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代表中国历史文化（上）--四柱八字,命理,八字命理,六爻占卜,命理百科-寅午文化

中国历史文化，作为一种宏大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作为一个庞大民族的集体人格，伴随着人类四大古文明其它三个的相继中断和湮灭，中国文化成了唯一的例外延续至今，由谁来代表中国历史文化？跟随他们的身影，中国文化又是如何的一下子走向了世界顶级的高贵？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这些带着我们迈过门槛，走向高贵的人们。

先从年级最大的那位说起：

1、老子；那天，年迈的他，穿一件黄衣，骑一头青牛，背一个布袋，要去远方。他认为，人要像水，应向低处流淌，然后渗透于沙漠，蒸发于旷野，这才是生命的大道。他要过函谷关去，然后把自己蒸发掉。守关官吏关尹喜是个文化爱好者，向老子提出要求，过关可以，留下一篇文章，老子坐了下来，写了五千字，那就是《道德经》，也就是《老子》。谁也不知道他最后是怎样结束生命的，留在世界上的，就是关尹喜手上的五千字。老子消失了，但他留给大地的，是一个能够深思熟虑，看透万象的民族。

老子是最符合国际标准的顶级哲学家，是《纽约时报》公布的人类古往今来最有影响力的十大作者第一位；《老子》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的世界上几千年来被翻译成外文广泛传播理第二多著作；是被公认的哲学素养最高的德国几乎每家一册的著作；这个比例，甚至远远超过了老子的祖国。

凭这些统计，说老子是中国文化的第一代表，不过分吧？

2、孔子；在老子之后，孔子站了出来，继续代表中国文化的世界身份。老子在路上，孔子也在路上；直到二十世纪，西方现代派文学才提出一个“在路上”的概念，鼓舞了一代年轻人，因为在路上，一个人摆脱了固定的环境，陷入了广阔的无比的陌生和未知，但生命的缰绳依然掌握在自己手里，你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感到生命的脆弱和强大。全世界的年轻人都风靡“在路上”这个概念，但早在2500年前，中国的顶级思想家，就已经在路上，先是老子，在是孔子。

孔子第一次隆重的“在路上”，恰恰是以学生的身份去拜访老子，一心想恢复周礼，看上去倒退，其实是希望给这个纷乱的土地一种秩序，而这种秩序，就是礼仪。拜别老子的二十年后，孔子开始了更为惊人的长途跋涉，走了整整十四年，这十四年，似乎没有走出他期望的结果，却走出了中国文化的世界身份。回到故乡已经68岁，就在这悲惨的晚年，依然大规模的整理了“六经”，尤其注力于《春秋》，把他的“大一统、正名分、天命论、尊王攘夷”等一系列观念，郑重的交付给中国历史。如果说，后来的秦始皇在领土上让中国成为中国，那么，孔子在思想上，让中国成为中国。

这双鞋子走出的路，后来成为很多很多人的路，也成为了全人类最大族群都认识的路。

3、墨子：最早为中国文化争得世界身份的老子和孔子，是两位走在路上的哲学家。而墨子同样走在路上，比他们二位走得更急促、更英猛，也更帅气。相比之下，老子骑青牛，孔子坐马车，墨子只能靠自己的双脚。他走的路很长，从泰山脚下出发，穿过河南，经过安徽，到达湖北，在赶往荆州。他为什么走那么远，又走那么急？因为他要阻止一场战争，拯救一个国家。他得到消息，楚国要攻打宋国，请了鲁班为他们制造攻城用的云梯，鲁班是他的同乡，他有劝阻的责任和可能，但是要快，如果云梯造出来，攻城就开始了，他知道鲁班的技艺，因此更加紧急。

这一切，都是为了他的思想理念，一是“兼爱”，一是“非攻”；“兼爱”就是人人都爱，这个“兼”字，针对孔子讲礼数等级的“仁爱”更加宽广的多，“非攻”就是“不攻”，反对一切攻击。这四个字连在一起，意思很痛快，就是爱一切的人，否定一切战争，这种品德，也是全人类的精神制高点。墨子成功说服楚王，拯救了宋国，却在回到宋国躲雨时，连门檐下都不让他站。墨子以孤胆英雄的侠义精神，带出了一批“墨家子弟”，那种“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的品德，在后来的两千年间，也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永远让人肃然起敬。

为中国古代产生过这么短促而又这么伟大的思想家感到自豪。

4、荀子：作为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整理传承了《诗经》、《尚书》、《礼》、《乐》、《易》、《春秋》等儒家典籍，为传播保存儒家思想文化做出巨大贡献，最最重要的是，儒家的他恰好培养出了两个最著名的法家学生：韩非和李斯。法家，诸子百家中最硬、也最惨。与老子主张听其自然、孔子主张道德领先、墨子主张一腔热血不同，法家强硬的追求有效、追求力量，强力的推动了社会改造，也让世界早早就看到了一个统一的中国。同时，荀子长时间主持的稷下学宫，稷下学宫为何日常受到重视，因为它让中国文化在这里获得了聚集和整合，不管是以历史眼光还是以世界眼光来看，都蔚为壮观，创办于公元前四世纪，延续一百三十多年。

中国文化在人类精神的奠基时代能够涌现出百家争鸣的景象本来已经让人叹为观止，而且，在当时的信息传播条件下，所谓“争鸣”，大多是后人把各种学说拼合在一起，很难近距离的争辩起来。出乎意料的是，他们真的拥有一个场所，“百家争鸣”变成了事实。稷下学宫汇聚了当时东南西北广大地域的人，有一个南方人，他也来过稷下学宫，他的名字叫屈原。

荀子总结百家争鸣的理论成果和自己的学术思想，创立了先秦时期完备的朴素唯物主义哲学体系，他的思想在以后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发展中潜移默化地发生着影响。

5、秦皇汉武：接下来，到了秦汉帝国时代的中国文化，这又是一个更为开阔的台阶。秦始皇，焚书坑儒，严重破坏文化传承，但公正的说，他也为中国文化做出了不小的贡献。贡献一：统一文字，正是这个举措，使得全人类人数最多的中华民族，不管流放到什么地方、也不管遭遇到何种灾难、都不会在文化上溃散。贡献二：分封制改为郡县制，从行政格局上改变了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也决定了中国文化的走向。万里长城的修建，既有军事、工程意义，又有心理、美学意义。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这道既漫长又悠久、既壮观又忧伤的墙，也成为了一种精神文化象征。

秦朝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是给中国颁发了一个最正式的身份，使中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中国，中国文化也成了严格意义上的中国文化。

秦王朝为中国文化打下一个基础，汉王朝为中华文化树立了一个框架，提供了一副目光。首先是“黄老思想”，与道家有关。秦朝太残酷、太热烈、太劳累，汉王朝统治者希望民间休养生息，采取“无为而治”的方针；于是，老子的哲学，加上黄帝的思想成了精神指引，汉文帝和汉景帝的“文景之治”出现了，老子的哲学取得极高的声誉，文化和政治的结缘开始了。政治需要文化来帮忙，结果也帮助了文化。“文景之治”以后，伴随着匈奴的不断入侵，一个年轻的帝王站了出来，绝不能在“无为”而必须大有所为，他就是汉武帝。他在“黄老思想”之外，选择了另外一种精神支柱。选择了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王朝选择了中国最重要的文化哲学，精神格局也就越来越大，因此，又保持着继续拓宽和弥补的意向，还是在汉朝，佛教传入了，中国文化的宏伟雏形“三足鼎立”。

中国历史上居然拥有一个由统治者寻找文化哲学的时代让人叹为观止，由“秦人”改为“汉人”，也让自古以来的华夏民族有了自己真正的名字“汉族”。

6、司马迁：秦朝打下基础，汉朝树立框架，除此之外，还有一副目光，现在，我们就要对视这副目光；任何杰出人士都有自己的目光，有的还相当锐利和深刻，但有没有一副目光，成了整个民族数千年的共同目光，中国文化历史上刚好有一副，司马迁的目光。

司马迁的著作《史记》成为了以后全部“二十四”史的“母本”，他的目光，也成了几千年间所有历史学家目光的“母本”，代代延续。正式这代代延续的目光，使全部历史获得了比较近似的精神价值归向进入了上下相通的文化传承系统，这使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更“中国”，也更“文化”。

汉王朝拥有司马迁，又残害了司马迁。结果，在浩瀚的历史面前，汉王朝因他而骄傲，汉朝也因他而羞愧。

7、曹操：汉朝之后，出现了三国对峙的遍地战火，战火中，本应出现大批军事家和政治家，但令人没想到的是，当时出现的军事家和政治家都不是一流的，却出现了一个一流的文学家——曹操。曹操是一流的文学家，不仅你们没想到，连他自己也没想到。曹操一心想做军事巨人和政治巨人而十分辛苦，却不太辛苦的成了文化巨人。

其实，在我们日常话语中，也在一直沿用曹操所创造的语句，沿用的比其他文学家多得多。“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月明星稀、乌鹊南飞”；“山不厌高、水不厌深”；“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初其中。星光灿烂，若初其里“······这些文学语句都是曹操创造出来的，而且在漫长的历史上被全国各地运用的最广泛。光凭这一点，他也是汉语文化的主要原创者，更不必说他诗作的宏伟意境了。

当年，曹操身边有一个深受重用的书记官叫阮瑀，生了个儿子叫阮籍，曹操去世时，阮籍正好十岁。在曹操去世后三四年，他有一个曾孙女婿将要出生，那孩子叫嵇康。

他们在中国文化断裂处提升了中国文化，如果没有他们，中国文化很可能陪伴着疲倦的诸子百家和威严的秦汉帝王一起老去，而且会老得更快。

8、阮籍与嵇康：阮籍会叫，我们也称之为”啸“，这是一种没有词语的歌吟方式，是无言的心灵交流，孙登和阮籍用”啸“沟通了所有的历史和哲学问题；阮籍还会哭，阮籍会为了一个素未谋面的人而大哭，有了阮籍的哭声，终于也就有了一个男子汉像模像样的哭过，没有其他任何理由，只为美丽，只为青春，只为异性、只为生命。哭的那么抽象又那么淋漓尽致。阮籍母亲去世，阮籍作为亡者儿子，只是披头散发的坐着，看别人进来，既不起立，也不哭拜，两眼发直，表情目然，很多吊唁者不满，觉得太不礼貌，这种传言，被一个年轻人听到了，捧起一坛酒，拿了一把琴，向灵堂走去。酒和琴与灵堂多么矛盾，但阮籍一看就站了起来，迎了上去，他心里再说：你来了吗？与我一样不顾礼法的朋友，你是想用美酒和音乐来送别我操劳一生的母亲？谢谢你，朋友！

带酒和琴来阮籍母亲灵堂的年轻人，叫嵇康。他是一位大音乐家，不仅是音乐实践家，也是音乐理论家。他有一部重要的音乐理论著作《声无哀乐论》，中国音乐理论史上的扛鼎之作。他是一个远近闻名的美男子，已经到了”龙章凤姿“的地步；同时，他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铁匠，因在铁匠铺里冷落了钟会，钟会"提醒"司马昭提防嵇康这种傲视名士。于是，司马昭下令，嵇康死刑，立即执行。三千名学生请愿也阻止不了嵇康死刑。行刑时间还没到，嵇康的哥哥嵇喜替他取了琴来，在刑场高台上，嵇康坐在琴前，对三千名太学生和围观民众说：请让我弹一遍《广陵散》。过去，袁孝尼多次要学，都被我拒绝。《广陵散》于今绝矣！

刑场上一片寂静，琴声扑天盖地，弹毕，嵇康从容赴死。那一年，嵇康三十九岁。

10、王羲之和陶渊明：讲完魏晋凄厉的故事之后，就来到了魏晋的笔墨面前。在巨大的落差中感受一种大动荡中的大美学。行书上的美，是正、奇之间的和谐融合，是规范和自由的亲密拥抱。这种融合和拥抱，本是一切艺术的梦想，可惜大多相互牵制，顾此失彼，南入佳境。谁料，四世纪的中国，东晋行书横空出世，创造了美学奇迹。此后的一千七百多年，无数文人终身临摹东晋行书，并且不是他们的内容，而是他们的美学形态。行书中，草、楷比例不同，近草，谓之行草，近楷，谓之行楷。不管如何，两者一但结合，便会出现一系列风景。那是清泉穿岩，那是流云出岙，那是鹤舞雁鸣，那是竹摇藤飘·····惊人的是，看完了那么多风景，在定睛一看，眼前还是一些黑色的流动线条。能从行书里看出那么多风景，一定是进入了中国文化最深处。然而，行书又那么通俗，稍有文化的中国人都会随口而出王羲之和《兰亭序》以及那个以他为代表的”庞大的“东晋王家。

在王羲之创造事发奇迹之后，江西也出现了一个杰出的诗人，他叫陶渊明。用一种竹篱黄花的隐逸生活，归结了魏晋时代。陶渊明，自幼修习儒家经典，爱闲静，念善事，抱孤念，爱丘山，有猛志，不同流俗”。中途游宦生涯，以谋生路，而后毅然隐居，树立了安然自立的文化人格。如果说，中国文化因诸子而熟，因秦汉而宏大，因魏晋而凄美，但这一切都没能够让庞大的中华文化实体造成一种脱胎换骨的创新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