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专题讲座l魏晋玄学与门阀政治关系述论

魏晋玄学与门阀政治关系述论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李磊

“门阀”概念是理解魏晋隋唐间政治与社会的最重要概念。长期以来，不仅中国史学界以之为核心范畴来把握魏晋隋唐的时代特质，而且日本史学界也围绕着如何理解“贵族”与“贵族制”的问题往复论难了数十年，几乎每位重要的研究者都留有自己独到的论述。

同样，在思想领域，魏晋时期最重要的哲学命题几乎都是在“玄学”的范畴内被加以阐释。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领域的经典作家，或如陈寅恪、唐长孺等在上述两个关键论域中均有建树，或如汤用彤、侯外庐等以魏晋政治来阐释思想的变化，或如田余庆将文化变化视为“门阀政治”形成的重要指标之一，认为两晋时期儒学家族如果不入玄风，便不能维持其尊显的士族地位。

可见，“门阀”与“玄学”研究之间并非是机械的关系，而是有内在学术脉络的联系。玄学理论的形成过程和特征当然要从对魏晋社会特点的讨论中得以阐述，反过来也可以说，对思想特征的阐发也是对魏晋社会特点的阐释。因此，玄学研究与门阀研究不可分割待之，而应着重阐释其内在联系，如此方能以切中肯綮的方式展现魏晋史研究的更多可能性向度。

这首先需要理解“门阀政治”何谓。1989年，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出版，其“东晋门阀政治”的观点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田余庆认为门阀政治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皇权政治的变态，是指士族与皇权的共治，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江左的东晋时期。

唐长孺早年著作中并没有明确出现“门阀政治”一词，但晚年所著《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第一篇《论魏晋时期的变化》中的第二章即题为《门阀政治》。唐长孺对“门阀政治”概念的使用当是基于对此前研究的理论升华。两相对照可知，田余庆“门阀政治”论，所强调者为皇权政治，即以皇权政治的回流及复归的视角来看待门阀政治。唐长孺所言的“门阀政治”则着眼于国体，以之表述政权的性质，——门阀贵族政权。

门阀贵族政权即是以皇室为首的门阀贵族联合统治。如果说田余庆的立论着眼于“共治”，那么唐长孺的立论则着眼于“共有”。唐长孺举出西晋皇族司马氏不仅出身于门阀贵族、社会文化面貌与门阀一致，而且分享权力的方式也与门阀贵族相同，即抢占中央集权制下的清官、高官，在内身居朝廷最高官职，在外身任都督拥有一方强兵。宗室权力的扩大不通过分封制，反而通过中央集权制下的官职垄断来解决，反映了皇族与门阀贵族的竞争遵循着同一规则，这正表明二者性质的相同。皇族不过是门阀贵族中的第一家族。

在这一理路下，关键的问题转为对“门阀”的定义。唐长孺超越具体家族门第研究的视角，从社会结构乃至社会演变路径中把握“门阀”。两汉以来经济的演变趋势是自然经济地位加重、客的卑微化与普遍化，因而在农村宗族乡里基础上成长出地方大姓，他们成为最有势力的历史活动主体。这种抽象的、追求普遍性的社会经济史的分析模式为我们展现了门阀政治出现的历史根由。

然而，地方大姓势力并不直接构成门阀。唐长孺进一步试图以政治史的框架来说明门阀是魏晋当朝显贵及其家族，并通过对九品中正制的制度分析说明门阀与魏晋国家之间的共生关系。于是，“门阀政治”在两个层面上被予以界定：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封建社会早期的封建政权，以及以经验事实为实证依据的社会史研究范式下的门阀贵族政权。这是唐长孺门阀研究的特色所在，使其与日本六朝贵族制论相区别开来。

在《三论》的《综论》中，唐长孺写道：“适应于封建社会初期门阀政治的思想是玄学。”从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门阀政治”出发，“适应于封建社会初期门阀政治的思想”更多地指意识形态；从社会史研究范式下的“门阀政治”出发，则是指门阀阶层以学术方式表达的政治主张。

如果从史实的角度看，门阀贵族的统治思想在社会经济、政治、精神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时间与其政治哲学提出的时间并不一致。唐长孺研究的精到之处在于将哲学家思想的提出、意识形态化、以及门阀政治的形成放在同一过程中观察，纳入一种富有张力的叙述话语中。

门阀的形成是在魏晋时期，制度上的表现是门阀特权的确立，九品中正制、占田制和荫族制保证了政治上、经济上的门阀世袭特权，并且出现了确立“士名”的士籍。

门阀的形成其实也意味着门阀政治的成立。九品中正制的建立是在东汉延康元年(220年)，该年十月汉魏嬗代。与九品中正制的设立相关，士籍贯也出现在曹魏时期。占田制与荫族制属于《晋书·食货志》所载户调之式的内容，颁布于西晋平吴(280年)之后。

因而从时间上看，门阀政治的出现与成形并非一蹴而就，而是要经过魏晋间几十年的变化。这几十年恰恰也是玄学出现并进而独领风骚的时代。玄学的形成与门阀政治的发展在时间上有密切的对应性。

玄学形成的时间在曹魏后期，即齐王芳时期，以何晏《无名论》为玄学形成之始。何晏提出的无名、无为被认为是针对曹魏的名法之治。这里出现了一个较为费解的问题，既然曹魏已经是门阀政治的形成期，那么为何适应于门阀政治的玄学还以曹魏政治为批判对象呢?这涉及到对曹魏政治的理解。

曹氏的目标在于恢复统一和集权的统治秩序，因而与东汉大姓名士间存在着对立关系，名法之治即以检察名实、裁抑大族、扩大君权为内容。但另一方面，曹氏也只能从大姓名士中选拔人才，曹氏政治实际上促成了东汉大姓名士的分化、升降，形成魏晋门阀。玄学之所以形成于齐王芳时，乃在于此时君权与门阀力量对比发生变化，门阀专政的倾向加强。因而，齐王芳时代的玄学代表了门阀政治的迫切需要，即恢复为曹氏破坏了的名教之治，并赋予其存在的理论根基，其与传统儒学的区别在于用一种发展了的道家学说来论述。

齐王芳时代的玄学家们在政治权力的分配上与司马氏敌对，但在维护门阀政治统治上则是一致的，唐长孺称其为“在朝的正统玄学家”。与之相对的是“在野的激进派玄学家”，以阮籍、嵇康为代表。阮籍、嵇康的玄学主张出现于司马氏执政后，他们与正统玄学家在名教本于自然的问题上并无实质性冲突。

“在野的激进派玄学家”之出现，针对的是服务于门阀政治之意识形态领域中知与行的分离，即针对名教实践者的虚伪表现。这其实反映了玄学正由一种哲学理论学说转变为社会精神生活的轴心。阮、嵇成为士风仿效的对象，正是玄学向社会生活渗透的过程。不过是魏末发其端，至西晋惠帝时始大行。

门阀政治的最终形成是在西晋时期，玄学的发展与之相应，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完成了它的任务。这一阶段玄学展开的内涵是玄学意识形态化问题，包含两个层面。

首先是玄学内部，正统玄学家在意识形态领域要排除别派玄学家的影响。一方面，公子王孙误读阮、嵇，放荡恣情之风损害了门阀的家族伦理基础，弱化了处世能力。另一方面，阮、嵇的思想容易导出危及现存统治的思想。由此，在维护名教正统的立场上出现了裴頠的《崇有论》。

这一时期推动玄学理论发展的并非名法之治与名教之治的政治路线之争，而是在玄学实践领域或意识形态化所出现的问题，在理论上提出正本清源的要求。

更为重要的是，门阀制度形成及存在的合理性需要通过玄学给予理论说明。西晋与曹魏不同，从其初期开始，势家世族业已控制了选举，九品中正制为其所利用巩固既得利益。同时，户调式的颁布，也从制度层面承认门阀的经济特权。可以说，晋武帝平吴后，门阀制度全面建立起来。然而，这种制度在理论上还缺乏根据，西晋时期对选举中“计资定品”的非议正表明了这一点。

因而，西晋玄学的历史任务不再停留在为名教存废辩护的层面上，更是要进一步阐明名教之治与门阀政治之间的关系，为门阀专政服务。唐长孺敏锐地发现了郭象发挥庄子逍遥义的时代涵义，认为郭象的玄学在于晓谕大家承认现有秩序，各人自足其分。这一理论既是针对君权，告诫皇帝无为，同时也是要人民各安其分，最终是为门阀贵族世居高位、养尊处优作辩护。这正是适应于门阀政治的思想，所以唐长孺赋予郭象玄学集大成者的地位，认为“郭象的《庄子注》发挥了门阀统治下适时的政治哲学”。

所谓“适时”之“时”，除了指门阀政治形成期这一大的历史时代，也是指郭象所处西晋之具体历史实境。正是在为门阀制度作辩护的过程中，玄学实现了其意识形态化。

门阀专政的史实，大概从汉末开始暴露，发展于魏晋而凝固于晋宋之间，以后渐趋衰落。东晋以后，玄学虽在理论上未有重大创新，但其作为门阀政治的意识形态仍然有可深入研究的价值。

首先，作为政治哲学的玄学在理论上已经由郭象完成，但是作为人生哲学的玄学，虽然由阮、嵇等竹林名士开其端，但围绕着放诞之风，思想界与舆论界一直处于激烈的交锋中。

东晋以后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已经有了比较一致的结论，凡谈名教，都要加上自然。玄礼双修成为门阀贵族自我精神塑造的标尺。这一人格特质的形成既是对门第维系要求的适应，也是门阀享受出于自然之特权的结果。

因此，含有门阀政治主张、人生理想的玄学必然要向代表最高思想权威的经学领域渗透。魏晋时期，除了王弼的《周易注》，无论是阮、嵇，抑或是裴、郭，都是借助道家学说立说。虽然唐长孺称之为“儒家的玄学化”，但所谓“儒家”仅指论证的对象为名教而言，其论证方式及所借助的经典则均来自于道家。东晋南朝则不同，玄学的观点、论证方式直接渗透于儒家的经典诠释之中，形成重义解的经学学风。梁代皇侃《论语义疏》代表了玄学化经注的时代风尚。同样，儒家经典也成为玄谈之资，说经亦玄谈化。

玄学与儒学成为二而一的事情。唐长孺尤为敏锐地发现了南朝时代《中庸》被抽出来别为传疏、借以阐发诚明之体、天命之性的玄义，将儒学玄学化的意义提升至宋代理学渊源的高度。

东晋南朝意识形态领域的新问题是佛教对玄学所维护的名教之挑战，存在着沙门不敬王者论、顾欢《夷夏论》、范缜《神灭论》三段公案。唐长孺论述了佛教理论的发展最后必须与儒家名教相配合，这种必然性证明了名教之于当日社会经济结构的内在关联。

不仅如此，江南佛教之发达及其尚义理的特点与玄学有密切的关系。南朝佛教重义解不仅出于玄学，并在更高基础上玄学化，最终取代玄学在思想学术界的优越地位。

与东晋南朝接续魏晋门阀政治不同，北方新门阀体制在孝文帝时代才得以建立，几十年后又遭到宇文泰的破坏。从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的“门阀政治”出发，北朝与魏晋南朝无异，同为门阀政治。但从社会政治史研究范式出发，严格意义上的门阀政治仅存于孝文帝改革后至于北魏末年。如果将玄学看作门阀政治的意识形态，姚秦僧肇以后，北方玄学几成绝响。

对于这种复杂的矛盾现象，学界尚无直接回答。唐长孺另辟蹊径从地域差异及文化传播的角度进行解释。魏晋玄学新风兴起于以洛阳为中心的地区，永嘉乱后河洛名士南迁，笃守汉代学风的河北之学独领北朝经学。孝文帝时期，北方学风开始受到南朝影响，逐渐注重义解，北朝末期因南朝士人来到北方，南学北渐更加明显，但玄学在北朝终究不盛。玄学在北朝的隐显正与门阀政治的盛衰相应。

魏晋思想与政治互动之关系头绪繁多，将玄学理解为期门阀政治的思想是一种整体史观。因历史唯物主义与实证史学两种史学传统，“门阀政治”在不同维度被予以解读：在抽象理论思维层面的玄学阶级统治的意义，以及实证层面的史实脉络。这两种视野层次间的差异，固然加深了玄学研究与门阀研究的理论深度，深刻地揭示了魏晋玄学的政治意义，但另一方面，这两个维度有时又难以交融，比如从唯物主义的门阀政治出发，既然东晋南朝门阀政治凝固，为何玄学在思想领域让位于佛学；北朝也是门阀政治，为何玄学在政治上甚少影响。然而，这种差异并非是困境，相反，它提供了更为广阔的问题域，由此延伸出新的研究。

注：

①本文来自《历史教学问题》201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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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注释从略，可参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