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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一天中午，时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的汤用彤很不高兴，原因是他写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竟然获奖了。当时的教育部授予这部作品最高奖以示褒奖，这惹得汤用彤很不满意，并对朋友们说：“多少年来一向是我给学生分数，我要谁给我的书评奖！”
细细琢磨，汤用彤的这种态度值得玩味。老友钱穆曾评价他，“固俨然一钝儒之典型”，可谓一语中的。
汤用彤的这一个性，也体现在他的作品之中，虽是好友，但汤用彤与钱穆的“著作等身”恰恰相反，汤极为惜墨，但凡成书必是业界翘楚，正合“钝”、“儒”二字。“魏晋玄学”便是汤计划中的作品，但可惜的是终未成书，《魏晋玄学论稿》则是后人根据当时的讲课提纲、学生笔记整理而成。
“魏晋玄学”这一概念始自汤用彤，书中对玄学的理论渊源，发展概念，与佛学、儒学、道家之杯葛有着清楚认识。“魏晋玄学”中有两处观点最为典型，一是“言意之辨”，一是“本末有无之争”。在论述“言意之辨”时，汤用彤借助西方哲学中“语言论”内涵，对“言”与“意”进行了解释；“贵无”、“崇有”的争论源于道家《道德经》，也成为玄学一大命题，在论述这一问题时，汤用彤又回到了西方经典哲学中的“本体论”问题上，论述“贵无”的王弼时说道，“王弼之说则为本体论……万有因本体而有，超乎时空，超乎数量，超乎一切名言分别，而一切时空等种种分别皆在本体之内，皆因本体而有。”
汤用彤用西方哲学的方法解释“魏晋玄学”，一方面出于其自身的留学经历，更重要的，则有着更为深刻的内涵。汤用彤生活的时代，正是国家丧乱，内忧外患的时代，西方在文化、经济、政治、军事等各方面全面侵入中国。因此，如何在引入西方先进文化、科学以富国强兵的同时保留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成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共同课题。
汤用彤没有像“五四先锋”那样打碎一切旧的，推倒重建，而是回过头去，从传统文化中，找寻解决的办法。因此，与现状及其相似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进入了汤的视野。
最后，要说的是，无论中西古今，也不局限任何专业，所有伟大的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作者所要表达的、作品本身揭示的，决不仅仅局限作品专业本身，而是面对当时的时代，解决时代的困惑，从这个角度来看，《魏晋玄学论稿》无疑是一部伟大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