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读书报钱志熙《魏晋诗歌艺术原论》

《温州读书报》开了一个栏目，征求温籍学人撰文介绍自己的第一本书。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有人将自己的著述比作子女，第一本书当然就是第一个孩子了，自有另一种的感情与评价。

我的本科和硕士是在杭州大学读的，由于夏承焘等大师的关系，杭大在唐宋诗词方面力量很强。我的硕士导师蔡义江先生专长唐诗，吴熊和先生专长宋词。我在本科、硕士阶段，读得最多也是唐宋诗词，先是读选集，后来也读了一些大家、名家的别集。硕士的题目选的是黄庭坚，数年间，山谷诗朝夕不离手。但从苏、黄的文学中，深感到他们对魏晋文学的推崇，远过于对唐文学的推崇。这个题目，我到现在也还没有系统地去阐述。这样子就开始上溯到魏晋。硕士毕业后到温师院任教，选择报考北大的博士生。全国古典文学的分段，各高校是不一样的，大体有两大系统，一是以北大为主的系统，将魏晋南北朝与隋唐放在一段，宋元放在一段。一是南方一些学校分法，将汉魏晋南北朝放在一段，唐宋放一段，元明清放一段。两种分法，并非简单的段落划分上的不同，而是存在着不同的观察角度与史学脉络，对彼此的学术研究，却有很深的关系，但难论高下。我硕士读的是杭州大学的唐宋文学方向，博士读的北京大学的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方向。我后来的研究之所以以魏晋南北朝与唐宋为主，与就读期间的这种经历不能不说有一定的关系。而我的第一本书之所以为《魏晋诗歌艺术原论》，而关于宋诗的专著《黄庭坚诗学体系研究》，反而在第一本书出版的十二年之后。这也是与上述的学术经历有关。

上面说过，我在研读苏、黄文学时注意到其与魏晋文学的关系，尤其是他们对陶渊明的无以复加的推崇。到了决定报考北大博士之后，就将学习的重心转到魏晋南北朝文学方面了。由于在研究黄庭坚时，对黄庭坚的思想作过一些探索，就形成了我早期研究的一个特点，即比较注重文学史与思想史的关系。八十年代后期，美学热开始有所下降，文化学的研究方法盛行，我也自觉不自觉地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所以思考魏晋诗歌史的问题时，特别注重其与思想文化背景的关系。而这的确与魏晋文学的固有特征相符。但另一方面，我一直重视艺术本身的问题，做法与一般的美学方法与文化学方法有所不同。于是到了博士二年级的时候，我就着手系统地研究魏晋诗歌的艺术发展进程及其与社会文化的关系。那时正逢我女儿出生，暑假在老家四个多月，细读了《晋书》，收获不少。假期中整理两年来的札记，写了系统论述魏晋诗歌艺术系统的两万字写作提纲。返校已是金秋，即着手初稿，至寒假前写完初稿。恩师陈贻焮先生对我特别的关爱，我在他那里得到了足够的鼓励与充分的自由。正是这种鼓励与自由，使我能够充分地发挥自己的长处。获得导师同意后，我准备暂不让他看初稿，等自己完全定稿后再交给他。寒假回乐清，继续修改。回到学校后，改好一章，即交恩师，获得认可。在他审读时，再改第二章。等到恩师读完，再呈上第二章的定稿。到了四月底，博士论文《魏晋诗歌艺术原论》全稿完成。那一段的经历，现在想起来，心里仍感砰动。我一生中，到现在为止，对我最为宽容，对我肯定最多的人，仍然是恩师,焉能不感念终生？2005年《魏晋诗歌艺术原论》修订本出版之际，陈先生作故已经五年，在再版后记中我写这样四句：“驽骞每依鞭策频，更因说项感情真。如今海内多青眼，长忆当年青眼人。”这是真实的心情。

1990年博士毕业留校后，仍是先师的推荐，我的博士论文得以列入北大青年学者文库。经一年多修改，《魏晋诗歌艺术原论》从原来的17万字增加到近40万字，九三年得以出版。后来获得第三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第二届全国青年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奖专著奖。但我更注重是海内外学者的一些反响与热情鼓励。台湾大学的齐益寿教授谬许此书与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王瑶先生的《中古文学史论》为魏晋诗歌研究方面的三大里程碑。我岂敢谬引前修以自重？作为一部已经出版的学术著作，是非长短，自有后来的研究者来评价。所以，我这一篇小文中，就不介绍《原论》的内容了。只是最后有一点感想，一书之成，除了作者的学识与才情起主要作用外，时代的风气、乃至暗中涌动的某种群体心理、群体情绪，恐怕都会在其中烙下印痕！

人生而能著述，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呀！我愿终生持之，没而后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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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