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有趣的想法，可以说东西方在各自的哲学领域都有其特色与侧重的地方，同时自然也有类似的共通之处。而思想的交流是无比美妙的。
简单说几句吧，以儒道为例。
老子大概率会喜欢黑格尔，不喜欢康德。因为黑格尔的本体论和老子一样是决定论的，而康德的物自体不可知很可能不受道可道的待见。
孔子不大会对西方的东西感兴趣，因为儒家建立在“世界真实，人如何在世界生存”之上，而世界的本性，世界是不是真的这些东西是在预设之前的。
也就是说，有本体论才有认识论，有认识论才有伦理学，儒家已经把本体论和认识论假定好直接进入伦理学了，自然不会太感兴趣。有点类似奥古斯丁--他并不和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一样变着花的论证上帝存在，他直接假定上帝存在，然后展开讨论。
儒家在陈抟和周敦颐的年代才重新对宇宙本体产生一定的兴趣，也不过是娱乐性质。
实际上类似的冲击非常早，佛教就是讲本体论的，佛教继承自印度教的本体论传统（准确说是为了反对印度教）对于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来说是陌生的，非常接近于西方哲学的冲击。
但是儒家也并不是完全不讨论本体论的东西，只是讨论的非常不完整，够引出他们的伦理学就够了。
比方说“天道有常，不以尧存不以桀亡。”实际上就是假设了一个非常类似亚里士多德的宇宙-因果和规律是可以被辨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这和三代的祖/帝/天大有关系，祖就是祖先神，每个部落集团都有，帝是天帝，是商人的祖先神演变而来，但又是人格化的。
西周推翻商朝以后，为了论证护佑不是你一家一姓的，先说有德者居之（我讨好天帝也能得到青睐），后来干脆直接弱化帝，突出天了……
易经八卦这种对规律发问而非甲骨文那样对天帝和祖先发问的变化，体现的是商周之间最激烈的思想变化，从这里看，整个中国哲学都发源于此，周公居功甚伟。
那么我们回到本话题来，因为本体论的建构早早的，彻底的完成了，号称周礼继承者的儒家自然不会起幺蛾子，最后变成了尽可能的伦理学（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流派，而独辟蹊径的道家则在对周礼的优化上走出了不同的路径，很大程度上涉及了本体论和认识论。
我们可以看出实际上中国哲学的两大主干都是建立在对礼崩乐坏的激烈社会变革的应对上，为新的社会生产方式塑造意识形态，从这一点看，中国的哲学都是“国家哲学”。
虽然佛教和西方哲学也是应运而生，比如佛教代表刹帝利对婆罗门的夺权，经院哲学家服务于基督教政治。
但毫无疑问，他们也有很多属于纯粹智力游戏的部分，比方说佛教对个人痛苦的深究和护教学对针尖天使的趣味，这都导致了更为细节和全面的纯粹理论思考，这部分需求在中国体现为三教合一，尤其是佛教思想进入儒道两家为主。
所以真正古代大儒如果遇到西方哲学的东西，更可能拿佛理进行对比和回复，不至于完全手足无措和茫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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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理学，改变对世界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