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礼乐崩，百家兴
斗争概况：学下庶人
代表人物：郯子、苌弘、师襄、老聃；商容等
参考文献：
3.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
公元前十世纪及以前的中国，仍处于分封的时代，在政治社会结构顶端的是国君和周王室，他们是列国的“共主”。周王室统治着数以百计的小国，在每一个小国里，国君又把国土分封给家族成员作为“采邑”，使之成为诸侯。拥有采邑的诸侯，是他们领地所有土地、经济和百姓的主人，他们又被称为“君子”。与之相对，被统治的社会阶层则被称为“小人”或“庶民”。于是形成了“周王室—诸侯—士大夫—庶民”的统治体系，即封建制度。在当时，“君子”阶层是唯一有机会接受教育的阶层，“小人”则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只能作为君子的附庸。刘歆所说西周“吏师不分”，大概就源于此。
读论语的时候，经常“君子”“小人”，傻傻分不清楚，以上是“君子”与“小人”的本义。后来儒家又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义利之辨”道德学说，对“君子”和“小人”进行了重新定义。
后来，有的贵族因战争等原因失去土地和封号，降为庶民；有的庶民，因为技有专长获得诸侯宠信，成为贵族。封建制度的逐渐瓦解，即孔子所说周朝“礼崩乐坏”的时代开始了。各种知识的官方代表散落民间，为了生计，凭他们的专门知识或技能开始开馆授徒，他们有的以教授经书为生，有的因谙习礼仪而成为人家婚丧嫁娶、祭祀、或其他礼仪的司仪，这些人被称之为“儒”。
有能耐的人找不到工作，自己的本事丢了又可惜，那怎么办？教徒弟吧。各种技艺流传于民间，天下就这么乱了。苏轼有篇文章《六国论》专门写这个问题，“养士”很重要，有用没用先把他留在身边，别到时候放出去为乱。从此，“师吏”始分，百家诞生。
这些人中的代表人物有郯子、苌弘、师襄、老聃、商容，他们或在朝或在野，用自己精通的手艺开馆授徒，成为诸子百家的萌芽。
司马谈把他们分为六家，即讲宇宙论的阴阳家、讲授古代文化的儒家、由“墨者”组成的墨家、志在分辨名实之分的名家、强调以法治国的法家以及“尚无”的道家。
刘歆根据诸子百家的来源，将他们分为十家，即出于司徒之官的儒家，出于史官的道家，出于理官的法家，出于礼官的名家，出于清庙之守的墨家，出于行人之官的纵横家，出于议官的杂家，出于农稷之官的农家以及出于稗官的小说家。
冯友兰则认为，儒家出于文士，墨家出于游侠，道家出于隐者，名家出于辩者，阴阳家出于方士，法家出于法术之士。
于是，百家争鸣的时代正式开启，诸子百家从0.0进入了1.0时代。
第二章 儒墨纷争
诸家1.0时代 儒墨文武之争
斗争概况：
代表人物：孔子、墨子
参考文献：1. 司马迁《史记》
2. 孔丘《论语》
3. 墨翟《墨子》
4. 刘向《淮南子》
5. 黄易《寻秦记》
一、儒家
孔子（前551-前479年）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传授六艺，讲授六经，即《诗》 《书》《礼》 《乐》 《易》 《春秋》，六经之中没有一卷是孔子所著，是孔子所继承的文化遗产，孔子是维护传统的保守派。六经一直是周王室教育贵族子弟的教材，孔子将六经由私学传授给庶人子弟，有教无类，可谓是“第一位教师”，“孔夫子”之名就此广为流传。
“正名”规定了任何人在某一阶段的责任和义务，追求实至名归；
“仁义”是儒家一种绝对的道德律，仁而爱人是本质，义为应循的义务，儒家强调“义利之辨”，认为两者截然相反；
“忠恕”之道，是儒家的行为规范，讲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之所欲亦施于人，即“仁之方”，亦称“絮矩之道”；
“知命”是儒家从义发展出的“为而无所求”的思想，尽人事知天命，知其不可而为之，与道家主张的“无为”思想截然相反被道家笑为“一心济世，归于徒然”。
儒家的“知命”与道家的“宿命论”不同，儒家知其不可而为之，就是说我知道这事儿可能成不了，但我还得做做试试；道家无为无不为，就是说这事儿可能成不了，我还是先不干，让别人去干吧。后来墨家用攻击“宿命论”的方法攻击“知命”，显然是南辕北辙，贻笑大方了。
孔子时代的儒家，还重在自我修养，政治主张不多，归纳起来是“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这种治国方略也叫“德治”。这种思想将贵族“礼”推向庶民，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革命的。
二、墨家
孔子之后，墨翟（前479-前381年）创立的墨家学派兴起，墨家有着与儒家南辕北辙的不同主张。孔子对周代早期的传统典制、礼仪、音乐、文学予以解释，论证其意义，将其理性化、合理化；墨子则质疑他们的合理性和实用性，持批判态度，并力求简化。墨子反对孔子和儒家的各种理论。如果说孔子是一位温文尔雅的君子，那么墨子就是一位充满战斗精神的布道家。
上回书说到，墨家盖出于游侠，《史记》中这样记载游侠：“言必信，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俨然就是武士道精神，墨学大部分便是这种武士精神的延伸。有很多例子可以说明墨家的军事特征，记得初中学过一篇课文《墨子.公输》，里面就记载了墨子和公输班斗攻守城池的故事，墨子善于守城。西汉刘向的《淮南子》也有“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汤蹈刃，死不旋踵”的记载，足以说明墨家是一个武士组织。前几年黄易有部穿越小说《寻秦记》，里面的主人公项少龙乍到战国时代，遇到的第一个武师便是墨子传人元宗，凭借墨子剑法在战国末期所向披靡，可见墨者武艺之精。
墨者便源于丧失了权力和爵位的军事专家，世袭武士，他们散落全国，为维持生计受人雇佣，被称之为“侠”或“游侠”，处在了社会的下层。在墨者眼中，典制礼乐是奢侈的繁文缛节，毫无用处，因此与儒家思想大相径庭。或者说，儒家是贵族的儒家，墨者是平民的墨者。
三、纷争
儒家讲文，墨家讲武，不斗争才怪，于是他们就打起来了。墨子认为，儒家不信天鬼，导致“天鬼不悦”；儒家坚持厚葬，劳民伤财，耽误生产；儒家学习声乐，荒淫奢侈；儒家讲求“知命”，造成民众怠惰。总而言之，儒家学制很长，一辈子也学不完全；整整一年也学不成礼；攒多少钱都不够声乐耗费的；用邪术来取悦君王；声乐听多了会产生不良影响；儒家的道理根本不适用当今之世；儒家的学问也不能正确引导民众……
针对儒家学说，墨家提出了兼爱、天志和明鬼、节用、节葬、尚同等主张。在儒者看来，这些主张既愚昧又有些小家子气。读到这里有的人可能会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墨家既然相信鬼神，却讲求节葬；儒家不信鬼神，却坚持厚葬。这不是自相矛盾嘛，这是为什么呢？早在孔子之前，一些有学识、有思想的人已经开始放弃对天地鬼神的信仰，即怀疑主义思潮。而墨者出于社会下层，观点总会落后，因此还在信仰鬼神，但因为确实缺衣少食，不如贵族富庶，而且“游侠”赚钱也不容易，有时候还有生命危险，只能靠节用节葬来节省开支。丧葬祭祀在古代很受重视，起初确实是源于对鬼神的信仰，但后来儒家信仰无神论之后，仍然重视去世的祖先，习惯了就不好改了，反正咱是贵族，不差这点祭祀的费用。因此产生了表面上的自相矛盾，其实本质上并没有自相矛盾。
回到正题，墨家主张的“兼爱”与儒家主张的“仁爱”并不冲突，但是细细想来，还是有区别的。儒家的仁爱是有分别心的，有远近亲疏的，例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先孝顺自己的老人、抚养自己的幼子，然后再推己及人，这也是人之常情。但是，墨家的兼爱把这样的区分打破，显得有些荒谬了。“有福同享，有祸同当”，还是一股子“游侠”意味，脱离不了墨者产生的阶级基础，有了功利主义的思想基因。
墨家到了后期，仍然继承墨子功利主义思想的传统，主张人类一切活动都是为了趋利避害，“利，所得而喜也；害，所得而恶也”，对利害提出了一个享乐主义的解释。“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主张“义，利也”，利是义的本质，与儒家截然相反。墨家因为其思想根源上的缺陷，慢慢便没落了，不再流行于世。
值得一提的是，墨家严密的组织形式和对于鬼神的信仰敬畏，仿佛是宗教的雏形，或许后来道家入教，正式借鉴了墨家的组织形式。
第三章 道家兴起
代表人物：许由、杨朱（道家1.0）；老子（道家2.0）；庄子（道家3.0）
参考文献：1. 老子《道德经》
2. 庄周《庄子》
3. 司马迁《史记》
在儒家和墨家打得不可开交之时，道家正冷眼旁观，墨家没落后，道家接替了墨家的任务，继续和儒家作对。
一、许由、杨朱—道家的逃避者
上回书说到，盖道家出于“隐者”，这些“欲洁其身”的个人主义者，认为这个世界无可救药的失败主义者，远离世俗，遁迹山林，偶尔向俗世放几回冷眼，杨朱（前381年之后）便是其中的代表。杨朱活跃在墨子之后，孟子之前，他有两个基本思想：即“人人为自己”和“轻物重生”。与墨子的“兼爱”思想正好相反。
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周太王子吴太伯、仲雍避承嗣而奔荆蛮，都是“逃避者”的代表。“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也”是孟子经常拿来批判杨朱的一句，而《列子.杨朱》中是这样记载的“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这是早期道家的政治哲学。道家哲学的出发点是“保全生命、避免损害生命”。为达到这个目的，杨朱的做法是“逃避”，逃离社会、遁迹山林，但是“逃避”并不能达到目的。后来的庄子从一个更高的观点来看一己与外界、生与死，就可以超越自己以外的世界，这也可以说是另一种形式的“逃避”。
二、老子—道家的理性勇者
老子其人，姓李名聃，与孔子同时而稍年长，孔子曾向老子问礼。
老子其书，亦称《道德经》，盖为后人依托之作，应在惠施和公孙龙之后，因为其中有了对“名”的讨论。或许是部分为老子本人所著，部分为后人假托老子所作。
《老子》书中大部分内容都在讲宇宙万物变化的法则。在老子看来，事物虽然千变万化，但背后不变的是事物演变的法则。人们只要懂得了这些法则，并依照它指导自己的行动，就可以使事物演变有利于自己。这是老子比杨朱积极和理性的方面。但是，老子还是感到生命岌岌可危，无论自然或人类社会的变化中，总有难以预见的因素。深感不安的老子喟叹道：“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就吾无身，吾又何患”。
道家说“道”和“德”是形而上的，“道隐无名”。“无名，天地之始”，道是万物之所有来，是一切起源的起源，因此它见到了一切的起源。“德”是事物的本性，即“能力”或“品德”。“万物莫不遵道而贵德”，“道”是万物的由来，“德”则是万物本性的依据。
“反者道之动”“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虽看似反论，这却是老子归纳的自然法则。任何一种活动的前进极限，都要看客观的情况，要“适度”，这是左右事物变化的法则，老子称之为“常”。“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
关于为人处事，道家最关心的问题是：人生在世，怎样才能全生避祸。一个谨慎的人应当温和、谦虚、知足。“知止所以不殆”，“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
老子的政治主张是“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国君以道为法，自己无为，而让大众各尽其能。
三、庄子——道家浪漫逍遥的美学之宗
庄周（前369-前286年），大概是道家早期最伟大的思想家。
庄周梦蝶的传说，为中国美学奠定了基础。
庄子追求快乐，《庄子.逍遥游》篇中，将快乐分为不同的层次。庄子认为，万物的本性和天赋的能力各有不同，自由发展人本性，可以带来相对的快乐，但要达到“至乐”，必须对事物本性有更高的了解。道家强调，事物的本性便是不停的变动，因而是相对的；人努力的目标是“天人合一”。快乐之所以相对，是因为需要靠别的东西，人在自由充分地发挥天赋才能时，总要遇到许多阻力，使人无法充分活动，包括惧怕死的来临和由此而来的忧虑。“人越多了解事物的因果由来，他就能越多的掌握事件的后果，并减少由此而来的苦楚”，用道家的话来说，就是“以理化情”。
庄子看待知识，采用有限的观点。庄子认为，人们的是非观念是根据他们的局限性观点建立起来的。所有这样的观点都是相对的，《齐物论》说：“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事物总是在不断变化之中，自然有许多方面。于是对同一个事物，可以有不同的观点。万物本来都有他们的道理，万物也本来都有他们得以存在的根据。没有什么东西毫无存在的价值，没有什么东西不可以存在。
第四章 儒家“内讧”
儒家2.0时代 儒家内部纷争 儒家性善性恶之争
斗争概况：
代表人物：孟子2.0.1荀子2.0.2，告子2.0.3
参考文献：1. 孟轲《孟子》
2. 荀卿《荀子》
3. 司马迁《史记》
一、孟子—儒家理想主义代表
孟轲（前371-前289年），是儒家理想主义的代表。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子孔鲤字伯鱼，鲤子孔伋字子思。曾子是孔子弟子，子思师承曾子，孟子学于子思。
孟子主张性善，儿童启蒙读物《三字经》开篇便是孟子“人之初，性本善”的主张。孟子认为恻隐之心是“仁”之端，羞恶之心是“义”之端，辞让之心是“礼”之端，是非之心是“智”之端；有德之四端，才可以为人。孟子的政治主张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是统治者不喜欢的，人家好不容易爬上君主的宝座，你一句“君为轻”就把君主打趴下了，当然会不服；此外，孟子还主张，如果君主做不好，不遵行王道，百姓有权推翻它。这比后来西方民主思想更加直接。因此孟子在周游列国时很不受待见。讲“五德终始说”的邹衍，到了哪个国家都会受到最高规格的礼遇，而孟子则备受冷落，例如《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开篇，梁惠王就问孟子：“老头，你大老远的来，会给我的魏国带来什么利益？”整的孟子很不开心。还好当时孟子在稷下学宫地位尊崇，名气又大，诸侯顾及名声也不会把他怎么样。后来的明太祖朱元璋看到孟子的这些话，鼻子都气歪了，老子千辛万苦造反几十年才当上皇帝，让你一句话就说成最轻的了，要是孟子活到明朝，依朱元璋的脾气，非把孟子活剐了不可。
孟子很不服墨家和道家对儒家的批判，于是进行了反击。在《滕文公章句下》中说道：“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直接对墨道两家进行了人身攻击。有些违背印象中圣人温文尔雅的形象，孟子骂起人来也是牙尖嘴利的。
孟子认为，道德是宇宙的主宰，这种思想到了宋朝朱熹时发扬光大，成了禁锢思想的武器。孟子主张养“浩然之气”，这是孟子的一个专有名词，浩然之气是啥，谁也说不清楚，据说是人和宇宙之间的关系。孟子提出养“浩然之气”的方法，一是“明道”，二是“积义”；“配义与道”。孟子还说，每个人的自然本性都是相同的，世人只要充分发展本性，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这与后来道教主张的“凡有九窍者，皆可成仙”及佛教主张的“一切有情众生皆可成佛”有异曲同工之妙。反正我感觉挺玄乎的。
二、荀子—儒家现实主义代表
荀子（前298-前238年），是儒家现实主义的代表，大概是稷下学宫最后一位大思想家。
荀子的思想与孟子针锋相对，如果说孟子是儒家的左翼，那么荀子就是儒家的右翼。这回没有别家的参与，儒家自己的两个流派掐了起来。荀子主张性恶，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但这个“恶”，并不是无可救药的，荀子认为，人生来就有贪图利益和感官享受的欲望；但是人生来就有智性，使人可以成善。因为人有智性，所以人人可以成为大禹。人的头脑有两方面的作用，“智性”和“感情”。和西方心理学。。。。
孟子认为道德观念是人本来就存在的，而荀子认为道德观念是外部强加的，是以“礼”约束而成的，“变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其思想基础是功利主义，与墨子思想很相近。
荀子的门生中，最著名的是李斯和韩非子。韩非作为法家的集大成者，在后面会专门介绍。李斯绝对继承了荀子的功利主义思想，年少时因为著名的“仓鼠”之论而闻名，“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尔”，振聋发聩，可见年少聪慧，但口无遮拦，违背了“第一义，不可说”的原则。后来在秦国为保官位害死师弟韩非、为保官位投靠赵高害死蒙恬扶苏，这种事不可胜数。李斯人品不大好，但一手字还是写的不错的，传国玉玺“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字就是他写的。
三、告子
告子出现在《孟子.告子》两篇里，主要与孟子讨论性善性恶的问题。告子说：“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告子认为“性犹湍水”，“性无善无不善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这是与孟子、荀子相比，比较折衷的思想，折衷的是对的，但中国人更喜欢两派旗帜鲜明的干仗，不喜欢告子这样和稀泥的角色，因此《孟子》、《荀子》片面的结论都有流传，而并无告子独立作品传世，虽然是正确的。还好告子和同门的孟子有过争辩，孟子和他的弟子又喜欢做笔记，告子的观点才流传于世。
更精确的人性善与恶的学说，请参考民国川大李宗吾的《厚黑学》厚黑丛话卷三，我感觉那是最鞭辟入里的。
第五章 先秦的名家、阴阳家与法家
一、名家
代表人物：邓析（名家1.0）惠施（名家2.0.1）公孙龙（名家2.0.2）
参考文献: 1. 公孙龙《公孙龙子》
2. 庄周《庄子》
先秦称“名家”为“辩者”，主要研究“名”与“实”及其关系问题，名家为中国古代哲学揭示出一个形象之外的世界。
辩者源于诉讼专家，往往说一些似是而非的话，在与人辩论中，往往对别人否定的加以肯定，而对别人肯定的又加以否定，以此注明。“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荀子说名家“好治怪说，玩琦辞”，《吕氏春秋》说名家“言意相离，言心相离”。邓析即是名家初期的代表人物，邓析只讲“名”，而切断“名”与“实”的联系，这边是名家思想主张的实质。
后来的惠施强调现实的相对性，公孙龙则强调名的绝对性。
惠施强调现实事物的不断变化和相对性。“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而《庄子.秋水》“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在现实经验中，大小只是相对而言。
《庄子.天下》篇提出“惠施十事”。
“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 其厚小而其广大。
“天与地卑，山与泽平”； 高低相对。
“日方中方睨，物方死方生”； 现实事物都可变且在变。
“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相似性与不同性。
“南方无穷而有穷”； 有穷与无穷相对。
“今日适越而昔来”； 今与昔 相对。 时间观念中，现在与过去的相对性。
“连环可解也”； 破坏与建设相对又相衔接。
“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 “天下无方，故所在为中；循环为端，所在为始也”。
“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 事物都在不停的转化为别的东西。万物为一。
公孙龙则强调“名”是绝对的、恒久不变的。“理念论”与柏拉图一样的“理念”“共相”观念。
《白马论》的主要论题是白马非马，
论证1，“马”是形状，“白”是颜色，“白马”三个词内涵不同，因此白马非马；
论证2，“马”与“白马”的外延不同（白马一词，既包括颜色又排除颜色），因此白马非马；
论证3，“马”与“白马”共相不同（马有颜色，因此有白马；无色之马，只有本质）
参见《庄子.天下》篇，列21种名家论辩。道家反对名家，然而真正继承名家的却是道家，真正把名家所揭示的形象之外的世界的意义充分发挥出来的也是道家。
二、阴阳家
代表人物：姬昌邹衍
参考文献:1. 《书经.洪范》
2. 吕不韦《吕氏春秋.月令》
3. 黄易《寻秦记》
4. 姬昌《周易》
先秦的阴阳家源自古代的方术，行方术的即是术士。术数包括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六种。术数本是迷信，却是古代科学的萌芽。方术对超自然力量不再迷信后，便开始试图解释自然现象，而向科学转变。这是阴阳家对中国思想的贡献。
在古代中国，人们有两种不同的思想路线理解宇宙的由来和结构。一条以阴阳家为代表，注重五行而不提阴阳；一条以一些儒家“易传”为代表，多谈及阴阳，而不提五行。两条线路渐渐融汇，后统称阴阳家。
《书经.洪范》篇举出“九畴”，其一便是五行之说“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区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五事“貌曰恭，言曰从，视曰名，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义，明作哲，聪作谋，睿作圣”。
阴阳家以《吕氏春秋.月令》 为基础，把一年四季、地理上四个方向与五行联系在一起，并把自然现象和人文现象联结起来。南方夏季火德，北方冬季水德，东方春季木德，西方秋季金德，中央长夏土德。
邹衍在孟子之后不久，提出了“五德终始说”，将上述《洪范》和《月令》中孤立的五行联系起来，形成了五行相生相克，循环运转不息的整体，并把它与历史大事、时代兴衰联系在一起。邹衍的方法是“必先验之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类似于类比推理的方法。
《吕氏春秋》中对“五德终始说”做了详细的描述，“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见祥乎下民”。黄帝土德，夏朝木德，商朝金德，周朝火德，下一朝水德，再下一朝土德；这样，历朝历代按五行顺序周而复始。
邹衍发展出一个新的历史哲学，用五德转移来解释历史，既是有变化的，又是有规律的。因此，邹衍在当时的中国备受各国君主的欢迎，待遇和规格远远高于讲“君为轻”的孟子。每个君主都希望自己是能够代替周朝的“新圣人”，但邹衍只把眼光瞄向项少龙和秦王嬴政（具体见《寻秦记》）。果然，最后秦代周德，水代火德，秦色尚黑，将黄河改名“德水”。
五行学说解释了宇宙的结构，却没有解释世界的来源，这就要靠阴阳学说填补空缺。“易传”里描述了阴阳原则，“阳”代表男性、主动、热、光明、干燥、坚硬等；“阴”代表女性、被动、冷、阴暗、柔软等。宇宙的一切现象都是由阴阳两个原则、两种力量的相互作用而产生。
后来阴阳的理论是和《易经》“八卦”联系在一起的。八卦（乾、兑、离、震、巽、坎、艮、坤）每卦包含三个完整或隔断的直线，形成了八种变化，即23=8；把任意两挂组合，就形成了六十四种变化，即26=64，称六十四卦。《易经》对六十四卦的含义做出了一一解释。
“易传”中，除了阴阳观念，还有“数”的概念，作者们相信，宇宙的奥秘在数字之中。“阳”为单数，“阴”为偶数。有的阴阳家试图用数字把五行与阴阳联系起来（见下表）。与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惊人相似，只不过他们是火、水、土、风四种元素，咱们是五种。本文仅简单介绍，具体内容请参考前面列出的参考文献。
?五行与天地之数
三、法家
代表人物：慎到（法家1.0.1）申不害（法家1.0.2）商鞅（法家1.0.3）韩非（法家2.0）
参考文献:1. 《商君书》
2. 《韩非子》
西周封建社会的运转，所依靠的是两项权利原则：“礼”和“刑”。“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中国封建社会得以靠这两条原则而运转。儒家讲“礼”，“礼”更像是一种君子协定，是贵族与贵族之间的行为规范；“刑”是贵族统治庶民的工具。后来礼乐崩坏，各国君主为集中权力，扩大领土，开始招揽谋士，各派思想家均从不同角度为君主出谋划策。儒家讲“礼”，则法家讲“刑”“法术”。儒家思想将贵族“礼”推向庶民，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革命的；法家思想讲“刑”推向贵族，同样也是革命的。
法家谋士告诉君主怎样集中权力，扩大领土，并鼓吹中人之资亦可管理好国家。而儒家和道家都认为，君主必须得是“圣人”，法家谋士无疑给不自信的君主们提供了信心的来源，君主们缺少了敬畏之心，各国纷争加剧。如此看来，法家学说也是一套组织领导的理论和方法。
法家是诸子百家中最后出现的，初始分为三派，对政治和治国方略各有见解。慎到代表“势”派，思想根源来自于道家，认为权力和威势最重要；申不害代表“术”派，强调政治权术；商鞅代表“法”派，强调法律和规章制度。就其结果来看，只有商鞅在秦国取得了成功，申不害在韩国变法失败，慎到只是个理论家。
韩非子是法家的集大成者，认为“法”“术”“势”三者缺一不可。“明主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天则不非，鬼则不困。势行教严，逆而不违…… 然后一行其法”。三者“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
像儒家道家，都有“法先王”的思想倾向，即认为人类社会的黄金时代在过去，而不在将来，儒家这种倾向更为明显，动不动就“尧舜禹汤，文武成康”。或许古代人民比较淳朴，但那是当时的物质条件造成的，思想淳朴并不等于品德高尚。
法家却不这样想，法家深深懂得，每个时代的变化，都有不得不变的原因，因此只能现实地对待世界。全新的情况产生的新问题，只能用新的方法解决，只有蠢人才看不到事实的变化，而这类蠢人是确实存在的。比起儒家，法家有一种革命的观点，有类似于墨家的战斗精神。
韩非子的治国之道有两条，首先制定法律，然后执行法律。君王统治百姓，要靠法律和威势，不需要有特殊的才能或品德，即“中人之资，可也”。治国不需要人人都自觉行善，而要着眼于是大众不能为恶，人不为恶，则天下太平。我感觉是很有道理的，儒家要求“内圣外王”，难度太高，民众良莠不齐，不能人人从善，只要不作恶便好。
儒家最善于“推己及人”，把别人想象成和自己一样，如果真是如此，什么治国方略都没有必要，因为人人去争当圣人，没有人会作恶。儒家思想过于理想化，法家更具有现实意义。这并不是就说法家比儒家更聪明有智慧，而是因为法家思想最后出现，集百家之所长，去诸子之所短，韩非子不仅是法家的集大成者，而且还是先秦诸子百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法家的治国理论因为后来所以居上，此后为历朝历代所用。
第六章 先秦诸子百家的归宿
人们常说，“历史不会重演”，然而“历史又惊人的相似”，“阳光之下并无新事”。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代，好像正一遍又一遍的重演。从周朝礼崩乐坏，到春秋五霸，从战国七雄，到秦朝一统，楚汉纷争，直到汉朝建立，国家正式一统。在这样的乱世，诸子百家各尽所能，凭着自己的专业技能和思想主张服务于众多的君主，众诸侯国或兴或衰，或成或亡；各个学派也相互争辩，相互融合，或者兴盛，或者没落。
根据刘歆对诸子百家的分类，百家包括出于司徒之官的儒家，出于史官的道家，出于理官的法家，出于礼官的名家，出于清庙之守的墨家，出于行人之官的纵横家，出于议官的杂家，出于农稷之官的农家以及出于稗官的小说家等。
诸子百家纷争演变大概是这样的经过：初始阶段，是儒家（孔子）兴起；后来墨家（墨子）兴起与儒家起纷争，然后墨家没落；道家（老子）继墨家之后，继续与儒家分庭抗礼，并超越和吞并了名家（庄子），借鉴了阴阳家的阴阳五行学说（两汉及之后），形成了儒道并兴的局面；最后法家博采诸子之长，提出先秦时期最为先进的政治主张。以至于形成了汉朝及以后的各个封建王朝治国以儒家为表，以法家为里的格局。在此期间，农家为各家提供物质条件；兵家与纵横家没时间做学问，也不稀得与诸子争辩，自成理论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