，世人谓之‘王氏青箱学’。”青箱或又谓“巾箱”。青箱学乃琅琊王氏数代传承的为官之本。九品中正制虽然以门阀士族身份取士，但琅琊王氏中有政治建树的人物认为，如不能饱读诗书，不具备丰富的行政知识和官场经验，不熟悉历朝典章制度、文物仪礼、旧闻掌故，不能坚守为官清正廉洁的操行，要取得皇族的信任，并且能在风云变幻的政治局面中保持安身立命之本是不行的。因此他们把如何做官当成一门学问来研究，古代谓之“官学”，它是现代行政学的滥觞。王彪之是“王氏青箱学”的重要创建者之一，历东晋成、康、穆、哀、废、简文、孝武数朝为官，以刚正不阿、决事明断而著称。“为人方正，依礼行事”；数次挫败桓温僭越不臣的野心，维护了东晋的法统；靠渊博的知识和耿直无私的人品宰辅朝政，获得了赞誉。祖孙数代对发扬“青箱学”都有贡献，刘宋时代的王弘，史称“博练治体，造次必存法礼，后人依仿，为王太保家法。”南齐时的王俭，“留意三礼，尤精《春秋》，发言吐论，造次必于礼教，”“当朝理事，决断如流。”纵览历史，维持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靠的是制度建设，而王氏对制度建设的贡献就在于强调为臣执政的个人之于道德修养的重要，注重制度设置和执行是否“合礼”有序，所谓“礼”即《周礼》中君臣、父子、夫妇的等级名分以及祭祀、朝觐等方面的礼仪规范要求，等等。

二、为官清廉。琅琊王氏清俭廉洁的家风一直为史家所称道。王吉祖孙三代位居名宦，“无金银锦绣之物，及迁徙去处，所载不过囊衣。不蓄积余财。去位家居，亦布衣蔬食。”王祥位列三公，但“家无宅宇”，临终时还不忘叮嘱子女丧事从俭，不可张扬；王导身为宰相，但“简素寡欲，仓无储谷，衣不重帛，车服尘素，家无遗财。”南朝刘宋时的名臣王弘，也是“不营财利，薨亡之后，家无余业”；南齐王俭，为官清廉，连上朝的衣服都多次补洗，死后，家无遗财，仅“手笔典笺”而已。身为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虽然吝惜爱财，在其父去世时面临故吏賻赠送的数百万金钱财，却分文不取。王氏家族的这些人物清正廉洁，不苟私利的优良“官风”，离不开家风的教育培养，但更离不开个人笃守儒家忠信、知耻、敬业、廉洁的品性修养。

    三、政治建树：东晋立国之初，朝廷寡弱，纲纪未举，衣冠南渡的北方士族刚从永嘉战乱中逃离出来，惊魂甫定，对偏安江左的东晋司马氏政权能否重振大业疑虑重重。时被司马睿拜为丞相的王导及时提出：“宽正息役，惠益百姓”；“镇之为静，群情自安”无为而治的治国方略，以缓和社会矛盾，宽解民力，发展生产，恢复经济。同时也有利于南北士族的团结融合，和睦相处，共撑危局，以对付气势汹汹的北方胡族势力的南侵企图。他还主动与吴地士族陆氏联姻，屈尊强作吴语，化解吴人的猜忌之心；侨姓王、谢等家族舍近求远，避开吴郡豪族田园比较密集的今苏南一带，到会稽临海的浙东地区求田问舍，不与吴人争地利。他称赞吴郡名士顾和“宁使网漏吞舟”而勿“采听风声，以为察察之举”的建言，实行“务存大纲，不拘细目”的施政方针，政令宽松，以争取民心，稳定大局。他还向晋元帝提出来许多官制改革的主张，建立史官，使典章图书颇具规模；在吴地倡建学校，发展教育，培养吴地人才，“使文武之道，坠而复兴。”

四、军事功勋。与王导同时的王敦，执掌东晋军事，为维护新生的东晋政权作出了贡献。建兴四年（公元316年）江州刺史华轶不受朝廷节制，欲建独立王国。王敦奉命讨伐，斩华轶之首传檄京都，稳定了局面；其后又发生了王如、杜弢的流民起义，严重威胁京师。王敦率军先后三年，经过大小几十次战斗，终获全胜。以上两大战役的胜利，不仅稳住了东晋政权的阵脚，而且将其治理范围从长江下游的扬州地区扩展到长江中游的荆襄地区，使新生的东晋政权拥有了广阔的江南腹地的人力和财力资源，得以与北方胡族抗衡。

五、促进汉化。琅琊王氏同样在促进北朝少数民族的汉化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齐武帝永明十一年（493年）雍州刺史王奐因擅杀宁蛮长使刘兴祖并继而反齐遭灭门之灾，王奐与其五子皆被杀，唯子王肃（王导第七世孙）及其弟王秉出逃而免于难，遂投奔北魏。受到立志改革的孝文帝重用，官至尚书令、车骑将军、扬州刺史等职，并尚孝文帝之女陈留长公主。因此位高权重，拥有较强的政治资源，再加之本身又具有丰富的儒学文化素养，得以能全心全意推动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时北魏“兴礼乐，变华风，威仪文物多肃所定。”（《通鉴》）“自晋氏丧乱，礼乐崩亡，孝文虽厘革制度，变更风俗，未能淳也。肃明练旧事，虚心受委，朝仪国典，咸自肃出。”（《北史》）由于王肃制定的典章制度是汉族社会自秦汉以来的“常制”，它包括官制和礼仪制度等上层建筑的诸多方面，经孝文帝多次颁布法令而执行，从而有力地促使了北方少数民族的汉化进程。文化上的融合，为结束南北朝分裂局面，使国家重新走向统一奠定了基础。

六、文化成就。琅琊王氏乃经学世家，侨居江南后且累世为官、身居高位，得以使这一士族大家在文化上众星璀璨、人才辈出。

在经学方面，王氏之祖王吉在西汉是唯一一位能解《春秋邹氏传》的人（“春秋五传”另有《公羊传》、《谷梁传》、《左氏传》、《夹氏传》）；《论语》西汉时有《鲁语》本、《齐语》本和《古语》本（孔子家壁所出）传世，传《齐语》五家《隋书·经籍志》称“唯王阳（吉）名家”；王吉治《公羊》，于微言大义中领会其“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要旨：明确了儒家知识分子胸怀“安邦治国”的理想，需走“经世致用”，先儒后仕的入世之路，即孔子提倡的“学而优则仕”之路。

从琅琊王氏走出来的书画艺术贤才可谓多矣！由于琅琊王氏是显赫的政治家族，又是著名的文化世家。家学渊源，积淀久远，具有丰厚的文化资源，因而代代相继，产生了众多著名的书法艺术家，成果斐然，流风余韵，影响百世。

西晋大臣王戎（有别于东晋王戎的又一人）、王衍善书，均以草书见长；东晋王敦，笔力雄健，其草书作品《蜡节帖》被收入《淳化阁帖》；东晋开国宰相王导，书法亦达到行、草兼妙的高超水平。他的草书作品《省示帖》和《改朔帖》亦收入《淳化阁帖》中。王旷善行、隶，在《墨薮》一书中名列第六。另一位在琅琊王氏书法历史上承上启下的人物王廙，工于“草隶飞白“，秉承三国魏的仲繇，“气概高古”，在王氏兄弟中尤为突出。南朝齐书法家王僧虔《书论》称道：“平南廙是右军（王羲之）叔，自过江东，右军之前，唯廙为最善。”永嘉之乱，王廙将西晋书画家索靖的《七月二十六日帖》叠扎缀如衣中，带到江南。《淳化阁帖》将此帖与王廙的《嫂如何帖》一起编入其中，乃中国书法史上的一段佳话。在绘画方面，他的著名作品有《异兽图》、《烈女仁智图》、《吴楚放牧图》、《鱼龙相戏图》、《村社会集图》等。唐人张彦远评价他“过江后，为晋朝书画第一。”王廙与王羲之是叔侄关系，在书法上“为右军之师”（庾肩吾《书品》）。王羲之年幼时跟王廙学书，东晋太兴元年（318年），王廙将他所画的《孔子弟子十哲图赞》付王羲之，并勉励说：“画乃吾自画，书乃吾自书，吾余事虽不足法，而书画固可法。如汝学书，则知积学可以致远；学画知师弟子行己之道。”对王羲之以后的成长影响甚大。

王羲之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为世界所公认，被称为“书圣”，首见于唐李嗣真《书后品》，谓羲之正体为“书之圣也”，若草，则“草之圣也”。王羲之书法千变万化，他的《兰亭集序》被称为“天下第一书”，乃是于东晋穆帝永和九年（333年）三月初三“修禊”日一气书成。虽未见真迹传世，但有唐褚遂良、虞世南、冯承素三家摹本传其精神。他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创造了新的书体——一个变化多端的书法艺术世界。北宋大书法家黄庭坚赞曰：“右军书法，如孟子言性，庄周谈自然，纵说横说，无不如意。”是说羲之书法，不仅给人以艺术观感，而且其章法和布局深含中国儒、道文化的哲学意蕴。

王羲之生有七子，皆精通书法，且名享一时。其次子王凝之，工于草、隶，《淳化阁帖》和《秘阁续帖》收其《授衣帖》和《与女帖》；妻谢道韫是著名文学家，书法亦佳。后人评价她的书法是“雍容和雅，芳馥可玩”。王羲之第七子王献之，是继王羲之之后最为杰出的书法家，父子二人史称“二王”。献之七岁学书，父羲之亲授《笔阵图》，并书《乐毅论》以为范本，卫夫人（羲之妻）自书《大雅吟》让其习之。在继承其父和张芝等人的基础上，创造了楷、行、草新书体。其草书气脉相通，似一笔写成，笔势流畅。南朝梁武帝称其书法“绝众超美，无人可拟。”梁人袁昂总结评述：“张芝惊奇，仲繇特绝，逸少鼎能，献之冠世。四贤共类，洪芳不灭。”王献之书法艺术对后世影响很大，唐张旭、怀素的狂草宗其法度；唐虞世南、李邕、颜真卿，宋米芾、明董其昌、元赵孟頫等书法名家皆出其右，借鉴和吸收了他的行书遗风。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珣的《伯远帖》真品均被收入乾隆的《三希堂法帖》中。

王氏家族中还有许多著名书画大家。如王导孙王珣，其作品明代董其昌称之为“潇洒古澹，东晋风流，宛然在目。”其弟王珉，工隶、行、草书，宋《宣和书谱》引论者评语，谓“珉书弓善良矢，兵利马疾，突围破敌，难于争锋。”王珣孙王微，能书善画，尤工山水。存世有《叙画》五篇，是中国美术史上重要的书画理论著作。他提出的“本于行者融灵，而变动者心也”的观点，至今仍有借鉴意义。他还在中国美术史上最早提出了如何处理山水画的远近关系问题，今天仍有价值。王珣孙王僧虔，精于书法，工正楷、行书，继承家传祖法，所书丰厚淳朴而有骨气，用笔外拓，笔画深厚，竖捺粗壮，结构严谨，形神兼备，为当时所推崇，且影响到唐宋。他的书法理论著作有《书赋》、《论书》、《笔意赞》等，提出了“书之妙道，神采为上”的理念，影响后世。梁武帝称王僧虔书法“如王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奕奕皆有一种风流骨气。”南梁末，北方的西魏攻陷江陵，时王俭的曾孙王褒被扣，因其“文雅见知”，授车骑将军、仪同三司。入北后将王氏书风带到北朝，王公显贵争学其书，从而以“南书温雅”影响“北书雄健”之风，在“北书以骨胜”特色中融进了“南书以韵胜”的韵味，促进了南北书法的交流。

琅琊王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的士族大家，这一家族在政治、军事、文化、艺术和国家统一等方面四百年间产生了数十位影响中国的杰出人才，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值得重视的文化现象，也是世界文化史上可以与加西亚·马尔科斯《百年孤独》中何塞·阿卡迪奥雷良家族相媲美的神圣家族。经隋唐至宋元明清，这一家族的后裔仍活跃在政治或文化的舞台上。直至当代，琅琊王氏后裔在港澳台、东南亚乃至全球的政、商和文化界，精英后继有人，层出不穷，他们以自己创造的辉煌业绩向全世界彰显了中国人对世界文化的特殊贡献。

   作者为连云港市朐海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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