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上书院丨山长冯达文：先秦道家哲学（上篇）

先秦道家哲学（上篇）

冯达文先生“中国文化与哲学八讲”第二讲

讲者：冯达文

（本文分上中下三篇，上篇约五千字）

导言

今天与大家讲第二讲，先秦道家哲学，由老子、庄子建构的思想体系。

上一讲说过，孔子、孟子和荀子，对社会与文化是作正面建构，而且孔孟还是用道德理想去建构的。

但是接下来，我们会看到，老子庄子开创的道家，却是立足于对社会与文化的反省与批判的。

面对同一个时代，生活与活动于同一种环境中，孔孟与老庄，为什么会有如许不同的理论建构与价值诉求呢？

通过上一讲，大家已经知道，孔子孟子是致力于守护、开掘与拓展人世间最美好的东西，并认为人世间最美好、最值得珍惜的东西，就是人与人的亲亲之情、恻隐之心。孔孟认为，一个人只要能够把这种情感加以固守，予以弘扬，就可以成为圣贤；把这种情感提升起来，推向社会，就可以使社会建成为礼乐社会。这是孔孟儒家追求的理想。

但是，不要忘记，人的心理，除了有情感的一面，还有欲望的另一面。欲望是要向外求取的。不同个体的欲望如何协调就构成了人的内在情感和由情感营造的主体价值追求的客观面。

欲望的向外求取所引发的不同个体的冲突，在资源匮乏的状况下不会显得突出。但至春秋之世，随着铁器的发明、牛耕技术的发现，物质资源的增长特别是商品的流通，人们欲望的一面开始被释放，为满足欲望而爆发的争夺因此也日渐加剧。人们的亲亲之情、恻隐之心则日渐被遮蔽。人们由亲亲之情、恻隐之心营造的价值追求作为主体的一面，与欲望驱动导致争夺的客观的一面，相互之间的分立与抗争已成趋势，以至于孔子也不得不说“与命与仁”，既承认“命”的客观时势，亦坚持“仁”的主体价值，以为两者处在抗衡之中。来到孟子，面对“命”的更加恶劣的挑战，还只好通过与“命”的抗争去高扬价值追求以至于天地境界。降及荀子，更不得不正视由欲望驱动所带来的社会“恶”变的残酷现实，其弟子韩非甚至否认主体价值追求对公共社会的治理意义，而以为只有以“恶”的手段对治“恶”的社会变迁，才能够使社会摆脱混乱。

老子庄子面对的，正是现实社会的这种“乱象”。老子特别是庄子对社会的“恶”变深感悲哀。《庄子》一书的《天下》篇曾经写道：上古的时候，人神和谐，上下四方和通，圣人以真诚的态度与施设培育天地万物，其恩泽惠及普通百姓，本末小大、上下四方融为一体，那是何等美好的生活情景。但是，来至当今，“天下大乱，圣贤不明，道德不一”，各种以“救世”的面目浮现的论说极其撕裂，人们再也看不到天地之纯美，万物之一体那种状况了。“百家往而不反”，由于种种撕裂终也无法愈合，以至于庄子不得不深深太息：“悲夫！”

可见老子特别是庄子面对社会“恶”变造成的“乱象”是何等地伤感！

前面说过，孔子、孟子是力图守护、挖掘、光扬人世间本有的美好的情感去救心救世的，但老子、庄子以为已经不太可能；法家代表人物李斯、韩非极力主张以“恶”的手段对治“恶”的现实，但老子、庄子又极不认同，怎么办呢？

老子庄子选择从社会巨变的现场退出，以冷静的态度思考社会与人生及其历史，取反省与批判的精神，开启了中国古典哲学又一影响深远的思想脉络。

第一节 老子庄子对社会与文化变迁的反省与批判

研究老子庄子，必须首先了解其人其书。

一、老子庄子其人其书

老子是谁，众说纷纭。

西汉史家司马迁在《史记》中已说有三种可能：一是曾做过东周王室“藏书吏”（相当于档案馆馆长）的李耳，与孔子同时但稍长几年，孔子曾向他请教过周礼施设，后来看到周王室正在走向衰落，无可挽回，辞官而去，路经函谷关，关守尹喜请他写点东西以作纪念，李耳写了《道德经》五千言，尔后离别，不知所终。二是春秋末年楚国的隐士老莱子。三是战国中期周王室的史官太史儋。但学界比较认同李耳为老子。

《老子》（即《道德经》）一书谁作？也众说纷纭。学界一般认为，成书于战国初年，为老子的从学者整理加工而面世，成书时间再往后推无法解释战国中期热火朝天的黄老思潮。1973年出土有长沙马王堆帛书本《老子》甲乙两种，1993年出土有湖北郭店楚简《老子》甲乙丙三种，可信是较早的《老子》版本。但我们不是考据学家，研究老子思想，用三国时期王弼整理过，被以通行本看待的《老子》文本就可以了。因为实际影响后人的是这个通行本。

庄子其人，则争议不大。姓庄名周，宋国蒙人，生活与活动于约公元前360年至前280年间，只做过蒙这个地方管理漆园的小吏，也以讲学与写作为业。

《庄子》一书分内、外、杂三篇，是不是全是庄子所撰，学界也有争议。但三篇的思想大体上是统一的，所以我们不妨以全书论庄子。

庄子的事迹，倒是十分引入人胜。

第一个故事称，楚威王听说庄子学问了得，派使者带重金前去邀请他出任“相”之一职。庄子笑对楚使说：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你没有看见祭坛上的牺牛吗？养得很好，甚至披上彩衣。但一旦被牵去宰杀用以祭神，再想回去做一头孤独的小牲，已不可能。你赶快走，不要玷污我，我宁可游戏于污浊的水沟里自得其乐，而不愿为政治权力所摆布。

第二个故事称，庄子的好友惠施为梁国之“相”出使楚国，楚国为拉拢梁国，给惠施送礼，以近百乘的车辆送回。庄子刚好在河边垂钓，看到好友那么夸耀，“弃其余鱼”，把钓到的多余的鱼放生了。

第三个故事称，惠施任梁国之“相”期间，听说庄子要来，担心相位被取代，下令全城戒严，搜捕庄子三天三夜未得。三天后，庄子前往见惠施说，南方有一种凤凰鸟，从南海飞北海，不是梧桐树不停留，不是金果子不取食，不是纯净水不饮用。地下一只猫头鹰叼到一只腐臭的老鼠，担心凤凰会下来抢去，对凤凰发出“吓”的一声呼喝。你惠施现在是不是咬着梁国的相位也以“吓”的一声向我呼喝？

三个故事都在表明，庄子视权力和财富如粪土。要知道，权力和财富在造福众生的情况下固然尊贵。然而，庄子所处时代，权力只用于相互残杀，财富仅为少数人享用，自尊而高傲的庄子，怎么会把自己搭进去为其所污秽呢？

正是在这种人格精神追求下，老子与庄子，先后举起了反省与批判的旗帜。

二、老庄对社会及其“恶”变的批判

我们看老子的一段话：

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这里所谓“民多利器，国家滋昏”，就是说生产技艺越发达，人们用这些技艺作争夺的工具，带来的后果便是国家越昏乱。老子那个时代，技艺作争夺工具还只是冷兵器；当今世界开发的热兵器，带来的恐怕就不只是昏乱，更且是全人类的灭绝了。

所谓“人多伎巧，奇物滋起”，大概是指工艺作品的花式越多，人心越浮华，相与竞逐的意识也就越膨胀。有似于当今为了争夺市场，不断翻抄的各种包装与粉饰而催动的博弈格局。

而所谓“天下多忌讳”之“忌讳”，则指政令所颁行的种种施设，“法令滋彰”，尤指法令制订得更加细密与清晰。这二者显示为社会—国家的管治越来越精准、越来越文明，但其实那也只是使百姓越加受约束而越贫困，又或少数人利用法规的空隙去作奸犯科的手段越加狡诈而狠毒。我们看当今世界许多争夺都是在合法的形式下进行的，就可以知道老子当年的反省与批判并不是无所指。老子在另一些章节里说到，社会脱变到当今这个样子，不可以不制订相关政令与名号加以规范，但也要有个限度。如果政令规约制订得过分细密，人们将争于“刀锥之末”，即为细小的利益而去作仇杀，也终将为细小的利益所杀害。这也是说的“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由此，我们才会理解，老子何以反复宣示：五色、五音、五味等等的物质诱惑，只会“令人心发狂”。他反复主张：要“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才能使社会恢复宁静。

及庄子，说得比老子更为激烈，以为只有毁弃珠玉，焚符破玺，抛开律法，才能回归到无争的岁月。人们以为律法的细密可以堵塞漏洞，就像为了防备小偷开箱偷窃，用铁锁加以禁闭，用粗绳加以捆牢以为安全。然而对于大盗而言，却恨不得这般去加固，以方便把整个箱子扛走。不是吗？法令的禁制对于守法的公民没有意义，对于不守法的大盗而言，却正好为他们的窃国行为提供了合法性的根据呀！

在老庄看来，社会建制的所谓进步与完善，仅此而已。

三、老庄对文化的反省

所谓“文化”即是人的被“文”化，包括人的智力的开启与德性的开发。

生产技艺的发明与被作为争夺的工具来使用，源于人的智力的开启与发达，故老子强调要“绝圣弃智”，庄子则以“子贡南游”故事比况：

孔子的学生子贡，南游于楚国，返回时路过汉阴这个地方，看到一个老人为了浇灌菜园，打了一口井，做了一个梯子，下去用桶装满水然后抱上来浇菜。子贡看到老人家很辛苦，出主意说：现如今有一种机械，把桶挂上去，拨动轮子放到井下，装满水再转动轮子把水提上来，这样浇菜既省力又省时呀！老人家一听，“愤然作色”而嘲笑子贡：我听我老师说过，“有机械必有机事，有机事必有机心”，一旦有机心，纯白精神追求便受到污染。我不是不知道机械的作用，只是“羞而不为也”。

在庄子看来，智力的开启与机械的发明，必带有“机心”，即利益必计算，却让纯净的本心丧失，岂可提倡！

庄子更以“混沌开窍”故事警示之：

南海之帝为倏，北海的帝叫忽，相遇于中央，中央的帝叫混沌，混沌待他们很好。两帝商议予以报答，看到混沌未开窍，决定为混沌开窍，“日凿一窍，七日而混沌死”。

七窍是用以感知的。有了感知能力即意味着死去，这是为什么？因为感知能力被用来分别利益的多寡，乃至为利益争夺设置种种权谋，智力的发达及其用作权谋，只会使人自身蜕变为工具，“混沌”当然不得不死。

“混沌开窍”的故事，以往常常被误解为庄子有反智的倾向。我们只要比较基督宗教关于亚当夏娃偷吃“智慧树”上的禁果，被指是对上帝的背叛；佛教十二因缘说以“无明”，即贪嗔痴为三毒，斥之为人堕入苦海的根源；就可以知道，古典圣贤人物对智力的开启所带来的“恶 ”的争夺的忧心，具有相通性。

我们知道孔子、孟子对于德性的开启与德行的提升极其用心，但老子却力主“绝仁弃义”，为什么？

因为在老子看来，倡导仁义即意味着社会已经走向坠落；讲求礼治则表明社会已经混乱不堪，无可救赎。老子辞官归隐，正是出于这样一种悲怆感。

及到了庄子，更嘲讽地称：当今社会，盗窃一个钩子，会被判死刑，可是盗窃一个国家成功后，大家却会把仁义的桂冠送给他。仁义道德已经蜕变为“窃国者”的遮羞布，还值得提倡吗？

在庄子看来，人已经被彻底地工具化与私利化了。

四、 “人耳人耳”，人究竟是什么？

近代哲学常常把人的智力的发展认作人具有了一种支配自然世界的主体性，以为这是人类最值得骄傲的品格。庄子对此深表怀疑，他以“大治铸金”的故事来表达他的怀疑。

冶炼钢铁的师傅（大冶）在操作的时候，如果有一些材料提出要求，一定要把它炼成最锋利的剑——干将镆铘，工匠师傅一定以为这些材料属不吉利的东西，弃而不用。同样，大自然（造化者）在化生天地万物的时候，如果有一些材料提出要求，一定要把它制造成人类——“人耳人耳”，那么，大自然也必执认这些材料为不祥的物品，予以弃去。

人耳人耳，人究竟是什么？又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人如果不抛离自然，与自然拉开距离，进入社会与被“文”，人不能成为独立的一“类”。可是，人是大自然最用情制作而成的，是大自然最精致的创造物。人一旦追求远离自然，追求主宰大自然的一种主体性，人便丢失了自己生存的根基。大自然会容忍自己的创造物如许地胡作非为吗？

又，人摆脱自然，以为学会制造与使用工具就可以成为主宰大自然的手段。可是，工具的制作、知识技艺的开发，是为了谋取更多的生活资料，从一开始就寓含着一种功利的目的。随着工具的不断创新，知识技艺的不断提升和财富的不断增长，人们的功利意识也会不断被吹涨，为功利争夺而爆发的冲突也会不断被加剧。像我们今天看到的，最新的科学发明往往被最先用作战争的武器，就不难看到知识技艺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明其实只意味着把人与人之间的利益争夺推向更深重的灾难。

人啊人啊，我们到底是谁？我们究竟在干什么？

人们自以为知识技艺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明体现了人类的进步与文明，可是，历史的变迁却告诫我们：文明走过的地方，常常留下一片废墟。

二千多年前的老子庄子，就已经以他们对文明的反省与批判，发出了强烈的告诫与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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