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其实是深刻的文化观问题。我认为，民族融合从来不是单向的文化输出，而是双向的文化交流。

换句话来说就是民族融合是胡族“汉化”与汉族“胡化”的交错进行。只不过汉人文化较为边地的胡人的文化而言相对先进，所以更多的是较为落后的胡人学习汉地文化。马克思曾经说过：“落后民族征服先进民族，最终被先进民族的先进文化所征服”。恩格斯对此也表示赞同：“在长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当然，在他们的理论中，大多是以西方的历史作为参考依据，而在我国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也不胜枚举，比如蒙古人征服大宋，女真征服大明之后，蒙古族和满族在统治汉族期间，都被汉族文化所同化，元朝和清朝都同样的使用汉文化、汉语言和文字。这样的经历其实在很久以前就存在于“胡汉之争”中。

胡汉之争何时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恰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分裂动荡，同时又交流融合的特殊时期，是中国民族史上一段，不可泯灭的历史阶段，这里就以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例，和大家分享一下双向视野下的民族融合。

关于这一时期的胡人汉化，从教科书中就能找到许多，最为著名的就是北魏孝文帝的改革。这是北方游牧民族政权主动学习较为先进的汉文化，以保证统治阶层先进性的改革运动。

孝文帝改革

其中典型的故事是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立刻办了一件大事，下令修建孔庙，并且还规定，在每年春秋的中越举行隆重的祭孔大典，以对孔子以及尊奉孔子的儒生们表达敬意。

其次，孝文帝还规定，30岁以下在朝中做官的鲜卑人，都必须学习汉语，而且禁止说鲜卑话。在孝文帝的推动下，出现了中国古代唯一的标准语音，那就是“洛阳读书音”。在这些政策的引导之下，胡人“多知中国语”。

再次，在风俗习惯方面，胡人也慢慢的向汉人学习趋同。以婚礼为例，北方游牧民族，最初非常通行掠夺婚，顾名思义，就是掠夺女子与其成婚，《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中说乌桓人“嫁娶则先略女同情，或半岁百日，然后送牛马羊畜，以为聘币。”但是到了北周时期，《周书·异域》中就曾经提到过，胡人结亲举行婚礼时也开始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开始按照周礼规定的“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礼，“婚娶之礼，略与化同”。

六礼趣解

看了胡人汉化，我们再来看汉人胡化

首先还是以婚嫁的风俗为例，汉人胡化最为明显的一点就是自主择婚的流行。

受封建礼教的影响，中国古代婚嫁的主流一直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青年的单身男女们很少有自主选择婚姻对象的权利。但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胡人开放天性的感染，自主择婚的例子不胜枚举。

当代漫画·古代爱情故事

正史中的例子，《晋书·王濬传》就提到“徐邈有女才淑，择夫未嫁，邈乃大会佐吏，令女于内观之。女指濬告母，邈遂妻之。”女子公开露面表达对自己对男子的喜爱，在这一时期是很正常的事。同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在流行的民歌中也有反映。如《子夜行》：“朱光照绿园，丹华灿罗星。哪能闺中秀，独无怀春情？”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女子们，对于婚姻自主的追求是非常强烈的，而且，这一追求是得到父母允许和社会认同的。

其次，既然提到民歌，那就不得不说一下民歌中的胡汉融合。

表现在南朝民歌中，不太明显，因为南朝是传统的汉人势力范围，相对于北朝而言民族融合不是很明显。南朝民歌仍然是以活泼浪漫细腻温柔的“吴歌软语”为代表，但是在同一时期的北朝，受到粗犷豪放的游牧民族影响，民歌形式上也更加的多样化和自由化。而且其中涉及的多是人民疾苦，北国风光，战争，游牧和流亡，因此显得刚劲有力。比如，其中最为著名的《敕勒歌》“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地现牛羊”，简单明朗而又大气磅礴。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汉人的胡化，当然不只是北方游牧民族化，大华夏视野下的“胡”既包括北方的游牧民族，也包括通过丝绸之路，自西域而来的胡人，甚至连佛祖他老人家在刚进入中国时，也被当做是“胡神”。

随着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大量源于佛教经典中的外来词汇被音译为中文，而且被广大中国人所接受，成为日常用词。比如“菩萨”，“刹那”（在佛教典籍中形容的是非常短的时间），“抖擞”（原意是指僧人苦修的时候，可以断绝对于生活必需品比如饮食和衣服的的依赖，心无挂碍，像抖掉衣服上的尘土一样），“解脱”（在佛教典籍中是指脱离各种烦恼的束缚，同时也脱离轮回的痛苦，绝对的自由无挂念）……如此种种，不再详细举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