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考研研精致思：西晋的人口为何比东汉少了70%？--四柱八字,命理,八字命理,六爻占卜,命理百科-寅午文化

根据《三国志》记载，蜀汉灭亡时户籍人口94万，曹魏灭亡时户籍人口400万，吴国灭亡时户籍人口230万。经过缓慢增长，西晋刚刚统一时人口不过1600万左右。对比100年前，东汉桓帝时期户籍人口5400万。小伙伴们肯定大吃一鲸，难道70%的人口这么快就人间蒸发了吗？

是的，三国时期军阀混战、灾荒疾疫的确让人看了心头一紧。别的不说，曹操的《蒿里行》就说道：“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如果在现场看到的话不知道晚上是不是要做噩梦、要午夜惊魂了。而且疾疫流行的烈度也非常恐怖，某种程度上就是当时的新冠肺炎呐！单说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的瘟疫，就一举夺去建安七子之中五个人的生命，大家还记得其中有个叫陈琳的人吧？有个著名的成语“箭在弦上”就是说这位哥们儿的。他在官渡之战前帮助袁绍写了檄文，把曹操祖宗三代骂了狗血淋头，结果骂人骂来了好老板，曹操后来把陈琳留在身边，他也死于这场疾疫之中。以及司马懿的哥哥司马朗，这么多牛掰的人物都被这场瘟疫召唤走了。是不是真的很可怕！

但是，更多历史学家认为，三国时期政府户籍人口之所以损失如此吓人，主要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战争和疾疫。当时人口数量如此之少，绝非是当时只有这么多人口，而是政府能掌握的、登了记的只有这些人。那或许有人问了，这是为什么尼？为神马不全记上？

一是用不着，二是做不到。

为什么说用不着呢？我们要了解政府统计人口到底是为了什么，其实说白了就是为了钱，为了征税。汉代的时候税收主要有两类，一是人头税（口钱、算赋），二是土地税（田租），其实一直到清代雍正年间摊丁入亩，才算正式废除了人头税，而农业土地税到了前些年党和政府才正式废除，中国古代的主要税收模式才算完成了它们的历史使命。汉代是人头税大大高于土地税，当时为了避人头税甚至把自己家的孩子都给弄死或者弄残废……所以统计人数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它直接与政府有多少钱挂钩。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需要交税，当时7岁以下儿童、56岁以上老人就不用，因此对于政府来说，最重要的是统计需要纳税的成年男丁数量，而其他人，统计了也对政府没有什么用。当然并不是说政府没有统计这一部分人口，但是成年男性，即“丁”，才是政府统计人口的重中之重。

更主要的还是“做不到”，那又为什么说做不到呢？我们似乎觉得中国的皇帝手眼通天，众人都山呼万岁，谁敢阻拦皇帝岂不是活的不耐烦了？但是事情恐怕没有这么简单，我们先看著名的史学家怎么说。比如，唐长孺先生说：“魏晋户口下降的原因虽有很多方面，但根本原因在于魏晋时期封建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使大量的户口沦为私家的佃客。”大家看过历史应该都知道，东汉以后中国就逐渐进入了士族门阀社会了。什么是士族门阀？按照田余庆先生的观点，是官僚政治的变态，本来秦始皇的时候确立这种官僚制是为了给皇帝服务的，破除原来干扰君权的世袭贵族。但是万万没想到这帮人登上自己舞台之后慢慢贵族化了，最后形成了一个官位在自己家族内部流传，连皇帝都徒唤奈何的政治集团，这以东晋司马氏衰微的皇权最为典型。当然在汉代以及三国时期还没那么严重，但是政府的控制力已经越来越弱了，这些豪强世家隐然可以与政府掰一掰手腕。

有人问了？他们用什么掰手腕呐？当时，随着经济的发展，不少人口、土地转而依附于这些豪门大族，士族们把人口藏匿起来成为自己的依附民，为自己服劳役，不再为政府纳税赋役。拥有了这些土地和人口之后，他们越来越成为强大的政治势力，反过来又强迫更多的破产农民依附于他们，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这样自然使得政府的在册人口大大锐减。

在两汉时代，这种依附农在政府法令中尚处于灰色区域。原则上，除了奴隶之外，其余百姓都属于汉朝政府直接掌控的编户齐民，所谓齐民，就是地位平等的农民，不存在谁依附谁的关系。也就是说，名义上，他们和士族法律地位都是平等的，也要承担一样的负担，但实际上他们和士族已经成了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但法律上不承认，可是政府也只能默认这种关系。随着东汉时期豪强士族的崛起，光武帝刘秀通过度田的举措想把大量土地和人民从豪强手里抢过来，某些豪强甚至直接造反。刘秀一看，大哥你赢了。他最后虽然杀了一批人，可也只能不了了之。

可能又要有人问了，您刚才说的是豪强，那和士族是什么关系？他们之间其实是相通的。因为如果是豪强，他们就要想永葆财富，不能只能是经济上的暴发户，这就必须做官。既然有钱了，那自然有能力送子弟去读书。东汉是读经风气很盛的时代，读了书，能做官，那就成了“士”，然后反过来利用官位加强自身的家族势力，推荐自己的家族的人再去做官。因此，豪门世家、官员世家、经书世家三结合，就成了一个强无敌的政治力量，就是士族。

到了东汉末年军阀混战的时代，各个政治势力你争我夺尚且自顾不暇，哪里还有余力去与各地豪强这些小霸王较劲，更多只能采取招安的方式，我承认你们对依附农的占有，你们支持我打江山，各得其所、皆大欢喜嘛。比如曹操手下的李典，就是颍川的一个小豪强。为了争夺劳动力，政府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采纳枣祗的建议，在许都附近推行屯田制。所谓屯田制，就是政府正好控制了一大批荒地，然后曹操打败青州黄巾军之后又俘获了一大批随军农民，由他们自己准备或者由政府分配农具进行耕作，收成与政府分成。可能有人觉得那还不错呀，但是这是采取军事管理的方式把这些农民编组起来，从中央到地方层层管理，而且待遇不高，又征收高额地租，这些人被称为“屯田客”，而且你是屯田客，是因为你爹是屯田客，以后世世代代都作屯田客，等于是国家通过暴力手段强行掌握了一批世代为国家种地的国家佃农。这对农民来说一点都不香对吧。但是当时如果不这样曹操这个政府自己都过不了日子了。我们在史籍中可以看到很多屯田客逃跑的例子，受不了啊！

不仅如此，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曹操为了适应新的社会形势，将汉代的人头税（赋）改为了“户调”。户调，顾名思义，不是按人头来交钱，而是以每家每户为单位，每户交纳绢二匹、绵二斤。之所以改为以户为征收，是因为政府实在不知道一个户下面有多少人，万一一户有几千几百依附农，结果他告诉政府我家里只有几个人，政府也搞不清楚，干脆统一征收数量。虽然对贫民有所不公平，但是也没有办法，后来西晋政府采用“九品混通”的办法，尽量按照财产、人口数给每户评定户等，分为“九品”，等级高的责任就越大，就得多交。

曹操（155—220）

正是由于战乱影响和世家大族力量的强大，此时政府在册人口数量始终低迷不振。一直到曹操统一北方三十年之后，曹操的孙子魏明帝曹叡执政的末期（而且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那个时候诸葛亮都已经驾鹤西去了），经过长期的经济恢复和发展，陈群给魏明帝的奏疏中还提到：“况今丧乱之后，人民至少，比汉文、景之时，不过一大郡。”整个曹魏控制区的人口统计数量，居然才刚刚达到汉朝文景时期一个大郡的人口，各位兄弟是不是吓得都快坐不住了！而且，世家大族的力量随着魏晋禅代陷入了更加可怕的膨胀之中，北大的阎步克老师认为：“西晋易代用‘禅让’……统治集团来自曹魏显贵及其子弟……晋廷对之无法绳之以法，只能优容、纵容。”换句话说，我们原来都是曹魏的大臣，凭什么现在你做皇帝呀？司马氏也只能顺着他们。因此，曹魏灭亡前夕，为了获取曹魏显贵势力对其代魏的支持，司马昭推行赐租牛客户制，准许将屯田制下土地上的佃客与租牛赐予豪强大族，曹操实行的国有的屯田制度至此被司马氏彻底埋葬了，世家大族的私有土地和依附农民迎来了新的春天。而在一江之隔的东吴，更是过分，以至于“强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势，足以建命”，甚至于后来逃命到江南的东晋小朝廷差点就站不住脚。

这样的局面，也就无怪乎田余庆先生将西晋的短期一统评价为“低质量的统一”了。而几十年后，少数民族入主中原，鲜卑慕容氏的前燕在函谷关以东建立统治，在少数民族武力的压迫下，他们在其控制区内所掌握的人口数量就已经与西晋掌握的全国户数不相上下。毕竟人家与汉族的世家大族没什么利益纠葛，而且依靠武力征服。不配合？不配合削死你！之后统一北方的鲜卑族拓跋氏北魏政权更是通过均田制、三长制尽力恢复政府对民间基层的控制，因而在财力、人力上逐步碾压南朝。这也是阎步克先生将北朝称为“历史出口”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