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g Feister,中文名吴宏,德籍华人,祖籍汕头达濠。德国企业经济系成本控制及金融专业双料硕士,在德国汽车行业供职十余年,近年转入新能源行业。
有人曾言,现代人最向往的时代是先秦,因为那个时期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各种思想都有容身之地,是无比自由的时代。细观当今社会之思想格局,与先秦隐有异曲同工之妙,人们处在一种极度开放自由的时期,而诸子百家的思想也完全可以与现代生活以及企业管理结合起来。本质上讲,企业管理无外乎是人的管理,而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正是论述了人与人、人与事的深刻关系。这些不同的观点转化为管理企业的手段,将会对一个企业的文化、价值观和发展方向产生深远的影响。
企业的价值观就是管理的本质观。儒家思想中提倡“中庸”之道,主张“德治”和“仁政”,乃是基于“性本善”的思想。这样的管理理念如果用于一个运转良好,员工具有高素质的企业组织,比如大学、研究所等等,会取得很好的效果,但其“中庸”之道又会降低组织成员创新的积极性。荀子是儒家思想中“性本恶”的代表人物,其“平则虑忧,安则虑危”的思想是现代危机管理和风险管理的先驱,他认为风险控制是管理之重;道家则认为,管理应具有柔性,管理者应该将有形的管理更多地变为无形的手段以达到“无为而治”的效果。老子的这种“道法自然”看起来似乎消极无用,并不适合现代社会的残酷竞争,然而其管理理念却和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赫伯特·西蒙的“柔性决策理论”不谋而和,并在某些特定的行业得以推广实现。对于实行合伙人制度的律所或税务所,这样的方式无疑是最好的民主制度;而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思想,认为处理好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实现双赢,管理就算成功。墨子在组织上提倡矩阵式组织,在管理上实行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权制度。他的这种管理方式适用于人数众多,组织庞大的超大级企业。
综上所述,企业的管理方式并非唯一的,而是随不同的行业,企业规模和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发展变化的。孙武在其权变论中就明确指出,“通于九变之地利者,知用兵也”。管理者应该根据组织的实际情况,确定和改变管理的理念和方法。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以成败论英雄,这一点在现代社会中体现的尤为明显。以富士康、华为为代表的企业推崇所谓的“狼性管理”,主张最大限度地榨取人的智慧和价值,反对保守思想,主张锐意改革。这类企业受到大部分人的追捧和喜爱,成为成功企业的典范。在先秦时期,以管仲为代表的法家正是这类思想的先驱。他们主张“以法治国,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特别是商鞅变法更将法家的学术发挥到极致,反对垄断经济,强调“定分止争”,鼓励战功,明确所有权。可以说,法家的这些手段有着立杆见影的效果,是治标的利器。丛林竞争的残酷经验使得这些企业家们在管理企业时如同管理军队一般严厉。在他们看来,企业要生存,就必须不断创新,“时移而治不易者乱”,而因循守旧的儒家做派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商鞅变法在当时也取得了极大的效果,但商鞅的下场也有目共睹。不仅不得民心,连获取了最大利益的统治阶层也难以容忍。归根结底,纯粹以法家的这些“势”和“术”的简单手段管理企业治标难治本。在这样人尽其用的管理理念之下,人的价值在短时间内被榨取干净,员工们虽然也获得了相应的物质奖励,但容易造成人员最终不堪重负而流失。
西方现代社会提倡“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而事实上,我们的祖先早在几千年前就提出了这样的思想。比如儒家的“仁义礼智信”,道家的“以天性为尊”,墨家的“天下同义”等等,无一不是强调了人在社会组织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社会历来又是人情社会,交往、办事等处处都离不开人情网,这样的人情交织在企业中往往会产生低效率和负效应。所以现代企业管理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人和规则的问题,两者缺一不可。以人为本,发挥人的最大主观能动性,关键在于中高层管理者,尤其考验中层管理者的水平。充分考虑员工在职业发展以外的心理需求和人文价值,建立合情合理的管理制度和激励机制。这一点可以借鉴墨家的管理体系,实现责权利统一,等级管理,将每一个员工都变成企业中利益息息相关的利益体,华为的员工股权激励制度就是按照这一法则设置的。但“以人为本”不应该理解为“以人情为本”,企业的竞争力依靠的是企业的创新能力和效率。创新能力依靠的是人的能动性,而效率高低取决于组织规则和制度,所以曾有政经学者提出最优的组织管理制度是法墨兼顾。墨家的核心价值观是“尚贤尚同”,这是对人文价值的最大肯定。梁启超曾说过,“假使今日有墨子,则中国可救也”。德国企业以工匠精神著称,而这一精神墨子早在几千年前就传闻于世。在成本控制上,墨子反对奢侈,主张节俭,这正是财务管理开源节流的精髓。墨家有严密的组织纪律,遵从“二人出行,必有配置。三人出行,必有阵法”。有些企业将此法则应用到用车制度上以节省成本和保持高效。此外,春秋时期齐国宰相管仲强调礼法并行,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以法治国的人。法家学派的思想至今影响深远,他们所提出的法治观念强调规则意识,把法律视为社会统治的有利手段。现代企业当结合法家以法为纲的理念,以治强为目标观,以法治为行为观,树立企业的规则意识,按照规章制度办事,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状态。
诸子百家的学说与现代企业管理的结合十分密切。除了最具有影响力的儒道墨法之外,比如孙子兵法所体现的运筹学堪与西方决策大师托马斯·萨蒂的层次分析法媲美。鬼谷子及其弟子的纵横术所体现的外交公关艺术等等都是现代企业管理理论的鼻祖。而这些手段和权术的运用不是一成不变或者非黑即白的,更多的是各种思想相互交融,扬长避短。管仲有言,“天地为心,天生权,权生法,地生德,德生义”。管理者应在理性管理和感性管理中拿捏分寸,采取刚柔并济,宽严有度的原则,才能将诸子百家的思想灵活地运用到现代企业管理的实战中并发扬光大。
本文发表于《新能源·新生活》杂志第7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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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吴宏:浅谈诸子百家与现代企业管理发布于2021-05-10 16:35: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