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营销学：诸子百家商业智慧

前言：

分科之学者，喜欢将中国先贤归入某一当今知识门类。比如称老子是哲学家，韩非子是法学家等，不一而足。

其实中国诸子百家之“家”，乃“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之“家”。其为智慧而非知识。

知识是基于象、器的人类认知，而智慧是基于道的人类认知。以分科思维看诸子百家，无异于“井蛙观天”、“一叶障目”。道不可分，只能“体用”。

也即《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扁鹊名闻天下。过邯郸，闻贵妇人，即为带下医；过雒阳，闻周人爱老人，即为耳目痹医；来入咸阳，闻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随俗为变。”

然则扁鹊为妇科医生乎？儿科医生乎？老人科医生乎？扁鹊者，医道高人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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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诸子百家商业思想撷英

“2000多年前，中国就出现了诸子百家交相辉映的盛况，老子、孔子、墨子等思想家上究天文、下穷地理，广泛探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真谛，提出了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

在这种思想体系中，先秦诸子的商业思想往往与其哲学思想、政治理念、宇宙历史观以及伦理道德观念等交织在一起。

另外，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诸子百家中数得上名字的一共有189家，4324篇著作。其后的《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等书则记载“诸子百家”实有上千家。

至今，流传较广、影响较大的归纳起来只有12家，即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兵家、阴阳家、纵横家、农家、名家、医家、杂家、小说家。

足见诸子百家思想之博大，由于篇幅所限，只好撷取一二简要叙述。

一、道家的商业思想

（一）老子——知足寡欲、无为而治

老子是道家的创始人，曾为周朝守藏室史官，在周朝的衰败、退隐之际，勉强写下《道德经》，在这短短五千言中却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政治、经济思想等。

老子认为当时的社会是无道的，想要复归“小国寡民”的经济社会生活，就像神农之世一样，如《庄子·盗跖》记载：“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

《商君书·画策》“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女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中描绘的一幅没有斗争和战乱的和平景象。

那么如何才能实现呢？

老子认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

过度的物质刺激会引起不必要的欲望和需求，于是老子提出“不贵难得之货”、“绝巧弃利”的主张，从而“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心不乱”。

另一方面，尤其对于积累过多物质财富的人来说，应当“知足”，所谓“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多藏必厚亡”。

不知足也是过去商业经济发展过程中造成的环境破坏和贫富差距这些后患的重要原因。而贫富差距的拉大难免会造成社会动荡。

对此，老子建议“损有余而补不足”，以富之人的财富，补济贫穷的百姓，比如合理的税收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如此，可以行“天之道”。

同理，如果统治者知足寡欲，则“我无欲而民自朴”，也就可以“无为而治”了。体现在经济方面，如《汉书·刑法志》所说：“慎以无为，从民所欲，而不扰乱。”这种思想对于西汉初年恢复经济发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反之，秦国末期由于繁重的苛捐杂税致使农民起义以及后来楚汉之间连年苦战。西汉初期的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为避免重蹈覆辙，实现长治久安，汉高祖刘邦听取陆贾建议，一改秦王朝的农战政策，代之以“与民休息”的政策，经济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二）管子——侈靡论、取予有道

管子因辅佐齐恒公成就了春秋霸业，被称为“春秋第一相”。那么，管子是如何运用他的商业思想使齐国在兵荒马乱中富强起来的呢？

其思想主要记载在《管子》中。在国家层面，他提出士、农、工、商四民分业定居的改革举措，对商业给予了一定的重视。

他认为“市也者，劝也，劝者，所以起本事。”大意是商业（消费）可以刺激和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如果没有市场，百姓生活物质供应就会短缺，所谓“聚者有市，无市则民乏”。

在战争频发、科技不发达的年代，人民的生活贫困，遇上灾荒则更加严重。管子则提出“岁凶旱水泆，民失本，则修宫室台榭，以前无狗后无彘者为庸”。

修宫室台榭，一般看来是贵族或政府的侈靡行为，而管子却将其转变为增加人民就业、改善生产条件、增强抗灾能力的事情。

北宋范仲淹就是根据这一思想解决了灾民的问题。在他任杭州太守时（公元1050年），正逢大饥，他则号召富人“侈靡”，“宴游及兴造”，因此被他人告上朝廷，说他“不恤荒政，游嬉不节，公私兴造，伤耗民力。”

范仲淹辩解道：“宴游及兴造，皆欲以发有余之财以惠贫者。贸易、饮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于公私者，日无虑数万人。荒政之施，莫此为大。”

果不其然，这年两浙一带唯“杭州晏然，民不流徒。”在荒灾之年他还大力推行以工代贩的措施，兴“开畎之役”，“日以五升（米）召民为役，因而赈济”。

这样不仅救济了灾民，而且借此兴修了水利设施，为灾后恢复生产及以后的防灾奠定了基础。

这种“侈靡”与骄奢淫逸则有着天壤之别。由此可见管子侈靡论思想的智慧。

管子的商业思想还表现在对商业或市场的本质认识，及市场规律的把握，即“市者，天地之财具也，而万人之所和而利也，正是道也。”

市场交换在于“皆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使参与市场买卖的各方都能获得一定的利益。

因此，市场原则在于“与俗同好恶”，“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知予之为取”，“取之有度”的取予之道，以顺民心，得民心。

所以，在对外贸易中采取“使关市讥而不征”、“为诸侯之商贾立客舍”的政策，从而使四方人物到齐国经商。

对内则通过“敛之以轻”“散之以重”，平衡物价，调剂供求。当然还有其他诸多举措，最终实现“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使齐国富强起来。

后记：

管子，名夷吾，字仲，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他很小就失去父亲，与母亲相依为命，加上生活贫苦，不得不过早地挑起家庭重担，先是与鲍叔牙合伙经商，后又从军再到齐国。几经曲折，经鲍叔牙力荐，为齐国上卿（即丞相）辅佐齐桓公成就了春秋霸业，被称为“春秋第一相”。

《管子》大约成书于春秋战国（前475～前221）至秦汉时期，基本上是稷下道家推尊管仲之作的集结。

《管子》全书几乎各篇都有《老子》的语言片段与哲学思想。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则说：《管子》，道家之言也。《汉书·艺文志》将其列入子部道家类。

而《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则将其列入法家类。

观书中内容，博大精深，其中以黄老道家著作最多，其次法家著作18篇，其余各家杂之，其中的法家思想是道家影响下的法家思维。

因此，总体来看，《管子》中的思想属于道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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