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史再整理——魏晋南北朝文学

魏晋南北朝名词解释

绪论

《典论·论文》  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部文学专论，作者曹丕即魏文帝。《典论》是他在建安后期为魏太子时所撰的一部政治、社会、道德、文化论集。全书由多篇专文组成。《论文》是其中的一篇《典论·论文》是魏文帝曹丕所写的二十篇文章之一，按照“子”书的形式写成，是曹丕关于国家大事一系列的问题的论文总集。但是很可惜，这二十篇文章到现在大多已经失散，只剩下残章断简。而幸运的是，《论文》由于被南朝的萧统选入了《昭明文选》而得以完整保留下来。

    《文赋》  是现存最早的文学总集，南朝梁代萧统编撰，李善注《文选》60卷，选录了先秦到梁代共130人的作品，另有古乐府三首和《古诗十九首》，共七百馀篇。编排方法是先将文体分为赋、诗、骚、七、诏、册、令、教、文等37大类，然后在一些大类下按题材分为若干小类，其中诗占近13卷，共334首，是各类中数量最多的。《文选》自唐代以来赢得文人的广泛重视，并逐渐形成“文选学”，在文学史和文献学上的地位是值得重视的。

    《昭明文选》  是中国现存编选最早的诗文总集，它选录了先秦至南朝梁代八九百年间、100多个作者、700余篇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因是梁代昭明太子萧统(主持编选的，故称《昭明文选》。其主持的《昭明文选》，主要收录诗文辞赋，除了少数赞、论、序、述被认为是文学作品外，一般不收经、史、子等学术著作。选的标准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即情义与辞采内外并茂，偏于一面则不收。萧统有意识地把文学作品同学术著作、疏奏应用之文区别开来，反映了当时对文学的特征和范围的认识日趋明确。

    《玉台新咏》  是一部东周至南梁的诗歌总集，由徐陵于公元6世纪辑成，共收诗769首。本书编纂的宗旨是“选录艳歌”，即主要收男女闺情之作。入选各篇，皆取语言明白，而弃深奥典重者，所录汉时童谣歌，晋惠帝时童谣等，都属这一类。又比较重视民间文学，如中国古代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就首见此书。它重视南朝时兴起的五言四句的短歌句，收录达一卷之多，对于唐代五言绝句这一诗体的发展有一定推动作用。

    魏晋玄学  是魏晋正始时期形成的一种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理论形态。它是一种思辨的哲学，对宇宙、人生和人的思维都进行了纯哲学的思考，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经籍的方法，对打破汉代繁琐经学的统治起了积极的作用。玄学有几个重要的论题：崇有与贵无、名教与自然、言意之辨、形神之辨、名理之辨等。对文学和艺术有直接影响的是崇尚自然的一派、言不尽意的一派和得意忘言的一派。

    魏晋风流  是魏晋时期士大夫在当时特定的社会政治背景下，所追求的一种具有魅力和影响力的人格美，否定汉儒为人准则，破执除障，打开人生的新的窗户，还自我以本来的面目。构成魏晋风流的条件是玄心、洞见、妙赏、深情，表现在外的特点是颖悟、旷达、真率，追求艺术化的人生和个人本性的自然流露。一些著名的文学家同时也是魏晋风流的代表人物，对中国古代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从建安风骨到正始之音

    建安七子  曹丕《典论?论文》称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刘楨为“七子”。七子中孔融年辈较长，且在建安十叁年（208）被杀，因此实际上衹有六人参加了鄴下时期的文学活动。其中王粲、刘楨的成就最突出，钟荣《诗品》列之于上品。

建安风骨  建安时期的作品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的动乱和人民的苦难，抒发建功立业的理想和积极进取的精神。同时也流露出人生短暂、壮志难酬的悲凉幽怨，意境宏大，笔调朗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个性特征，其雄健深沉、慷慨悲凉的艺术风格，文学史上称之为“建安风骨”或“魏晋风骨”。  “风骨”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概念，自南朝至唐，它一直是文学品评的主要标准。

    正始之音  曹魏后期，政局混乱，司马氏专权，大肆诛杀异己，此时文人的命运\与建安时大不相同。正始时期的诗人，政治理想落潮，普遍出现危机感和幻灭感。此时的诗歌也与建安诗坛风貌迥异，反映民生疾苦和抒发豪情壮志的作品减少了，抒写个人忧愤的诗歌增多了，故阮籍诗“颇多感慨之词”，嵇康诗亦“多抒感愤”。由于正始玄风的影响，诗歌逐渐与玄理结合，诗风由建安时的慷慨悲壮变为词旨渊永、寄托遥深。

二、两晋诗坛

    太康诗风（繁缛）在诗歌技巧方面，陆机、潘岳诸人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形成了与汉魏古诗不同的艺术风貌：繁縟。与汉魏古诗相比，太康诗风“繁縟”的特徵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语言由朴素古直趋向华丽藻饰；二、描写由简单趋向繁復；叁、句式由散行趋向駢偶。总之，追求华辞丽藻、描写繁復详尽及大量运\用排偶，是太康诗风“繁縟”特徵的主要表现。从文学发展的规律来看，由质朴到华丽，由简单到繁復，是必然的趋势。陆、潘发展了曹植“辞采华茂”的一面，对中国诗歌的发展是有贡献的，对南朝山水诗的发展及声律、对仗技巧的成熟，有促进的作用。

“左思风力”钟嶸《诗品》置左思于上品，评其诗曰：“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諭之致。”他的诗多引史实，故曰“典”。借古讽今，对现实政治持批评态度，故曰“怨”。而借古讽今又能做到深刻恰当，故曰“精切”。他的诗能起到讽諭作用，故曰“得讽諭之致”。钟嶸《诗品》还说左思的诗“出于公干”，公干即建安诗人刘楨。在论及陶渊明时则说“又协左思风力，”“风力”与“风骨”义近。钟嶸标举“左思风力”，含有左思再现了建安风骨的意思，这是狠有道理的。

游仙诗  诗歌以“游仙”名篇始于曹植，但以游仙为题材则可上溯到战国时期。清人朱乾《乐府正义》将早期的游仙诗分为两类：一类游仙诗出于屈原之《远游》，《远游》中“悲时俗之迫厄兮，将轻举而远游”二句是此类诗之主旨。后一类起于秦代，其内容当不出求仙访药、追求长生之类。继承前一类的有曹植的《五游咏》、《远游篇》、《仙人篇》、《游仙诗》等，写游仙不过是抒其愤世之情。继承后一类的有汉乐府《吟嘆曲?王子乔》、《董逃行》、《长歌行》等，都以求仙为主旨。东晋时期。郭璞借游仙写其坎壈之怀，继承了《诗》、《骚》的比兴寄托传统，成就最为突出。

    《兰亭集序》  兰亭之会在后世享有盛名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王羲之写了一篇《兰亭集序》。此序的前半记述这次盛会概况，写山水之美，饮酒吟咏之乐，后半由眼前之乐想到人生短促，以感慨作结，令人遐思无限。

    兰亭诗  兰亭诗的内容，或抒写山水游赏之乐，表现山水审美的情趣；或由山水直接抒发玄理。写游赏的乐趣，包括山水之美、饮酒之乐、临流赋诗之雅兴，其中心内容是在美好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中得到的审美愉悦。兰亭诗无论是写山水还是写玄理，艺术水平都不高，但标志着诗人已开始留意山水审美，幷从山水中体悟玄理。这种尝试预示着山水诗将要兴起。

   “玄释合流”  东晋玄言诗的发展，与佛教的流行大有关係，故玄释合流，成为东晋孙、许等人玄言诗的重要特点。玄释合流，在当时相当普遍，如王导、谢安、简文帝、孙绰、许询、王羲之、殷浩等人与名僧支道林、竺法深、释道安、竺法汰等过从甚密，佛学与玄学受到同样的尊重。名士如孙绰、许询皆精通佛理，名僧支遁等又深于老庄之学，玄佛互相渗透。

    玄言诗  兴盛于东晋，一方面是魏晋玄学及清谈之风兴盛与山水之美相混合的产物，另一方面也与东晋政局及由此而形成的士人心态有关。代表人物是孙绰和许询。玄言诗将玄释合流，崇尚心隐与适意，即因循自然和阐发玄理，但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缺乏形象。艺术价值虽不高，但它对后世的影响却相当深远，尤其在诗歌说理所积累的正反面经验方面。

三、南北朝民歌

 《西洲曲》  除吴歌和西曲之外，在《乐府诗集·杂曲歌辞》中还有一篇抒情长诗《西洲曲》。这首民歌可能经过文人的加工润色，内容是写一个青年女子的相思之情，中间穿插着不同季节的景物变化和女主人公的活动、服饰及仪容的点染描绘，一层深过一层地展示人物内心的情思，将那种无尽的相思表现得极为细腻缠绵而又委婉含蓄。全诗基本上是四句一换韵，又运\用了连珠格的修辞法，从而形成了回环婉转的旋律，这种特殊的声韵之美，造成一种似断似续的效果，这同诗中续续相生的情景结合在一起，声情摇曳，餘味无穷。这首诗是南朝民歌中艺术性最高的一篇。

《木兰诗》  《梁鼓角横吹曲》中的长篇叙事诗《木兰诗》，是北朝民歌中最为杰出的作品。《木兰诗》成功地塑造了木兰这个不朽的艺术形象。《木兰诗》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很有特点：首先，是描写有繁有简，剪裁精当而结构严谨；其次，通过人物的行动和气氛的烘托来刻划人物的心理、性格，将叙事与抒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此外，诗中復沓、排比、对偶、问答的句式；叠字、比喻、夸张的运用；或叙事、或摹声、或写景，如百川归海，均服务于木兰形象的塑造。其中既有朴素自然的口语，又有对仗工整、精妙绝伦的律句。虽然可能经过后世文人的加工润色，但全诗生动活泼，清新刚健，仍不失民歌本色，不愧是千百年来膾炙人口的优秀诗篇。

     《乐府诗集》  是继《诗经·风》之后，一部总括我国古代乐府歌辞的著名诗歌总集，由北宋郭茂倩所编。现存100卷，是现存收集乐府歌辞最完备的一部。主要辑录汉魏到唐、五代的乐府歌辞兼及先秦至唐末的歌谣，共5000多首。它搜集广泛，各类有总序，每曲有题解。

四、永明体和齐梁诗坛  

     永明体（新体诗）  南朝齐永明年间，周颙发现汉语的四声，沈约将四声的知识运用到诗律上，并与谢朓、王融共同创立了“永明体”，试图建立比较严格的、声调和谐的诗律，并在词藻、用事、对偶等方面做了许多新的探索。其诗体特征为：句式渐趋于定型，以五言四句、八句为多，律句大量涌现，用韵严密，平仄相对的观念比较明确，但还没形成“粘”的概念。“永明体”的产生，使得诗歌在完善艺术形式美的进程中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为后来律诗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八病”  在南朝齐永明年间，沈约等人将四声的区辨同传统的诗赋音韵知识相结合，研究诗句中声、韵、调的配合，并规定了一套五言诗应避免的声律上的毛病，即“病犯”，也就是后人所记述的“八病”：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

     宫体诗  指以南朝梁简文帝萧纲为太子时的东宫，以及陈后主、隋炀帝、唐太宗等几个宫廷为中心的诗歌。“宫体”既指一种描写宫廷生活的诗体，又指在宫廷所形成的一种诗风，始于简文帝萧纲。萧纲为太子时，常与文人墨客在东宫相互唱和。其内容多是宫廷生活及男女私情，形式上则追求词藻靡丽，时称“宫体”。后来因称艳情诗为宫体诗。

     徐庾体  是指梁朝徐摛、庾信父子置身东宫时所作的风格绮艳流丽的诗文，就其文学渊源而言，是沿着永明体讲究声律、词藻的方向，进一步“转拘声韵，弥尚丽靡”。

“竟陵八友”  南北朝齐永明年间，有一大群文士集合于竟陵王萧子良左右，形成了一个文学群体，文学史上称“竟陵八友。”《梁书·武帝本纪》：“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高祖(萧衍)与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并游焉，号曰‘八友’。”这些人中，沈约、谢朓、范云、都是一代文人。

“齐梁体”  “永明体”文学家们虽然在运用声律等技巧上有一些成就，但思想内容却比较贫乏、空洞，形式主义倾向严重。其中一些骨干成员，齐亡后仕梁，在萧衍、萧纲父子影响下大写轻靡柔艳的色情诗，成为宫体诗的主要作家。文学史上又称这—时期的文学风格为“齐梁体”。

五、魏晋南北朝的辞赋、骈文和散文   

《水经注》郦道元的《水经注》约成书于北魏延昌、正光间。虽然生于南北分裂的时代，一生未能亲履南方之地，但作者潜心撰着此书，寓有希望祖国大一统的理。书中不以南北为鸿沟，还表现出对东晋以后南方地志的广泛参考和吸取，竟以北人的身份而成为这方面的一个集大成者，在文化史与文学史上都是卓绝不凡的。

《洛阳伽蓝记》  约成书于北魏延昌、正光年间，郦道元撰。这是我国古代较完整的一部以记载河道水系为主的综合性地理著作，三十万多字，详细介绍了我国一千多条河流以及与其相关的郡县、城市、物产、风俗、传说、历史等。书中不以南北为鸿沟，并表现出对东晋以后南方地志的广泛参考和吸取，寄寓着作者希望祖国大一统的理念。作者对“山水之美”作亲切生动的描述，并从山水之美中得到“畅清”、“游神”的体验，文笔雄健俊美，清朗疏朴，对唐以后古文家的游记文影响极大。

“以气质为体”和“以情纬文”

沈约将建安文风的特点归纳为“以气质为体”。文学不再是经学的附庸，褪去了政教的色彩，更注重个性的表现。曹丕提出“文以气为主”（《典论?论文》）的命题，适时地反映了当时人对文学特性的认识与追求。这种文学取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沈约指出：“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就建安文章而言，由于注重“气质”，故对藻饰的讲求尚能情辞相称，这也为后世建立了“以情纬文，以文被质”的典范。

魏晋抒情小赋（《登楼赋》）  辞赋在魏晋时期出现了新局面，其标志是抒情小赋的涌现，从而拓展了辞赋的表现领域与表现风格。沿着东汉以来情理赋发展的方向，魏晋之际的辞赋创作显示出抒情化、小品化的特色。随着感情表现领域的扩大，作者的表现力也在个性化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加强。与东汉班固、张衡等赋家兼善散体大赋与骚体辞赋不同，这一时期的作家往往集诗人与小赋作者于一身，这也标志着诗赋交相影响的深化。王粲的诗赋为“七子之冠冕”，其代表作是《登楼赋》

魏晋论辩文  魏晋学术，一改汉代儒术独尊的局面，刑名、老庄之学兴盛，道佛二教亦各有发展，从而形成继春秋战国以后又一个思想活跃期。各种思想交锋争辩，成为一时风尚。谈辩之风也影响于文章，最能凸现这一时期论辩风采的，则是论辩文。单篇说理之文，虽起于汉代，但受特定时代学术风气的激荡，论辩文至魏晋才出现高潮，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主题广泛，主要有研寻哲理、衡论宗教、品藻人物，箴贬风俗、讨论礼制等内容；二是名家辈出，幷形成具有时代特徵。其中嵇康的成就最为杰出，他的论辩文，多涉及当时重要的玄学论题。

    《文心雕龙》  南朝梁代刘勰著，共50篇，包括总论5篇，文体论20篇，创作论19篇，批评论5篇，最后一篇《序志》是全书的自序。它的内容博大精深，主要的贡献有二：1论述了文学发展的外部原因和内部规律。它认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将文学的变化与社会风俗、政治兴衰联系起来，并认为文学发展的内部规律在于继承和创新的交互作用；2总结了许多宝贵的文学创作经验，揭示了创作活动的奥秘，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创作论，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文心雕龙》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建立了完整的体系。

“元嘉三大家”  有“元嘉三大家”之称的谢灵运、颜延之和鲍照，文才不减诗才，技巧高妙，冠绝一世。谢灵运在诗歌创作中“才高词盛，富艶难踪”（钟嶸《诗品序》），在赋与文的创作中更是如此。他以山水为题材的《岭表赋》、《长溪赋》、《山居赋》诸作，状物写景的巧似，选字修辞的清新，与其山水诗的成就互为呼应。颜延之的駢文以典丽縝密见长，用典繁博，修辞巧丽，代表作有《赭白马赋》、《叁月叁日曲水诗序》、《陶征士誄》、《宋文元皇后哀策文》等。鲍照以奇峭之风运妍丽之辞，所作《芜城赋》与《登大雷岸与妹书》是这种奇丽风格的代表。

    “文笔之辨”对于文笔的辨别，发生于宋齐时期。颜延之认为肯定“笔”的文学性，幷将经典与文笔分别对待，反映了文学的自觉意识。至于文与笔如何区分，正如刘勰所述：“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有韵与否是当时通行的一个标准。不过，随着宋齐以来美文的衍化，原来无韵的文体也或多或少地显出韵律上的经营，笔与文既有区别又有沟通。梁时萧绎重新提出对“文”的界定，这对原来文笔之辨的纯形式标準有所超越，而且由于追究的是“文”的实质，因而是兼容文笔而言，如任昉、陆倕之笔就被视为上乘之“文”

    “吴均体”《梁书·吴均传》说“吴均文体清拔有古气”，在当时颇有影响，时称“吴均体”。其诗今存140余首，多为友人赠答、赠别之作。音韵和谐，风格清丽，属于典型的齐梁风格；但语言明畅，用典贴切，无堆砌之弊。

六、魏晋南北朝小说

    笔记体小说  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言小说，篇幅短小，记叙社会上流传的奇异故事、人物的逸闻轶事或其只言片语。在故事情节的叙述、人物性格的描写等方面都已初具规模，作品的数量也已相当可观。但就作者的主观意图而言，只是当成真实的事情来写，缺少艺术虚构，不是中国小说的成熟形态。

志人小说  记述神仙方术、鬼魅妖怪、殊方异物、佛法灵异，许多作品表现了宗教迷信思想，但也保存了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民间故事和传说。

志怪小说  记述人物的逸闻轶事、言谈举止，展现了当时社会生活的一些面貌。

    《世说新语》  又称《世说》、《世说新书》，刘义庆编撰，刘孝标为之作注，补充了不少史料。卷帙门类有所不同，共36门。其上卷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门，是为孔门四科，说明此书的思想倾向有崇儒的一面。书中主要记录了魏晋名士的逸闻轶事和玄虚清淡，是一部魏晋风流的故事集，其中品题人物最常见的审美概念为真、深、朗三者，多有谈玄论佛以及蔑视礼教的内容，其思想倾向较为博杂。

  孔门四科  孔门四科关于“孔门四科”之内容，有两种说法，一是《论语·述而》载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因此后世有人遂认为孔门四科指“文、行、忠、信”四个方面；二是更多的后世学者将德行、政事、文学、言语，视为“孔门四科”，其基本依据，便是《论语·先进》上有这样的记载：“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这就是说，孔门弟子根据其学业特长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先秦时期除了作为最早学术分类的“六艺”外，似乎还存在着“孔门四科”这样的分科性学术门类。

参考文献：

中国文学史（第二版）第二卷第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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