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伟：学科范式的确立与方法自觉——评宋宽锋教授《先秦政治哲学史论》--四柱八字,命理,八字命理,六爻占卜,命理百科-寅午文化

宋宽锋教授的著作《先秦政治哲学史论》（以下简称“宋著”）近日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近水楼台先得月，我旋即讨得一本，读来觉得余味悠长，其中在很多问题的分析与评判上，甚感与我心有戚戚焉。

宋宽锋教授早先治西方哲学，以认识论和政治哲学为主要研究方向，后来在梳理西方政治哲学传统和现当代政治理论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了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一种体悟，甚至有所忧心，即对照西方成熟的政治哲学资源，中国传统的政治哲学应该在现当代中国的学术领域内处于何种位置，发挥何种作用，具有何种价值？众所周知，中国传统哲学尤重道德、伦理与政治维度的阐发，但这一被着重发挥的维度在近代面对西方道德、伦理、政治文化的入侵时，却与其他领域类似，仍然显得手足无措，难以安然应对。宋宽锋教授正是在中西政治哲学比较方面用力甚深，一方面他在十年前出版过一部专论西方政治哲学核心问题的著作，即《论证与解释：政治哲学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在其中对现代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的基本理念做了详尽的考察，并旁涉其他西方现当代政治哲学家的核心观点，同时对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有精深的思考。以西方政治哲学的视野反观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史，就成了《先秦政治哲学史论》自然而然的理论路径，因为“中西（政治）哲学的比较分析以及对两者之‘差异’的意识”“会有助于中国（政治）哲学史的研究”，原因是“研究者有了西方哲学的借镜，而且能够在两者之间进行相互的参照，而借镜和参照的存在无疑会增进研究者对中国（政治）哲学史的理解和解释”（第27页）。

总体而言，《先秦政治哲学史论》由两大部分构成，一是关于“政治哲学”概念内涵以及政治哲学史研究方法的导论性阐述，二是对先秦政治哲学史的具体研究，包括对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和黄老等的政治哲学文本和思想观念的深入分析与诠释。宋著具有如下几个值得我们关注的特点：

第一，有非常自觉的方法论意识。

第二，由于作者具备深厚的西方政治哲学理论功底，所以其形成了对“政治哲学”概念的完整理解，由此出发，他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考察与论述显得有的放矢，章法严谨。

第三，中西政治哲学概念、文献和思想的互勘互较，以此澄清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

第四，主动对接现代新儒家的政治关怀和问题意识，梳理了牟宗三等人在整理中国传统哲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给出了合理的解释，在此前提下，对先秦政治哲学史做了冯友兰意义上的“接着讲”的工作。

第五，宋著的“接着讲”是史论结合，对先秦政治哲学的历史脉络的梳理和富于个性色彩的评述交相辉映，构成了此书的一个鲜明特色，这本身也是作者对牟宗三哲学史著述过于注重论述而轻视史实的一个反应。

方法论方面（宋著第四章），作者区分了政治哲学史的两种研究方法，即“史学式的哲学史研究方式”和“哲学式的哲学史研究方式”，前者以客观再现哲学史思想面貌为指向，后者则更为侧重哲学思想本身的内在理路、论证和理论结构，用传统的说法，既是汉学与宋学的区别，即史学式的哲学史研究方法对史料钩沉和文献考辨更为重视，而哲学式的哲学史研究方式则对哲学义理、文本内涵和思想创见更加关注。史学式的哲学史研究方式当然是很重要的，但哲学式的哲学史研究方式则更为关键，只是要想做到后者，就不是一个哲学史家能完成的，而必须是一个哲学家才能做到。此外，对哲学史研究的“三阶段”的总结和概括，也给我们以新的视角来看待哲学史，即作者认为，哲学史研究首先需要有对哲学家所处的历史处境、个人经历、生命感受有所了解，其次则关注哲学家的哲学文本，探究其中蕴含的思想观念和问题意识，再次则是对文本中蕴含的思想观念和问题意识的评判与鉴别。

最后，宋宽锋教授以其对哲学诠释学理论的深入理解，提出了理解的前见尤其是哲学修养的前见对于研究哲学史的必要性，同时也指出必须要对自己的前见保持反思的态度，以此做到对哲学史文本保持开放和敏感。宋著在区分“史学式的哲学史研究方式”与“哲学式的哲学史研究方式”时，将前者看作是“外在的历史情境解释”，而后者是“内在逻辑的呈现”，并明确地说“这里的‘外在的’和‘内在的’是相对于作为研究对象的‘哲学文本’而言的，而不是以哲学文本作者的心路历程或意识状态为‘内在的’”，并认为“相对于作为研究对象的‘哲学文本’”，其作者的心路历程和意识状态也是“外在的”（第67页）。这种区分是对前人相关研究的一个总结，但如上分析却让人耳目一新。

对中西政治哲学做比较研究，同时梳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史，这早有先例，如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更有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此外，牟宗三等现代新儒家的第二代代表人物也在其著作中多有涉及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特质的判定，而如何评价这些先驱者的观点，就是宋著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宋著集中于对牟宗三关于中国哲学特质的观念批判上，将后者颇为复杂的论证简单归为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本质主义理解，正是这种本质主义理解使得牟宗三认定中国只有“治道”而无“政道”。但通过比较我们就能发现，无论中西，在政治哲学领域，“治道”的资源都非常丰富，而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虽然对“政道”的阐发少一些，却也并非完全缺乏。为了破除像牟宗三这样一种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罔顾先秦原初哲学思考而只是抽象地进行中西哲学比较的思路，宋著给我们提供了对“政治哲学”概念的非本质主义的理解，即政治哲学并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个被所有研究者所普遍接受的本质性的定义，这个概念只是我们所看到的诸多理解的类似于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家族相似”的集合体，只是在诸多政治哲学的理解中，有些人接受此种理解，而另一些人则接受别种理解。宋著给我们介绍了一般教科书意义上的“政治哲学”，还有作为对立双方的罗尔斯与列奥·施特劳斯意义上的“政治哲学”。那么，宋宽锋教授更愿意接受哪一种意义上的“政治哲学”理解呢？对此，他并不讳言，其立场更接近于一般教科书意义上的以及罗尔斯意义上的具有规范性的“政治哲学”理解，即政治哲学是道德哲学的一个分支，其主要目的是提供国家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的一种规范性原则，而对列奥·施特劳斯所提出的“政治哲学”概念有所抵触，抵触的原因是宋著不承认施特劳斯认定的在古典政治哲学领域内存在哲人与政治人之间的对立与冲突，从而也不接受施氏给出的政治哲人写作艺术，即隐微与显白教诲的划分以及在这个划分之下所产生的对西方古典政治哲学尤其是柏拉图对话的解读方式。

对“政治哲学”的规范性理解，意味着必须承认中西方政治哲学要有一些相互对应的规范性的概念术语，以作为此一领域的研究对象。西方政治哲学的规范性概念术语有“正义（justice，或公正）”“正当（right）”“善好（good）”“可辩护的（justifiable，或可证成的）”“辩护（justification，或证成）”“合法性（legitimacy）”等，与此相对应，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也可以找到一些规范性概念术语，如“公正”或“正义”，“义”，“善”，但“辩护”和“合法性”似乎难以在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语境中找到对应的术语，不过后者存在着对某种政治权威或国家形式的辩护，“合法性”则主要表现为为某一个王朝提供政统的根据。从上述概念术语来看，宋著的主要意图在于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寻找一种规范性的话语系统，因为在作者看来，“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规范性研究的特征相当显眼”，这正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更多拥有的是一种政治哲学内涵，而较少可能是政治科学的根据（第53页）。

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宋著分析了牟宗三、萧公权等学者提出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治道内容丰富而政道内容贫乏的原因，我认为这一分析是作者给我们提供的一个难得的洞见。首先，作者认为，能否提供一套“治道”并不是标志其是否是一种政治哲学或是否成为一个政治哲学家的依据，因为对“治道”的阐述在很大程度上与政治哲学的思考无关，而只有在探究“治道”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时，传统“治道”论说才具有政治哲学意蕴。而一切“治道”都是为了实现某种更长远的目的，“治道”往往是作为手段或工具被采用的，这种手段或工具是否合理，是政治哲学需要考察的一个方面，而由此“治道”所达到的目的本身是否合理，则更是政治哲学应该思考的内容。其次，对“治道”的思考和论说必定有制度前提，有什么样的制度就会相应地有什么样的“治道”。而“治道”本身是否重要，也是由相应的制度前提决定的。正是在这个地方，宋著给出了“治道”的重要性及对其讨论的必要性程度的决定因素，即：“一般来说，如果一种制度类型给为政者的政治行为和政治决策留下的自由裁量空间相对较小，则‘治道’的重要性程度及对‘治道’讨论的必要性程度就相对较低；而如果一种制度类型对为政者有效的规范和约束较为缺乏，与此相一致，为政者的智慧和美德或者愚蠢和邪恶对于政治生活的影响相应地增大，那么‘治道’的重要性程度和‘治道’探究的必要性程度也就相应地提高了。”（第57页）也就是说，制度对为政者的约束程度决定了“治道”的重要性程度，约束越大，“治道”越不被重视，约束越小，“治道”就越显得重要。那么，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之所以“治道”内容丰富的原因就昭然若揭了：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一直是君主制，而且自秦统一六国之后，这一制度对为政者的约束极其有限，如此以来，在君主至高无上大权独揽的前提下，如何影响甚至说服为政者尽最大可能地实施善治、良治、仁治、义治（即所谓的王道政治），就成为传统政治哲学家们所要考虑的核心问题。正是在这一问题意识之下，传统儒家极其重视对在位者的道德教育，标榜尧舜禹的圣人形象，希冀在位者以之为榜样，成为圣君明主，以仁善之心施以良治。

同时，宋著认为，对制度的思考比“治道”探究要更为根本，因此，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也一定包含着“政道”的内容，比如对先秦封建制以及在此前提下的“井田制”的认同（孔子、孟子）或批评（荀子），对禅让制和嫡长子继承制的辨析与取舍等等，都是一种制度思考，而超越了“治道”的范畴。这一观点明显突破了牟宗三、萧公权等人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内容的限定。

正如宋著所言，对政治哲学概念的理解，决定了理解者研究政治哲学的方法和路径，但基本的方法或路径有两个，即或者从问题出发对政治哲学进行考察，围绕何谓好的政治形式、其基本特征是什么以及如何实现它等等问题展开讨论；或者从文献出发对政治哲学进行考察，分析与政治哲学相关的历史文献或哲学文本，从中逻辑地引申出相关问题。在上述对宋著关于“政治哲学”概念的区分中，我们看到罗尔斯的政治哲学属于前者，而列奥·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典型地属于后者，但后者又不仅仅是对哲学史的考察，在对文本细读的同时，亦贯穿着明确的问题意识，不过从特定文献出发引申出来的政治哲学问题却显得深刻而又独特，即由前科学、前理论的善恶是非之区分，思考两种生活方式即哲学的和政治的生活方式的优劣，在判断哲学的生活方式优于政治的生活方式的前提下，为政治生活中的哲人辩护。宋著着眼于罗尔斯意义上的问题相关的政治哲学范畴，在某种意义上忽略并客观上贬低了施特劳斯学派的问题意识。只是就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尤其是先秦政治哲学而言，基于善恶判断的生活方式区分，以及在这个前提之下对政治治理方式的选择（例如从义利之辨到王道、霸道之辨），仍然有很大的解释空间，或许施特劳斯学派的方法和路径，也值得我们在解读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时加以尝试。宋著在相当程度上否定了列奥·施特劳斯通过对传统文献的隐微阅读法而获得的政治哲人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的微妙（危险）处境，但当其解读老子的政治哲学时，却自然而然地流露出对那种微妙（危险）处境的某种明察：“在一个分封建制的政治社会之中，明确讨论这一问题（即‘圣人’或哲学家的政治智慧与‘王’的政治权力如何结合之问题）的政治敏感性是不言自明的。”并认为《老子》中采取了某种明智策略如将“圣人”“侯王”“我”“吾”“为道者”等称呼相互混用以脱敏（第114页）。

随后，宋著以历史的先后顺序对先秦政治哲学家依次加以解读，其解读的特色在于如下几点：

第一，宏观视野与微观视角相结合，以特定的政治哲学概念理解（是否具有对政治思考的规范性特征）为标准，确定孔子、老子、墨子、庄子、孟子、荀子、黄老和韩非子各自政治哲学的理论指向和学术宗旨。

第二，对近代以迄当今学者关于先秦诸子政治哲学的论述有精密爬梳，或吸收其长，或指斥其短，臧否之间彰显了宋著自身的理论立场和独特洞见。众所周知，中国当代学界缺乏真正的理论批评，此为今世学术之一大弊病，宋著或可弥补此弊。

第三，宋著在研究任何一个人物的政治哲学思想时，既阐发其理论特质，同时亦揭示其理论缺陷，自始至终秉持“讲道理”的学术态度，坚持理在事先，以理为标准衡量研究对象。今人治学还有一弊，即在研究某个人物的思想时，往往只宣扬其善好，而忌谈其弊害，从而落入某种情怀的渲泄之中，如有些学者对墨子、庄子、黄老和韩非就每每如此。宋著预先将“理”竖在那里，以之为表，纵横捭阖，或褒或贬，皆讲逻辑并有根据，此种客观公正的为学立场，希望能使中国学界风气为之一新。

第四，宋著融会中西，对西方政治哲学史上的各种基本观念，往往信手拈来，在与先秦诸子政治哲学观点互校互勘中，凸显出后者的理论特质。中西学术的会通是今人治学的目标和方向之一，但做得不好，或流于比附，或陷于肤浅，很难做到李耶理所说寻求其“同中之异”以及其“异中之同”（李耶理：《孟子与阿奎那：美德理论与勇敢概念》，施忠连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4页）。宋宽锋教授由于先行地对西方政治哲学有全面而精深地研究，故其在将之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进行比较时，就能细致入微地觉察到相互之间的“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

我所能想到的宋著中存在的问题，可能在于当其纵横于先秦政治哲学的史论之间时，往往只是就某个先秦政治哲学理论的持有者作深入考察，辨析其思想之所以为政治哲学的原由，凸显其观点之特色，并梳理其政治哲学思想的逻辑脉络，但却缺乏各个不同学派人物之间的比较与鉴别，甚至同一学派人物思想之间的相互关联与区别亦未作分梳。比如说，宋著指出，《庄子》作者对政治是疏离而又纠结的态度，但众所周知，墨家人物对政治则充满了热情，不辞劳苦，“摩顶放踵以利天下”，在这两派之间作一比较，或许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另外，宋著从周礼的政治意蕴这个角度去考察孔子的政治哲学思想，而又探究了孟子“义利之辨”的政治哲学内涵与“仁政”的实际可行性问题，但对于从孔子到孟子的儒家政治哲学的内在逻辑关系未有涉及。在有周一代，周礼确实发挥了政治秩序架构的基础性作用，孔子明确地说他“从周”，围绕这一信念展开自己的政治哲学思考，但从周礼到孟子的“仁政”，这之间的政治哲学观念是如何延续的呢？对这样的问题加以辨析，才有可能使我们更为清晰地理解先秦诸子政治哲学的历史变迁与逻辑演进之线索。我们期望宋宽锋教授在分别地处理了先秦政治哲学史上的诸子政治观念，分析地考察了每一个先秦政治哲人的政治哲学思想之后，再进一步综合地研究先秦乃至其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史中诸多思想和观念的内在关系（当然，很明显，在孟荀思想的比较方面，宋著洞见叠出，成就卓然，但从整体上对各家各派思想观念的比较，我们还抱有很多期待）。

虽然中国传统哲学与传统政治生活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但作为一门学科的传统政治哲学，在现代中国学术语境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宋宽锋教授的《先秦政治哲学史论》为作为一门学科的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提供了范例。

案：中医方剂陕西日报首发，首发时有所删减。征得作者同意，特转发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