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刘志伟教授：“胡须”：作为权力意志异化的象征符号——以魏晋“英雄”文化为研究中心--四柱八字,命理,八字命理,六爻占卜,命理百科-寅午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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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考古学暨历史语言学学会常务理事、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兼学刊副主编刘志伟教授

刘志伟，男，甘肃通渭人，郑州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学科特聘教授、“中原历史文化”双一流学科方向带头人，河南省首届社科名家，中国文选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国际考古学暨历史语言学学会常务理事、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兼学刊副主编，主要研究方向为“文选学”与活体文献研究、先唐文学与史学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与艺术史研究等。

“胡须”：作为权力意志异化的象征符号

——以魏晋“英雄”文化为研究中心

刘志伟

魏晋时期，“英雄”以能够拨乱反正、拯世济民，而成为被普遍崇尚的人格形象。但是，当时被视为“英雄”的人物，多具有“善”“恶”兼备的复杂、变异的人格特征，而权力欲空前膨胀、追逐帝王之位，也往往是魏晋“英雄”的特点。对于“英雄”的追求帝王之位，有两点需要仔细辨析：

其一，历史地看，尽管不排除其有个人野心问题，但在旧的封建王朝已无可救药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英雄”以拨乱反正之身登上帝王之位，客观上符合时代进步的需要。正如《后汉书·荀彧传》评价曹操：“方时运之屯邅，非雄才无以济其溺，功高势强，则皇器自移矣。”

其二，并不存在这样的特定历史条件，一些“英雄”人物实际由拯世救民、建功立业，而异化为处心积虑、变本加厉地追逐帝王之位的个人野心家。

魏晋时期，尽管注重天命、血统、道德的政治伦理文化价值观念体系遭受严重打击，但对群体文化心理仍然具有重要影响作用，故对不具有血统、道德代表意义的“英雄”追逐帝王之位的行为，社会舆论往往予以否定。这种否定性社会舆论与汉末直到魏晋不重、乃至贬斥“胡须”的文化心理、审美风气的变化，以及骨相学意味浓厚的人物品鉴等相结合，就形成了一种奇特的魏晋文化叙事模式：以“胡须”作为“善”“恶”兼备型“英雄”外在形貌的共同符号标志，来象征魏晋“英雄”权力意志的异化。本文拟以《世说新语》与“英雄”相关的记载为线索，全面比较关于魏晋“英雄”的其它相关文献材料，尝试解读这种独特的文化叙事模式，深入探讨魏晋“英雄”权力意志的异化问题。

一、“胡须”象征“英雄”权力意志异化

作为专门记载魏晋风流人物事迹的志人小说，《世说新语》有关魏晋“英雄”的记载，有些虽也认同、凸显这种象征“英雄”权力意志异化的“胡须”文化叙事模式，更多则是进行了改写。尽管如此，以《世说新语》的相关记载为线索，全面比较关于魏晋“英雄”的其它相关材料，我们仍然能够看到：确实存在这样一种相当明晰的魏晋文化叙事模式。

《世说新语·识鉴》采用先记载帝王“英雄”，再记载其他风流人物的“识鉴”顺序，显出特意凸显“善”“恶”兼备型“英雄”的创作意图：

曹公少时见乔玄，玄谓曰：“天下方乱，群雄虎争，拨而理之，非君乎？然君实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恨吾老矣，不见君富贵，当以子孙相累。”

曹公问裴潜曰：“卿昔与刘备共在荆州，卿以备才如何？”潜曰：“使居中国，能乱人，不能为治。若乘边守险，足为一方之主。”

以“识鉴”第1、2条的显要位置，专门记载“善”“恶”兼备型“英雄”，显然不是偶然而为。虽然《世说新语》36门的类目设置，差不多都以人物品题和鉴赏为旨归，但《识鉴》《赏誉》《品藻》《容止》《企羡》等门类，是直接记录人物品题、鉴赏的。作者对这些门类的品题和鉴赏，当然有予以专门凸显的意图。作为直接专门记录人物品题的《识鉴》一门，共辑收28条相关材料。值得关注的是，本门26条与“英雄”无关，涉及的只有2条，记载对帝王“英雄”的识鉴，且恰记曹操与刘备二人，这容易让人想到：作者只选两条“英雄”品评的依据，当是来自曹操“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的著名品评。而首“门”《德行》并不收入曹、刘事迹，却在本门选择有违魏晋时代有关刘备“德行”之普遍看法的材料，将刘备也视为“善”“恶”兼备型“英雄”。这说明作者认同魏晋时代关于“英雄”兼具“善"“恶”两种价值趋向的思想观念。故书中不但记载“英雄”曹操的各种“善”“恶”兼备的事迹，甚至在《任诞》《假谲》《尤悔》等门中，对其明显行迹近于“恶”的种种事件津津乐道。

《容止》“门”还触及这样一个饶有兴味的话题：根据儒家正统思想，真命帝王必然具有天命、血统、德行等“圣人”特征，自然也具有特异形貌，那么，没有天命、血统、德行等可以依凭，而是“善”“恶”兼备，纯粹以其才智追逐帝王之位的“英雄”，其形貌是否也有其特殊表征？其结论则令人拍案称绝！

《容止》“门”也采用先记载帝王“英雄”，再记载品评、鉴赏其他风流人物形貌的顺序。而在全部39条材料中，首条也是唯一一条专门记载帝王“英雄”的仍属曹操。这就留下了广阔的思考空间：魏晋时代被目为“英雄”帝王的远非曹、刘两位，难道他们就不可以以专条方式入选记载“容止”之门？如《容止》记载对桓温形貌的识鉴时，曾提到孙权、司马懿。二人也因形貌极有特色，而获时人识鉴，却无专条事迹见收。如是以曹、刘为“善”“恶”兼备型“英雄”的典型，刘备的特异形貌曾被时人大加渲染，为何也不见收？

实际上，在表现“英雄”帝王的外在形貌时，作者以独到眼光，选择能够凸显帝王“英雄”内在精神气质与其外在形貌矛盾冲突的题材，作《容止》门的首条。《容止》门的叙事视角，聚焦于人们对真假“英雄”形貌的认知上，从而与其它38条所记风流人物形象的或土木形骸、龙章凤姿，或眸子精芒逼人，或耳、口、鼻、眉、手等的特异超群，形成鲜明对照，甚至造成某种反讽性效果：

魏武将见勾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远国，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床头。既毕，令间谍问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闻之，追杀此使。

关于这条记载是否真实可靠，古今都有较多质疑。我们颇怀疑是由承宫事迹巧妙嫁接改写的。司马彪《续后汉书·承宫传》：

承宫……名称闻于匈奴。单于遣使来贡，求见宫。诏敕宫自整顿，宫曰：“夷狄昡名，非识实也。闻臣虚称，故欲见臣。臣丑陋行寝，见必轻贱，不如选长大有威容者（示之也）。”时以大鸿胪魏应示之。

二者的相似十分明显。转嫁名臣事迹于帝王“英雄”，就明白写出：像曹操这样一位既可“治世”又可“乱世”、一人而已的“英雄”，甚至并不具有与其“英雄”本质足以相配的外在形象！曹操的“形陋”，连他本人都过意不去，而其内在的“英雄”相，要靠真正的“识”者方可辨认；崔琰虽“雅望非常”，“识”者仍可看穿他实非“英雄”。可见，“英雄”并不一定仅凭外在形貌可予识鉴，那些“非常之人”“超世之杰”所具有的“真”精神，完全可能超越形貌皮相。不“貌”之“貌”才是“容止”的最高境界。

除了有对曹操作为“英雄”，其外在形象与其“英雄”内在特质不相符合的戏剧化表现，这条记载不但以反讽手段颠覆、解构了魏晋时代重视并热衷于识鉴风流人物外在形象的固有标准，凸显了当以才智与内在精神作为评价“英雄”的真正标准的思想观念。这样的思想，明显受到“英雄”取代“圣贤”人格形象成为全社会崇尚对象的魏晋文化思潮的影响。由此也可知刘备落选的真正原因，就在于其形貌具有“潜圣”特征！

至于曹操怎样的“形陋”，崔琰怎样的“雅望非常”，《容止》首条没有具体点出。但为什么作者会将曹操的外在形象与崔琰相比，却显然关涉二人包括“胡须”在内的形貌关系。

由于曹操“形陋”，与正史对帝王形象标志大做文章的惯常手法不同，《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不提曹操的形貌。提到的，如《魏氏春秋》，只好说：

武王姿貌短小，而神明英发。

三国时代吴人所撰的《曹瞒传》则予以贬述:

太祖为人佻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被服轻绡，身自佩小鞶囊,以盛手巾细物,时或冠帢帽以见宾客。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沾污巾帻,其轻易如此。

崔琰则据《魏书》本传记载：

声姿高畅，眉目疏朗，须长四尺，甚有威重，朝士瞻望，而太祖亦敬惮焉。

曹操《赐死崔琰令》，竟然还对崔琰的“虬须”威胁耿耿于怀：

琰虽见刑，而通宾客，门若市人，对宾客虬须直视，若有所嗔。

可见，曹操的“敬惮”崔琰，当有因自身“形陋”而心存自卑，嫉妒崔琰“甚有威重”的成分。而“虬须直视”作为崔琰“甚有威重”标志，令不及崔琰“须长四尺”的曹操，即便“琰虽见刑”，仍感受到其“若有所嗔”的强烈威胁。

可见，受特定创作意图的影响，《容止》隐去关于曹操与崔琰之间包括“胡须”在内的形貌关系史实，但其关于二人形貌的话题，还是容易引领我们关注关涉二人“胡须”等复杂恩怨的史实关系，并联想其他魏晋“英雄”与胡须相关的记载。

《世说新语》所记载的其他“英雄”，也是“善”“恶”兼备型的，并且或直接以胡须作为其外在形貌的象征，或引领我们想到胡须与“英雄”形貌的相关史实。据《晋书》本传记载，桓温儿时曾被温峤叹为“英物”，他也是《世说新语》着力描述、表现的“善”“恶”兼备型“英雄”。如《轻诋》记载他的“善”：

桓公入洛，过淮、泗，践北境，与诸僚属登平乘楼，眺瞩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袁虎率而对曰：“运自有废兴，岂必诸人之过？”桓公凛然作色，顾谓四坐曰：“诸君颇闻刘景升不？有大牛重千斤，啖刍豆十倍于常牛，负重致远，曾不若一羸牸，魏武入荆州，烹以飨士卒，于时莫不称快。”意以况袁。四坐既骇，袁亦失色。

《尤悔》则记载他的“恶”：

桓公卧语曰：“作此寂寂，将为文、景所笑！”既而屈起坐曰：“既不能流芳百世，亦不足复遗臭万载耶？

此条檀道鸾《续晋阳秋》也有记载：

桓温既以雄武专朝，任兼将相，其不臣之心，形于音迹。曾卧对亲僚，抚枕而起曰：“为尔寂寂，为文、景所笑！”众莫敢对。

对像桓温这样的“善”“恶”兼备型“英雄”，《容止》第27条也借刘惔之口，描述了其外在形貌与孙权、司马懿的相像：

刘尹道桓公：“鬓如反猬皮，眉如紫石棱，自是孙仲谋、司马宣王一流人。”

此条存在异文问题。余嘉锡《笺疏》引程炎震云：

《晋书·温传》作“眼如紫石棱，须作猬毛磔，孙仲谋、晋宣王之流亚也。”《御览》三百六十六引“眉”亦作“眼”。

又清汤球辑东晋邓粲《晋纪》：

（桓温）少与沛国刘惔善。惔常称之曰：“温眼如紫石棱，须似猥毛磔，孙仲谋、晋宣王之流。”

《容止》之“鬓”究竟是否如《晋纪》《晋书》一样作“须”，今无确证。但即便是“鬓”，《说文》：“鬓，颊发也。”段玉裁注：“谓发之在面旁者也。”这种脸旁靠近耳朵的头发，与络腮胡须即连鬓胡须并无截然的区别，“鬓如反猬皮”，岂非尤近于络腮胡须？而既与孙权的形貌相像，则更为当作“须”添了证据。

魏晋迄于刘宋时代的主流與论，也视孙权为“善”“恶”兼备型“英雄”。《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评价说：

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矣。

《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记载了刘琬对他的识鉴，其中涉及孙权的形貌：

（刘）琬语人曰：“吾观孙氏兄弟，虽个才秀明达，然皆禄祚不终。唯中弟孝廉，形貌魁伟，骨体不恒，有大贵之表。年有最寿，尔试识之。”

《宋书?符瑞志》重复了刘琬的话，并更明确其“形貌奇伟，骨体不恒，有大贵之表”的突出标志是“孙权方颐大口，紫髯长上短下”。《吴主传》裴松之注引《献帝春秋》：

张辽问吴降人：“向有紫髯将军，长上短下，便马善射，是谁？”降人答曰：“是孙会稽。”辽及乐进相遇，言不早知之，急追自得。举军叹恨。

按“髯”指两颊的胡须。《释名?释形体》：“在颊耳两旁曰髯，随口动摇冉冉然也。”《玉篇》：“髯，颊须。”张辽直称孙权为“紫髯将军”，可见“紫髯”正是孙权外在形象的最显著标志。桓温眼紫而胡须络腮有如“反猬皮”，岂非与孙权“紫髯”极其相似？

至于司马懿，《魏书?崔琰传》记载：

始琰与司马朗善，晋宣王方壮，琰谓朗曰：“子之弟，聪哲明允，刚断英峙，殆非子之所及也。”

刘孝标注引《晋阳秋》曰：

宣王天姿杰迈,有英雄之略。

司马懿也是“善”“恶”兼备型“英雄”，其形貌的特异也与胡须有关。《晋书?帝纪·宣帝》记载：

魏式察帝有雄豪志，闻有狼顾相，欲验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顾，面正向后而身不动。

所谓“狼顾相”，典出《诗?豳风·狼跋》：“狼跋其胡，载疐其尾。”“狼疐其尾，载跋其胡。”按“胡”指兽颌下下垂的肉。《诗集传》：“胡，颌下悬肉也。”由于兽的胡上总是生着较长的毛，老狼的胡肉长，胡毛也长，故前进踩着胡，后退又踩着尾。高亨先生说：“胡”字有变为“鬍”，“胡本含有鬍意”。故应劭《风俗通义?正失》就将《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所记“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之“胡”写为“鬍”。可知，“狼顾相”正以司马懿包括胡须在内的特异形貌，象征其对曹魏的持有二心。由于桓温对东晋王朝也怀有二心，人们自然而然就将他与司马懿相联系，而关注二人以胡须为主的形貌特征。

《太平御览》卷三百九十六引《语林》，又将桓温描述为与刘琨、王敦相像。与王敦的关系是虚写，与刘琨的相像，则直接提到了二人包括胡须在内的外在形貌的相似：

桓温自以雄姿风气是司马宣王、刘越石一辈器。有以比王大将军者，意大不平。征苻坚还，于北方得一巧作老婢，乃是刘越石妓女。一见温入，潸然泪下。温问其故，答曰：“官家甚似刘司空。”温大悦，即出外修整衣冠，又入呼问：“我何处似司空？”婢答曰：“眼甚似，恨小；面甚似，恨薄；须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声甚似，恨雌。”宣武于是拖冠解带，不觉昏然而睡，不怡者数日。

此条以戏剧化笔调指出：包括“须甚似，恨赤”，桓温形貌的各个细部，都极相似而又稍逊于刘琨。而刘琨也被时人视为“善”“恶”兼备型“英雄”。《世说新语·赏誉》：

刘琨称祖车騎为朗诣，曰：“少为王敦所叹。”

刘孝标注引《晋阳秋》：

（祖）逖与司空刘琨俱以雄豪著名。年二十四，与琨同辟州主簿，情好绸缪。共被而寝，中夜闻鸡鸣，俱起曰：“此非恶声也。”每与世事，则中宵起坐，相谓曰：“若四海鼎沸，豪杰共起，吾与足下相避中原耳！”……

余嘉锡《笺疏》引《文选集注》六十三引《续文章志》云：

早与祖逖友善，尝二大角枕同寐，闻鸡夜鸣，憙而相踏，逖遂坠地。

余嘉锡对此有精当评说：

《开元占经》百十五引京房曰：“鸡夜半鸣，有军。”又曰：“鸡夜半鸣，流血滂沱。”盖时人恶中夜鸡为不祥。逖、琨素有大志，以兵起世乱，正英雄立功名之秋，故憙而相踏。且曰“非恶声也”。此与尹玮见袄星喜而再拜（见《晋书·姚兴载记》），用心虽异，立意则同。……明胡侍《真珠船》七云：“《晋书》：……史臣曰：‘祖逖闻鸡暗舞，思中原之燎火，幸天步之多艰。原其素怀，抑为贪乱者矣。’”

此评说可以为刘琨作为“善”“恶”兼备“英雄”盖棺论定！关于王敦，虽然不见有关桓温与他形貌何处相像的具体记载，《世说新语?赏誉》第79条，确实记载了桓温对王敦的高度赏鉴：

桓温行经王敦墓边过，望之云：“可儿！可儿！”

按“可儿”即“可人”，魏晋时习用语，谓其为可爱之人。余嘉锡引李慈铭说：

案此是桓温包藏逆谋，引为同类，正当“作此寂寂，将令文、景笑人”语同一致。深识之士，当屏弗谈；即欲收之，亦当在《假谲》《尤悔》之列。而归之《赏誉》，自为不伦。

余嘉锡也以为桓温是“赞敦能为非常之举，犹自命为司马宣王一流人物云耳”。而《世说新语?豪爽》也记载：

桓宣武平蜀，集参僚置酒于李势殿，巴蜀缙绅，莫不来萃。桓既素有雄情爽气，加尔日音调英发，叙古今成败由人，存亡系才，其状磊落，一坐叹赏。既散，诸人追味余言。于时寻阳周馥曰：“恨卿辈不见王大将军。”

可见时人确有桓温与王敦气类相像而不及的看法，这正略同于他与刘琨相像而不及。至于桓温不喜被比为王敦，似无确证。实际上，虽然不必是胡须，《世说新语·识鉴》记载了对王敦形貌的识鉴：

潘阳仲见王敦小时，谓曰：“君蜂目已露，但豺声未振耳。必能食人，亦当为人所食。

可知与司马懿的“狼顾相”一样，王敦的形貌也被视为有谋逆野心的象征符号。《豪爽》还记载王敦刻意效法“善”“恶”兼备型“英雄”曹操：

王处仲每酒后辄咏“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壶，壶口尽缺。

而有趣的是，《世说新语?假谲》所记王敦与晋明帝的事迹，又关涉胡须：

王大将军既为逆，顿军姑孰。晋明帝以英武之オ，犹相猜惮，乃著戎服，骑巴鬃马，赍一金马鞭，阴查军形势。未至十余里，有一客姥，居店卖食，帝过谒之，谓姥曰：“王敦举兵图逆，猜害忠良，朝廷骇惧，社稷是忧。故劬劳晨夕，用相觇察。恐行迹危露，或致狼狈。追迫之日，姥其匿之。”便与客姥马鞭而去。行敦营匝而出，军士觉，曰：“此非常人也！”敦卧心动，曰：“此必黄须鲜卑奴来！”命骑追之，已觉多许里，追士因问向姥：“不见一黄须人骑马度此耶？”姥曰：“去已久矣，不可复及。”于是骑人息意而反。

刘孝标注还引《异苑》予以补充：

帝躬往姑孰，敦时昼寝，卓然惊悟曰：“营中有黄头鲜卑奴来，何不缚取？”帝所生母荀氏，燕国人，故貌类焉。

我们颇怀疑此类传说殆即唐传奇《虬髯客传》的原型故事。因为《虬髯客传》的另一原型故事就叫《黄须翁》，而《虬髯客传》是以李世民的“虬须”为原型，虚构了与其竞争帝位的“虬髯客”形象。关于本条明帝之黄须，虽然与“善”“恶”兼备型“英雄”的胡须象征意蕴不同，但仍使我们想象王敦这位“善”“恶”兼备型“英雄”与胡须复杂纠缠的形象特点。

由前面的讨论，我们能够看到：以“胡须”作为“善”“恶”兼备型“英雄”外在形象的共同象征符号，确实是相当明晰地存在于魏晋时代的一种文化叙事模式。如果说，曹操外在形象与“胡须”关系的记载，还只是引发人们关于“胡须”与权力意志关系的联想，关于桓温与孙权、司马懿、刘琨、王敦等“胡须”相像的记载，则给人以这样的深刻印象：魏晋时代在谈论“善”“恶”兼备型“英雄”时，显然有其共同遵守的人物标准参照系统。如果前述记载中的某条说这些人当中的某两位形象相像，就很难说这是无意之巧合了。而以“胡须”作为“善”“恶”兼备型“英雄”外在形貌的共同符号标志，其目的显然是要借以象征魏晋“英雄”权力意志的异化。

二、“胡须”文化叙事模式成因探讨

接下来需要讨论的问题是：为什么在有关魏晋“英雄”的文化叙事中，不以其他特征，而要以“胡须”作为“善”“恶”兼备型“英雄”共同的象征符号?这就必须探讨“胡须”与权力意志的深层关系。

（一）“胡须”作为帝王权力意志的象征符号

从人类学的视角看，由象征男性力量到象征男性的才能与权力意志，以“胡须”象征帝王权力意志也成为重要的文化叙事模式。

“胡须”首先是以男性的第二性征，而被视为男性雄强力量的象征符号。事实上，人类早期就已盛行“胡须”崇拜。如林惠祥先生《文化人类学·原始艺术》提到爱斯基摩女子有关“胡须”崇拜的一种人体“黥涅”妆饰：

他们自8岁便施黥涅，其地位大都是面、臂、手、股及胸。其纹样大都是在眉上加以二条斜形曲线，自鼻翼起作二条曲线亘于两平频，又自嘴的下端引出扇形的纹样下颌，其形似乎摹仿男人的须髯。

这种“黥涅”对男性“须髯”的模仿，显然是将“胡须”作为男性雄强力量的象征而予以崇拜。蔼理士《性心理学》也论述了早期“胡须”崇拜观念的演变：

须髯的培养是因时代与文明程度而有不同的。但在未开化的民族里，培养的功夫最为精到；这种民族甚至于把个人的须髯认为与人格的神圣有关，不许侵犯。……初期的罗马人是很讲究须髯与长发的美观的，但到了后来，风气一变，须髯成为从事于学问的人的一种专利的点缀品。只有读书人才配有这种庄严的标志，其他行业的人就没有了。

可知在人类早期，有的民族“甚至于把个人的须髯认为与人格的神圣有关，不许侵犯”。孟德斯鸠在《波斯人信礼》中则借黎伽之口,描述了西班牙和葡萄牙人,以戴眼镜与蓄髭须,作为态度庄重的两大表现方式。黎伽就蓄髭须发表的高见是：

至于髭须，它本身就令人肃然起敬，且不管有何后果，尽管如此，有时人们却从髭须上取得极大的功用，为了服务于君王，或为了国家的体面。例如在印度的某一个著名的葡萄牙将军，就是很好的证明。因为，那将军在需要钱的时候，就剪下两撇髭须中的一撇，送给果阿的居民，凭此抵押，要索两万比斯多尔。钱先借给了他，后来，他又神气十足地把那撇髭须收了回去。

于此,也可见此两国家“胡须”崇拜风俗之一斑。

在我国古代，崇尚“胡须”的文化心理也显得源远流长。中医阴阳五行学说以胡须属“肾”，胡须的浓密茂盛意味着男性生命力的旺盛。故古人直接以“须眉”代称男子。清徐时栋《烟屿楼笔记》卷二：“古时称男子为须眉。”也由此生出美感，将美“胡须”视为男子壮美形象的突出标志。如《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有君子白皙，鬒须眉，甚口。”孔颖达疏：“鬒须眉者，言须眉皆稠多也。”再如《诗?齐风·卢令》：

卢令令，其人美且仁。

卢重环，其人美且鬈。

卢重鋂，其人美且偲。

《毛传》：“鬈，好貌。”朱熹《诗集传》：“鬈，须鬓好貌。”偲，《经传释文》：“多须貌。”头发与胡须的浓密漂亮，显示了“其人”的超群相貌之美与雄强孔武气概。

复如：

于是摇鬓奋髭，则论说虞唐；鼓鬐动鬣，则研覆否臧；内育环形，外阖宫商，相如以之都雅，颛孙以之堂堂……（王褒《责须髯奴辞》）

为人洁白皙，鬑鬑颇有须。（《艳歌罗敷行》）

先生于是方捧罂承糟，衔杯嗽醪，奋髯箕踞，枕麹藉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刘伶《酒德颂》）

受这种崇尚胡须之文化心理的影响，徒有美胡须而形不符实，就为人所鄙了。如《南史·褚彦回传》记载山阴公主质问褚渊：“君须髯如戟，何无丈夫意？”钱锺书先生《管锥篇》第一一八卷对胡须作为男性标志也有论述：

长须僧（出王氏见闻）曰：“落发除烦恼，留须表丈夫。”按（明）陆粲《庚巳编》卷七载僧时蔚自赞，郎瑛《七修类稿》卷四十七吴肃公《明语林》卷二记来复见心答明太祖语大同；《西洋记通俗演义》第四、第五回金碧峰亦云然，并引“汉末美髯公”“唐初虬髯客”为比。《水浒》第四回鲁达受戒时，不愿剃须，曰：“留下这些儿还洒家也好！”即“留须表丈夫”也。

其次，由于象征男性力量，胡须也被作为男性才能突出与权力的象征。如高亨就释前举《卢令》之“偲”字义为“多才”。汉和帝时代的李郃,以“长七尺八寸,多须髯,八眉,左耳有奇表”等,被视为“三公之相”。诸葛亮《答关羽书》：“孟启资兼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益（翼）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明蒋一葵《尧山堂外纪》：“为官不用好文章，只要胡须及胖长。”

当然，徒有好须而才能低下，也会受人嘲弄。如《左传?宣公二年》就记载了华元与宋“城者”上演的一出“胡须”轻喜剧：

宋城，华元为植，巡功。城者讴曰：“睅其目，皤其腹，弃甲而复。于思于思，弃甲复来。”使其骖乘谓之曰：“牛则有皮，犀兕尚多，弃甲则那？”役人曰：“从其有皮，丹漆若何？”华元曰：“去之！夫其口众我寡。”

杜预注：“于思，多须之貌。”郑宋战争中的宋国主将华元，有雄伟的多须之貌，却大败逃归。此后，当他若无其事地去巡视筑城工程，筑城的老百姓就嘲笑他徒有“于思”，专为他作讥讽之歌。喜剧尾声：华元往返论辩受窘，只好含羞离去。

第三，以“胡须”象征帝王权力意志也成为重要的文化叙事模式。如周灵王就被称为“髭王”，“髭”被作为其神圣的象征。《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记载：

王子朝使告于诸侯曰：“……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髭王，亦克能修其职，诸侯服享，二世共职……’至于灵王，生而有髭，王甚神圣，无恶于诸侯。灵王、景王克终其世……”

再如《论衡》之《骨相篇》《语增篇》，都以包括“胡须”在内的相貌特征作为刘邦神圣帝王的标志：

高祖隆准龙颜美须，左股有七十二黑子。

高祖之相，龙颜、隆准、项紫、美须髯，身有七十二黑子。

复如《晋书?载记》第一、三分以胡须作为刘元海、刘矅帝王形貌的标志：

（刘元海）姿仪魁伟，身长八尺四寸，须长三尺余，当心有赤毫毛三根，长三尺四寸。有屯留崔懿之、襄陵公师彧等，皆善相人，及见元海，惊而相谓曰：“此人形貌非常，吾所未见也。”

刘曜字永明，元海之族子也……身长九尺三寸，垂手过膝，生而眉白，目有赤光，须髯不过百余根，而皆长五尺。

尽管将二人列入“载记”，但在胡汉一家的唐人观念中，确实将“胡须”作为少数民族帝王神圣相貌的标志之一。此外，如唐太宗李世民的“虬须”被作为其真命天子的象征也是十分著名的。

（二）以“胡须”象征魏晋“英雄”权力意志的异化

1.之所以出现以“胡须”象征“英雄”权力意志异化的文化叙事模式，首先是由于魏晋“英雄”权力意志的异化问题空前凸显。

总的来看，魏晋时期政权更迭频繁、战乱频仍。而即便在少有的相对和平时代，帝王与门阀士族分权的政治体制，也使帝权遭到严重削弱，帝王地位不再被视为神圣，思欲纂权的野心家大为增多。《世说新语》中就记有不少思欲纂权的言行。如：

小庾在荆州，公朝大会，问诸僚佐曰：“我欲为汉高、魏武何如？”一座莫答，长史江虨曰：“愿明公为桓、文之事，不愿作汉高、魏武也。”（《规箴》）

殷仲文既素有名望，自谓必当阿衡朝政。忽作东阳太守，意甚不平。既之郡，至富阳，慨然叹曰：“看此山川形势，当复出一孙伯符！”（《黜免》）

桓公初报破殷荆州，曾讲《论语》，至“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处”，玄意色甚恶。（《尤悔》）

这些人能否称为“英雄”，自可讨论。但庾翼在公朝大会上，公然宣示其觊觎帝王之位的野心，殷仲文被黜免后仍以孙吴创业者孙策自比，桓玄毫不掩饰对不利于其篡逆的思想观念的愤怒之情，他们的确是在仿效“英雄”，袒露其称王野心。以至于第一部分所引桓温，则公然宣称：“既不能流芳百世，亦不足复遗臭万载邪？”

从魏晋社会舆论的主流倾向来看，对魏晋“英雄”权力意志的异化显然持否定态度。如本书所论，曹操以能够拨乱反正而被当时誉称“英雄”，可当他暴露簒汉野心，不但遭受敌对各方的普遍谴责，也受到来自自己阵营的荀彧、孔融、崔琰等的巨大压力。曹丕篡汉，诸葛亮予以严词抨击，《又与杜微书》：“曹丕篡弑，自立为帝，是尤土龙刍狗之有名也。”至于司马懿以阴谋手段篡权的事迹，连其后代都羞愧难当：

王导、温峤俱见明帝，帝问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温未答。顷，王曰：“温峤年少未谙，臣为陛下陈之。”王乃具叙宣王创业之始，诛夷名族，宠树同己。及文王之末，高贵乡公事。明帝闻之，覆面箸床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长！”（《世说新语?尤悔》）

再如《世说新语·排调》记载：

孝武属王珣求女婿，曰：“王敦、桓温，磊砢之流，既不可复得，且小如意，亦好豫人家事，酷非所须。正如真长、子敬比，最佳。”珣举谢混。后袁山松欲拟谢婚，王曰：“卿莫近禁脔。”

磊砢“英雄”虽然难得，但即使真有，“好豫人家事”，也为帝王所惧，“酷非所须”，故宁愿求得二流可以放心的人物。孝武帝的话，可谓道出了魏晋弱势帝王的普遍心声。

2.汉末直到魏晋不重乃至贬斥胡须的审美风气与文化心理的变化，也是魏晋文化叙事以“胡须”象征“英雄”权力意志异化的重要原因。尽管如前所论，我国古代的确存在崇尚“胡须”的文化心理，但这种情形在魏晋时期发生很大变化。对此，沈从文先生依据文物考古作了较为深入的论述：

至于汉魏之际时代风气，则有更丰富的石刻、壁画、漆画、泥塑及小铜铸相可供参考。很具体地反映出许多劳动人民形象。如打猎、捕鱼、耕地、熬盐、舂碓锥、取水、奏乐，以及好些在厨房执行切鱼烧肉的大司务，很少有留胡子的……那时的确也有些留胡子的，例如：守门的卫士和拥篲迎客的侍仆，以及荷戈前驱的伍伯，即历史书上所谓身执贱役的某一类封建爪牙，却多的是一大把胡子，而统治者上中层本人，倒少有这种现象……

其实还有个社会风气形成的相反趋势在继续发展，值得注意，即魏晋以来有一段长长时期，胡子殊不受重视……到这时期美须髯不仅不能成为上层社会美的对象，而且相反已经成为歌舞喜剧中的笑料了……

造成魏晋时期不重乃至鄙视“胡须”社会风尚的因素，主要有三点：

第一，如沈从文所说，“它和年青皇族贵戚即宦官得宠专权必有一定联系。文献中如《后汉书》之《佞幸传》《贵戚传》《宦者传》，和干宝《晋记·总论》《晋书·五行志》《抱朴子》《世说新语》《颜氏家训勉学篇》，以及乐府诗歌，都为我们记载下好些重要可靠说明材料”。

第二，“魏晋之际社会日趋病态，所以‘何郎敷粉荀令熏香’，以男子而具妇女柔媚恣态竟为一时美的标准。史传叙述到这一点时，尽管具有深刻讽刺，可是这种对男性的病态审美观，在社会中却继续发生显明影响。直到南北朝末期。这从《世说》记载潘安上街，妇女掷果满车，左思入市，群妪大掷石头故事及其它叙述可知。总之，这个时代实在不大利于胡子多的人！”

第三，众所周知，脸频狭而多毛须，是少数民族外在形貌的突出特征。魏晋时期胡汉矛盾十分突出，对少数民族的鄙视也造成鄙视胡须的特定文化心理。甚至曾出现见高鼻梁、多胡须的人，不分青红皂白格杀勿论的极端情形。在有关这一时期的文学艺术创作中，充斥着这类记载。如繁钦专门创作《三胡赋》以予贬斥：

莎车之胡，黄目深精，员耳狭颐；康居之胡，焦头折頞，高辅陷□，眼无黑眸，颊无余肉；罽宾之胡，面象炙蝟，顶如持囊，隅目赤眦，洞頞仰鼻……

再如沈从文所举《文康舞》的主要角色，固然是一个醉意朦胧的大胡子，而弄狮子的醉拂鬑，还是个大胡子的罗马人；即使脸颊本来多毛的匈奴使者，也不承认须长四尺的崔琰品貌如何出众等，也是有力的证明。

3.魏晋时期盛行骨相学意味浓厚的人物品鉴。

如集“当世识鉴之术”的刘邵《人物志》，品鉴人物最重由形所显观心所蕴。对此，汤用彤先生《读〈人物志〉》有精当的概括揭示：

人物之本出于情性。情性之理玄而难察。然人禀阴阳以立性，体五行而著形。苟有形质，犹可即而察之。故识鉴人伦，相其外而识其中，查其章以推其微。就人之形容声色而知其才性。才性有中庸，有偏至，有依似，各有名目。故形质异而才性不同，因才性之不同，而名目亦殊。此根本为形名之辩也。汉代选士首为察举（魏因之而以九品官人），察举则重识鉴。刘邵之书，集当世识鉴之术。论形容则尚骨法。昔王充既论性命之原，遭遇之理（《论衡》第一至第十，《继说骨相》第十一），谓察表候以知命，犹察斗斛以知容。其原理与刘邵所据者同矣。

在相其外形而推知内在精神的识鉴方法中，“胡须”也被作为观知精神的形貌标志。

综合第二部分所论，就可以看到，“胡须”被作为帝王权力意志的符号象征。魏晋时期，还出现了轻视、鄙弃、否定“胡须”的特定文化心理，社会與论又对“英雄”觊觎帝王权力意志的行为予以否定。既然如前所说，觊觎、纂夺帝王之位被诸葛亮贬斥为“是犹土龙刍狗之有名也”，被张敏《奇土刘披赋》比拟为“盖土龙不可以升天，石人不任为亭长，容貌虽似，蹄足难奖”。那么，由骨相学意味浓厚的人物识鉴出发，出现以“胡须”象征“英雄”权力意志异化的魏晋文化叙事模式，就有其必然性了。而当我们回头再联想第一部分对桓温、孙权等形貌特征的“鬓如反猬皮，眉如紫石棱”“须作蝟毛磔”“紫髯”的描写，眼紫而胡须络腮有如“反猬皮”，岂非与繁钦《三胡赋》中描写的“黄目深精”“眼无黑眸”“面象炙蝟”“隅目赤眦”颇为相似？而具有觊觎、篡夺帝王之位野心的“英雄”，他们的被当时社会舆论的贬斥，不正有如当时社会與论对少数民族侵犯华夏正统之行为的强烈贬斥？

（本文原载《语文知识》2007年第1、2期）

责任编辑：李敏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