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百家，雄辩的回响——从原著读懂先知中国

诸子对我们来说是熟悉的。孔子、老子、庄子等几乎无人不知，我们对《论语》《孟子》《庄子》的经典篇章等也是耳熟能详，还能背出其中不少名句。

诸子对我们来说又是陌生的。在我们的脑海中，孔子是个主张孝顺父母、欢迎朋友、热爱学习的长者，孟子是个言语激荡、充满正义的学者，荀子则是劝你好好学习的人，而我们对墨家、道家、法家也是缺乏起码的了解。诸子处于什么时代？学说全貌是什么？有哪些别样的人生经历？这些都是少为人知的。

所以我们看到的诸子，仅仅是背影，而且是模糊的背影，随着时代的渐行渐远，这个背景愈发的模糊，甚至深不可测。我个人就想追寻并力图追上诸子，一睹他们的正面风采。但由于时代久远，追上是永远不可能，诸子的魅力也正在于此。

研究生时听台湾政治大学刘又铭的荀子讲座，产生兴趣，发现荀子的学说博大精深，于是开始逐步了解各家各派的诸子学说。期间也有困难和懒惰，但已经走到半路也，便不舍得放弃，慢慢就读完了20本相关书籍，其中11本是诸子原著。

为什么要写作并开通“好大一盘棋”公号？很多人感觉读书没用，很容易忘掉，而我觉得写作是检验输入的最好方式，而公号是个倒逼机制，为了能有推送的干货，我就得不断摄取新的知识，逼自己不断阅读。

不读诸子也能活得很好，为什么还要读？一年来很多人不理解，还有不少人讽刺我，我感到很孤独。其实诸子是一种哲学思想，我们不学哲学的人，其实时时刻刻在用到哲学，更多的是人生哲学。如面对乞丐，有人认为乞丐是骗子，是恶的，不会给予施舍，但有的人认为乞丐是真实的，是善的，会给予施舍。不三命通会巫咸撮要的不同态度就是人生哲学的指导，面对乞丐的不同态度就是你心中的人性哲学，你认为人性是善还是恶驱使你做出不同决策，而这正是诸子讨论的很重要的命题。只不过读了哲学之后，你对自己的行为，乃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历史和过往更加了解，看得更清楚和明白。尤其是诸子，其思想构造了华夏民族的文化心理。加之其具有的历史性，值得重视。

人的生存、生活、生命是一种历史性的展开，历史不止是过去的事件，而是充满空间经验的时间，是人类此刻生存和多种可能的未来。历史作为过去就存在于此时此刻的现实之中，历史使过去拥有成为未来的可能性，成为现在的选择和决断。

——好大一盘棋

读书要能把书读厚，也能读薄，今天我就用自己的理解为大家画一张诸子的全景草图，有兴趣的观众可以读我公号里的文章，但最好的是拿出诸子原典、原著读一读，真有人如此，那我真是功莫大焉了。

率先对诸子百家进行分门别类的是西汉初年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将诸子分为六家：儒、道、墨、法、名、阴阳。

东汉时班固以刘歆《七略》作为《汉书·艺文志》的基础，将诸子分为“九流十家”：儒家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道家以老子、杨子、庄子为代表，墨家以墨子为代表，法家以商鞅、慎子、申子、韩非子为代表，名家以惠子、公孙龙为代表，阴阳家以邹衍为代表，纵横家以苏秦、张仪为代表，杂家以吕不韦为代表，农家以许行、陈仲为代表，小说家以屈原、宋玉为代表。

轴心时代由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他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说，公元前800年至前200年是人类文明的重大突破时期。在这个时期，世界各民族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成为世界各大文明的标志——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老子、孔子。

雅斯贝尔斯

如果细细推敲，可以发现：释迦牟尼（约公元前565—前485年）与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同时，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前399年）与墨子（约公元前468－前376年）同时，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年）则与孟子（约公元前372－前289年）、庄子（约公元前369－前286年）同时。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为什么会密集出现在历史的同一时期——公元前500年前后，又为什么会集中生活在地球的同一纬度——北纬30度上下，也许只能用马克思的话来解释：那是“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之“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见《〈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主要集中在春秋战国：一是春秋，即公元前770—前476年；二是战国，即公元前475—前221年。

春秋战国的时代又离不开周的大背景。周灭殷商之后，建立起封建制度，封建的本义为封土建邦，天子将亲族、功臣、殷周遗民分封至各地，建立了天子、诸侯、大夫、士层层分封的统治秩序，形成松散的联邦国家，而周天子用以维系这种统治秩序的：一是分封制，依靠军事实力；二是宗法制，依靠亲情关系；三是礼乐制，依靠上下等级；四是井田制，依靠基层氏族。军周天子以事实力压服诸侯，宗法关系维系感情统治，礼乐制度从文化心理方面让各方人民对中央形成认同，西周因此繁盛一时。

但是随着时代变迁，周朝维系统治的制度相继破坏。第一，分封制破坏，封建最初只是一个据点，贵族的领地彼此不相连接，然而当领土扩张之后，相邻的诸侯国间难免争端，于是矛盾和冲突表面化了，有了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有了诸侯国内部卿大夫之间的战争，甚至诸侯与卿大夫之间也有斗争。第二，宗法制破坏，天子与诸侯感情淡漠，例如我和侄子很亲密，但我和侄子的侄子就不亲密了，我和兄弟亲密，但兄弟早被分封在外，兄弟的儿子和我没什么感情。第三，礼乐制破坏，等级关系难以为继，这缘于实力的增长，诸侯渐渐有了不甘为臣的心理。第四，井田制破坏，生产技术的突破带来生产力的发展，使得社会基层国人与野人的氏族结构遭受破坏，使社会基础由氏族变为个别家庭，人从天地和家庭中得以解放，社会流动加速。

我们通常说的礼坏乐崩，本质是周朝一整套社会制度的崩塌，中国第一次进入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另一次是鸦片战争之后，全部社会秩序被打破重构。中国的社会政治形态从封建社会向专制社会过渡，统治阶级从封建贵族阶级向新兴地主阶级过渡，先秦诸子正是在这种风云际会的时代登场了。

诸子具有一个的共同身份——士。士的特点有三个：一是有自由，得益于社会流动的加速和生产力的发展；二是有知识，处在贵族阶层最低端的士人拥有受教育的权利；三是有情怀，有经世济民的责任担当。

当时，士人面对的社会图景是混乱不堪的：第一，诸侯相互侵略，频繁发动对外战争，灭国破家不计其数。第二，长期战争导致百姓死亡丧乱，流离失所，痛苦不堪。第三，封建贵族被渐次打倒之后，社会财富愈发向极少数人聚集，贫富不均愈演愈烈。第四，诸侯国内政治黑暗，腐败异常，百姓愁怨。

面对这样的时代，作为士人的先秦诸子，其学说有同样的主题——救世，即旧的秩序崩塌之后，建立起怎样的新秩序？

先秦诸子的共同点便是关切社会现实，关怀人间疾苦，都显示出强烈的现实问题导向与社会政治指向，这便是先秦诸子哲学的基本精神。与其将他们称为思想家、哲学家，不如称为政治家，或政治哲学家。

——好大一盘棋

说到儒家，不能不先说孔子，说到孔子大家会想到他的什么主张？是仁？这是高中生的认知，不能说仁不对，而仁只是儒家学说的最重要一方面，为什么这么说？就要看看孔子为什么会专注于仁。

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是标准的春秋晚期人，而作为宋国贵族后裔，孔子又是地地道道的封建贵族阶级，生活时代与阶级立场的烙印深入骨髓。此外，孔子还非常仰慕周公及其创立的礼乐制度，他曾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见《论语·八佾》）还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见《论语?述而》）所以孔子其实是想恢复周朝的封建统治秩序，其理论也是对周朝礼乐制度的合理性论证。

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反观《论语》的思想体系与关键概念。周朝分封诸侯靠的是宗法感情与亲爱之心，所以儒家也从人际之间的伦理关系和感情出发，建立自己的学说。孔子曾经说：“《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见《论语?为政》）

孔子

孔子认为，做到对父母孝顺，对兄弟友爱，便是“为政”的一种途径，提倡并践行孝、友等伦理道德甚至是比入朝为官更重要的“为政”形式。而这类型的伦理道德还包括仁、义、礼、智、信、孝、悌、友、惠、敏、忠、庄、敬等等，都是对个人的人际伦理关系要求，在此基础上，不单是对个人的伦理要求，也是君主治国需要具备的品德，更是一种广泛意义上的社会行为规范。我们熟知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儒家将个人道德推而广之的理论体系，也是周朝制度的重构。与其说孔子发掘了“仁”与“礼”的伦常意义，不如说孔子是对封建制度下周礼与伦理关系的回归与重拾。

——好大一盘棋

从这个角度，我们能理解为什么今天中国人非常重视伦理关系，儒家将人际关系和伦常渗透到我们民族的生活习惯、社会氛围、政治体系、民族性格中去，不由得我们不重视。在众多伦常要求中，“仁”是最受孔子重视的一条，论语中很多解释“什么是仁”，而从不说“仁是什么”，“什么是仁”属于描述的、经验式的说明，“仁是什么”则属于定论式的定义，区别很大。而这种思维方式影响了我们民族的思考方式，即重经验而轻理论。依循上面的角度，如果用一段话概括《论语》：

孔子将个人放在社会关系即伦常中加以审视，而伦常既有人生方面也有社会政治方面；同时，伦常会引起人与人之间相互的行为关系；为此，孔子专门提出“仁”“义”“礼”“智”“信”等，作为良好行为关系的比照标准，供其他人效法学习；这学习的过程便是修身，以图最终实现“仁”的完美人格修养，成为君子；之后以忠恕之道推己及人，齐家，治国，而后天下平，平天下者为“圣人”，代表着儒家至高至善的理想人格。

——好大一盘棋

孟子的思想是什么？主要有三点：一是性善，二是义，三是仁政。孟子说：“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见《孟子?告子上》）他认为人性永远向善就像水永远向下流，但这个逻辑有问题，水固然向下，但向下为什么就一定是向善呢？难道就不能是向恶吗？这就是孟子的不靠谱，而这种不讲逻辑只重观点灌输的思维方式，深深影响了我们民族。

说到“义”，我们会联想到正义，这个用以代表光辉正面的道德词汇。《中庸》说：“义也者，宜也。”《说文》段注有言：“义之本训谓礼容各得其宜。”韩愈在《原道》中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这些解释都与《新华字典》上“正确合宜的道理或举动”的解释相近。“义”本义适宜、合理、中肯，我们将它理解为正义是一种窄化的理解。

孟子

孟子义为中国人规定了社会责任，也就是说，个人再伦常关系之中，你不是你，而是处在伦理关系中的你，你应该尽到自己担负的责任。西方更强调英雄的使命，但中国强调每个人的责任，中国很少有个人英雄主义。

——好大一盘棋

文天祥英勇就义之后，人们在其衣带中发现一首遗诗：“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孟子有言：“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见《孟子·告子上》）“仁”是内心修养，“义”是行为正道，正因有仁心才会有义举，“义”是“仁”的显性表达。这就是“仁”和“义”的关系，“义”对人的要求已经比“仁”的要求低了很多。

孟子还有一种独特的修身方法，即“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见《孟子?公孙丑上》）这种浩然之气只能自己养，不能给别人。孟子这种浩然之气，体现在他的“大丈夫”观念中：“是焉得为大丈夫乎？……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见《孟子?滕文公下》）孟子所指“以顺为正”的“妾妇之道”，不知击碎了多少人虚伪繁华的外表，从灵魂上给予痛切的鄙夷。“王如用予，则岂徒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见《孟子?公孙丑下》）“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见《孟子?公孙丑下》）真是令人心潮澎湃。

荀子作为先秦儒家的最后一位大师，有三个观点值得了解：

一是性恶。“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见《荀子·性恶》）孟子看重人类向善的能力，认为人只要将本性的善发掘出来，世界就会充满爱；荀子担忧人类作恶的倾向，认为任由这个倾向发展，结果只能是天下大乱。孟子认为这种向善的能力是可以自行培养使之茁壮成长的，即“善养吾浩然之气”；荀老师则否定了自行培养的路径，转而赞同借外力——“礼”进行引导、规范。

三是天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君子不为小人之匈匈也辍行。”（见《荀子?天论》）“天有其时，地有其才，人有其治，夫是谓之能参。”（见《荀子·天论》）充分发挥、提升了人的价值和能力，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二是礼。荀子的“礼”和孔子的“礼”并非同样范畴，甚至可以说内涵大相径庭。在《论语》中，的“礼”一般是指周礼，从属于礼乐制度，其作用更倾向于修养自身时的准则。荀子则不然，主要作用是专制君主的统治工具，用以划分社会等级。荀子为“礼”赋予更多的社会治理功能，“礼”也成为他理想中社会生活的规定与秩序。再退而求其次，类似于法家的“法”。

荀子

中国宗教不崇拜西方那样的全知全能的至高无上的人格神，并不对其俯首帖耳，归功于荀子等哲学家一直以来对天的结构和人地位的提升。

这便反映出中西宗教的分歧所在：第一，西方宗教主客分明、人神分离，上帝在人的主体之外，高高在上，距离感非常强，而中国宗教具有主客一身、人神合一的倾向，天如人一般有好恶喜忧，而且以人世的价值为判断标准，天志、天道、天命总呈现在人志、人道、人命之中。第二，正因为中国宗教或哲学的特征在于，不指向对象化的神的建立与崇拜，而是在宗教活动中产生人神一体的感受，所以中国并未有过超验的上帝观念，仅有“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见《论语·八佾》）的神秘敬畏的心理状态。第三，西方宗教多求来世命运的转还与改变，中国宗教则求现世甚至隔天便有报应来到，即现世报，关注当下人生，充满实用精神。

人们常说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此言大谬，中国有着与西方不同的宗教存在与信仰方式，在千年文明演进过程中，中国宗教极充分地与伦理、哲学融合，称儒家为儒教便是由此而来。中国的宗教深受充满强烈现实问题导向和社会政治指向的诸子哲学精神影响，人们将信仰更多地寄托于伦理的有序与情感的满足。

——好大一盘棋

墨子学说在当时是显学，盛行一时，所谓“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下》

墨子青年时候是学儒家的，但为什么背弃儒家？“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糜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见《淮南子·要略》）出身于社会底层，看不惯孔子那些封建贵族压迫，所以创立了本于儒家的学派——墨家。墨家学说的核心是兼爱。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一册提到“孔子学说是士阶层思想的结晶”时说：“士在未出仕时，生活接近庶民或过着庶民的生活，还难看到民间的疾苦，懂得‘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当他求仕干禄向上看时，表现出迎合上层贵族利益的保守思想，当他穷困不得志向下看时，表现出同情庶民的进步思想。士看上时候多，看下时候少，因此士阶层思想保守性多于进步性，妥协性多与反抗性。”

墨子

儒墨之争的根本分歧就是仁爱，还是兼爱。兼爱就是平等、同一、无差别、无区分的爱，而仁爱是爱有差等的，是从中心向四周递减的，用兼爱救世。兼相爱，交相利的互惠互利。

而且墨子是个实践派，他的墨家不像是学术门派，而是准军事化组织，首领被称为钜子，所谓“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见《淮南子?泰族训》）墨家门派的信仰是侠客道德的延伸，而且有恐怖分子的嫌疑。

儒墨都是有为的，道家主张无为，道家和其他诸子的分歧关键在于是有为，还是无为。老子“无”的哲学来自生活的智慧，所谓“三十幅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见《老子?第十一章》）推演到政治层面，就是无政府主义，什么都不要做，天下就会大治。《庄子?天地》有云：“治，乱之率也，北面之祸也，南面之贼也。”“无”是老子道家政治和人生哲学的出发点。

老子

无为的主张来自于自然，道家是无比崇尚自然。老子《老子?第二十五章》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这种哲学的指引下，老子向往一种生产力倒退，文明退步的社会图景：“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见《老子?第八十章》）

中国古代读书人的心中总有两种情结：厅堂情结和花园情结。且看江南园林，始入正门定有至少一间用以会客、工作的正厅，正厅之后，四面掩映，曲径通幽，柳暗花明，大片园林呈现眼前，而这不轻易示人的花园才是园林主人费力经营并引以为傲的所在，也是江南胜地尤其使人流连忘返的精妙之处。厅堂正式、庄严、隆重、典雅，预示着入世做官进而修齐治平，属于儒家范畴；花园休闲、适意、谐趣、曼妙，象征着出世优游同时豁然自在，属于道家理想。

园林主人在厅堂中经历案牍劳神之后，总爱信步后院，在形神放松的同时享受天然情趣。偶有客至，一番厅堂寒暄和交流，谈得投机则直接引客入园，友爱之情在不同场合得到各自的提炼与升华。就连巍巍在上的皇族贵胄，也愿意在紫禁城本就拥挤金贵的空间中，为御花园留有一席之地。古代读书人总依靠这两种情结互相切换、适应、调剂，儒与道的精神也在一方园林中得到最好的彰显。

——好大一盘棋

庄子

道家对“无”青睐有加，在《庄子》各个章节中也若隐若现地能看到“无”的正面、侧脸抑或背影：无所待是无所依恃，超脱而视利害是非为无物，顺应自然与天性是排除一切人为因素，虚己游世的处世态度本就是无所恃的表现……继被老子抽象化之后，“无”又被庄子投射到为人处世的原则与实践中去，拥有了更多层次的内涵。

同为道家，庄子给人以不一样的感受。“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见《庄子?逍遥游》）但蜩和学鸠对鲲鹏不以为然，觉得自己在榆枋矮枝之间跳跃嬉戏就足够快乐了。庄子后来说：“此小大之辩也。”这体现了庄子的一视同仁思想，所谓“万物一齐，孰短孰长？道无终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见《庄子?秋水》）这就是著名的“齐物论”，是指一切客观事物归根到底都是同质与平等的，皆由“道”生，没有什么差别，无所谓是非、美丑、善恶、贵贱之分。庄子借此表达了宇宙万物的绝对统一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将事物的相对性归于“无”。

道家作为隐士群体中的思想家，将士人内心对自然之美的向往开掘出来。在这方面，老子和杨朱的贡献只是初步和启蒙式的，庄子则是深度和跨越式的，他将现实人生点化为艺术人生，运用丰富的想象力，将至美至乐的艺术精神和人性情感安置在大自然的优美清净中。以往士人都是在庙堂之上或学宫之内坐而论道，而庄子则将其表达人生哲理的场所转移到山林之间、溪涧之旁。

——好大一盘棋

孟子爱惜生发自天性的仁端善心，庄子则中意生命的本真和个体的美丽。就心性而言，孟子开辟出心性的道德领域，庄子则拓展出心性的审美面向；孟子侧重在人性的善，庄子倾向于人性的真与美。两人在人性议题上共同画出了真、善、美的同心圆，儒道互补果非虚言。

“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见《孟子?尽心上》）“损一毫利天下不与，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见《列子?杨朱》）这种“贵己”“重生”思想强调极端的个人主义，自己的生命才是最重要的。但这是反主流的，与中国传统的集体主义思维不合，于是连著述都没有留下。

杨朱

法家理论成型并兴起较晚，战国中期，这时候的时代背景是，诸侯纷纷放弃封建贵族统治，新型地主阶级已经几乎掌握了统治权，转而极力加强君主专制，图国家富强，进而吞并别国。

法家不像其他家那样为全天下人的利益操心，而唯独钟情于君主个人，法家是君主的幕僚和谋臣，为君主献上了血淋淋的杀人钢刀，最终自己的生命也葬送在刀下。

——好大一盘棋

商鞅

商鞅在保守派的反扑之中死于非命，但他用生命换来了秦国的强大，但是成也商鞅，败也商鞅，秦国二世而亡的命运从商鞅起就奠定了。“民弱国强，国强民弱。”（见《商君书?弱民》）这种将人民和国家对立起来的观点为秦国后来的残暴和灭亡埋下伏笔。

千百年来，少有人公然推崇法家，更无人表示过对商鞅的哪怕一丝好感，为什么？就是因为商鞅的思想没有一点温度，没有一点感性，没有一点人间之爱。关于思想的温度，儒家自不必说，孔子上下奔波，只为“爱人”（见《论语?颜渊》），孟子激辩，却存有“思天下有溺者，犹己溺之也”（见《孟子?离娄下》）的博爱。不问世事的道家在论及生灵时都充满温情，老子眼中的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见《老子?第四十九章》），而庄子更是竭力回护专制统治下本就剩余不多的个体私人空间，但《商君书》却是竭尽全力压榨私人生活，敲吸百姓脂膏。在这方面，商鞅确实为韩非子开导先路，但哪怕是《韩非子》中都存有不少哲学家应有的思考和对世人的警示，而《商君书》只想把百姓踩在脚下。

总而言之，商鞅制下之民，只能从事农业和战争，《商君书?农战》言：“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随时准备牺牲一切以全国用，甚至只为全君主一己之私用。但他也提出了一个好的概念——“法”，这个概念被韩非子继承，也成为法家的名称由来。

韩非子被称为法家的集大成者，是先秦诸子最后一家，综合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形成了韩非子的独门三剑。而这三种就是献给君主的刀，是用来加强中央集权而统治人民的，但是法家之法和现代之法区别很大：

韩非之“法”为君主所操，现代之法为人民所掌；韩非之“法”安于君主之下，现代之法高于国家之上；韩非之“法”可因一人好恶而随意变更，现代之法对个人集权严防死守；韩非之“法”自私，一心为君主服务，现代之法普惠，惠及全民大众；韩非之“法”极有可能沦为独裁的帮凶，现代之法有效防止独裁势力的出现；韩非之“法”只是手段，现代之法才是目的；君主携韩非之“法”走向集权统治，人民与现代之法行至大道康庄。

——好大一盘棋

韩非子

在我看来，《韩非子》是一部独裁君主的实操手册。列举如下几条韩非写给君主的御臣秘籍：

第一，如何制约进而除杀大臣。“其位至而任大者，以三节持之：曰质，曰镇，曰固。……名实当则径之。生害事，死伤名，则行饮食；不然，而与其仇：此谓除阴奸也。”（见《韩非子?八经》）对于职位高、权势重的大臣，有三种制约办法：一是抵押，即以其亲属做人质；二是安抚，即给予爵禄优厚而且一定兑现；三是固定，即对照检验他们的言行并且追求怒斥他们的过错。当君主想暗地里除掉某个臣子，如果罪名与罪行相当就直接杀掉；如果他活着会坏事，但杀了会损害君主名声，那就用饮食毒死他；如果不想这么做，也可以把他交给仇敌杀死。令人毛骨悚然，臣下如鸡犬一般无法保证自己起码的生存权力，人权尽丧。

第二，如何对待臣下提出的建议。“故使之讽，讽定而怒。是以言陈之曰，必有策籍。……成败有征，赏罚随之。事成则君收其功，规败则臣任其罪。”（见《韩非子?八经》）君主什么都不要表示，让臣下先说自己的意见。待其说完后，针对不完善之处，君主再加以严厉斥责。因此，臣下发表意见时一定要做会议记录。等事情办完之后，君主按照臣子之前言论与事后处理结果进行赏罚。事情办成了，君主收取他的功劳；事情办砸了，臣下承担他的罪责。近乎无耻的论调，全然没有公平正义可言。

第三，如何判断臣下是否说了实话。“一曰众端参观，……四曰一听责下，五曰疑诏诡使，六曰挟知而问，七曰倒言反事。”（见《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从多方面验证观察臣下的言行；一一听取臣下的言论并督责其行为；利用使臣下猜疑的命令和奇怪的差遣促使臣下谨慎尽职；用自己已经了解到的情况询问臣下来考察他是否说谎；故意说与本意相反的话，做与实情相反的事来刺探臣下的阴谋。十足的阴谋诡计，见不得人，更见不得光。

第四，如何保证君主形象的高深神秘。“故君见恶，则群臣匿端；君见好，则群臣诬能。人主欲见，则群臣之情态得其资矣。……人君以情借臣之患也。……故曰：去好去恶，群臣见素。”（见《韩非子?二柄》）君主不能在臣下面前表露自己的情感好恶，如果君主没有喜爱，也没有憎恶，群臣便会以为君主高深莫测，也就不敢造次。

为什么韩非子会用“法”？因为他也是性恶论的秉持着，韩非是荀子的学生，继承了老师的性恶论，也继承了老师作为规范的“礼”，但荀子还是要引导人向善，为天下百姓谋福祉，但韩非只为君主说话。

吊诡的是，韩非是被秦始皇杀害的。俗语有云：医者不能自医。韩非对人性问题有那么深入的洞察，却不能看透势利同门李斯的心思；他对权臣阻挠法术之士觐见君主的情形那么熟知，却不能明白自己万不能得罪秦王的宠臣姚贾；他深知游说君主何等危险，自己却撞进独裁政治盛行的秦国罗网；他一再告诫他人不要逆君主龙鳞行事，自己偏偏为保存韩国，以身试法，用生命与鲜血为他的“说难”做了生动注脚。

——好大一盘棋

韩非之后，秦始皇统一六合，法家成为最后的赢家。之后的焚书坑儒，禁绝百家，思想界再也没有春秋战国时的繁荣，进入万马齐喑的时代。秦始皇用铁与血结束的时代，其实早被韩非子用刀和笔结束了。

今天的我们，如何对待先秦诸子？诸子思想的精华到底在哪里？毕竟，各家疏漏多多：儒家的贤人政治；墨家的特务组织；道家的反文明进步；法家的君主独裁。时代、阶级、战争、立场给诸子思想加上了太多我们今天不能接受，也不可能学习、继承的内容。

所以，对于诸子学说，我们应该批判地继承。诸子的哲学思想就像彼岸，我们在此岸的人只能买票坐船前往。这张船票之所以是灰色而不是彩色的，是要我们事先洗去时代、阶级、战争留在诸子思想上的烙印，将本来是彩色的船票变成灰色，才能上船驶向彼岸。

而得到灰色的船票后，彼岸的诸子留给了我们什么？

法家关注国家，留下了治国理念：统一，富强，公正；道家关注人生，留下了生活智慧：自然，真实，宽容；墨家关注社会，留下了社会理想：平等，互利，兼爱；儒家关注文化，留下了民族精神：仁爱，正义，自强。这些都是我们应该继承的宝贵思想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