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著《幻象与真实：重检先秦人性论》选登之三

（如果能通过重检先秦人性论这一具体的研究，完成一次对霸权性的魏特夫-王权主义话语的认识-方法论反动，同时更深入地认知过去与今天的历史，那对研究者而言，是一件既有意义又让人感到兴奋的事情。因此，我决定在完成战国时期国家理论的初步探索之后，将研究拓展至先秦时期的人性论。）

我最初的打算是做一项以“重检先秦人性论”为名的纯粹的认识-方法论研究，让更多人看到西方以及西方化的知识体系在认识中古国古典思想（特别是人性论）时，是如何制造出种种幻象，画就一个高度扭曲的“中国人”的形象，为特定的政治等目的服务。那时候，福柯的“话语”理论与爱德华·萨伊德“东方主义”，对自己有着极为显著的影响。简单地说，福柯的“话语”理论揭示了所谓“话语”——其可以体现为理论、认识论、方法论等等——其实就是（政治）权力；萨伊德的“东方主义”精准地指出所谓“东方”、“东方人”是西方殖民主义帝国如英法等为了完成殖民进程而制造出来的，由殖民权力直接创造的话语系统与西方教育和文化高度融合，形成了一套异常精密、至今仍旧决定性地影响着西方认识非西方世界并持续不断出产相关学者和政客的伪知识体系。

这里还有必要提及胡德（Daniel F. Vukovich）的著作——《中国与东方主义：西方的知识制造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个人认为，胡德成功地把萨伊德的“东方主义”应用到中国身上，证明了所谓“汉学东方主义”（Sinological-orientalism）语境中的“中国”根本就是一种浸透了偏见和预设的（伪）知识制造，不过是殖民主义话语中的“东方”的一个更加具体的表达。[1] 异常紧密和精致的东方-汉学学术话语仿佛一座深深的坟墓，把真实的“中国/人性”深埋地下，用各种各样的幻象来欺骗和误导大众。当时我认为首先要做的就是找到这些幻象、发现它们制作幻象的过程。

于是我在2006-2007年间，利用新加坡国立大学中央图书馆（Central Library）的英文藏书目录，编制了一份长长的涉及先秦时代——尤其是与思想史有关的——英语研究文献书单。在这份名单中，既有19世纪带有浓厚殖民-种族主义色彩的研究著作与文章，也有进入新千年以来精巧到让殖民-种族主义几乎无迹可寻却又无一例外重复和强化着种种有关中国（历史、思想和文化）的陈词滥调的学术创作。那时我有一个宏大的设想：通过拨茧抽丝、批判性地阅读19世纪（甚至更早时代）以来所有英语研究书文，把在殖民主义政治权力翼护下、充满种族主义优越感的所谓英语学术制造出来的有关中国、中国历史、中国人（性）的所有扭曲且具有误导性的幻象，一一呈现出来；同时在这一过程中，把英语学术有关中国人（性）的（伪）知识制造过程，完整复原；最后，在可能的情况下，把被幻象掩盖的真实展现在读者面前。

很快，我发现这一宏大设想的可操作性并不强。首先，列出书目容易，获得所有相关文献却有不少困难。特别是回国后，有很多稀见的英文文献，很难获得。再者，纯粹的认识-方法论研究，很容易落入我一直试图避免的哲学-宗教式研究窠臼。思想史不是哲学史。思想史本质上是历史研究。历史研究无论怎样的曲折，都将落在人身上；思想史亦然。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史是哲学研究的一种。哲学史中“史”不是历史研究的“史”；它的终极诉求是抽象的符号和概念而非人。基于特定宗教信仰而展开所谓思想史研究更不可取。其出发点——对一个审判性幽灵（the judgmental ghost）如上帝等的崇拜、信仰和敬畏等等——决定了此类研究与科学还有理性背道而驰。但在另一方面，哲学-宗教式的研究对思想史研究确实产生着持续性的不小影响；因为思想史中的不少元素与哲学、宗教至少有形式上的联系。纯粹认识-方法论上的思想史讨论，将不得不去处理哲学与宗教的命题；随者讨论的进行，历史的分析有可能沦为哲学的抽象思辨抑或宗教的灵性呓语。因此，我最终决定把论述的重点放在更具体的当代学术背景以及中国古典人性论的具体内容上，期许这样的努力能够提醒包括自己在内所有人：今天的有关中国古典思想的知识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扭曲和具有误导性的；中国古典人性论是真实且广泛存在于人之中的情感的汇聚，它不应该被产生并服务于殖民-种族主义权力、意识形态性的知识体系所玷污。

当然，现实与我们善良的期许截然相反：无知和误解大行其道；过去的殖民帝国还有今天的战争帝国依旧肆无忌惮地丑化和妖魔化着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世界的历史、文化及其人民。极具破坏性的后现代思潮勃兴之初带来的兴奋——延续了几个世纪之久的针对非西方世界的成见、偏见和有意无意的误解或将被破除——很快就被失望所淹没。失败的原因或许有两点：

第一，支撑着殖民-种族主义知识体系（话语）的并非知识本身，而是体现为殖民帝国和白人至上-种族主义帝国的权力。没有权力（/帝国）的崩毁，也就没有话语的破裂。

第二，受害者——包括中国在内的那些被扭曲、丑化和妖魔化的文化/民族/国家——不被允许表达自己。

以某帝国内的黑人群体为例或许更能说明问题。虽然从这个帝国立国之日起，黑人就遭受了延续至今的制度性的奴役、迫害、杀戮、歧视等等，有关黑人是种族主义牺牲品的表达大多是由种族主义最主要的实施者白人群体来完成的。这就意味着真正来自受害者的声音被精巧地排除在主流话语之外；真相被施害者掩盖，根本性的变革几无可能。

[1] Daniel F. Vukovich, China and Orientalism: Western KnowledgeProduction and the P. R. C., London: Routledge, 2012. 胡德著作的研究对象是新中国（1949-至今）；他在认识-方法论上的突破，对本书这样的（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依旧有启发性。胡著的主要论点如下（据氏著“前言”；详见：China and Orientalism: Western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the P. R. C., “Preface,” xii-xvi）：

（1）有关中国的作品是社会-科学性的、带着冷战变音的写作；虽然不是那么赤裸裸东方主义和种族主义的，但却是一大堆有问题、带成见、缺乏思考的著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表现，是针对着被称为“中国”的实际存在物的“地位之优越性”（positional superiority）的一个再清楚不过的例子。

（2）西方有关中国的理解为斯皮瓦克那值得人纪念的创造——“被认可的无知”（sanctioned ignorance）——提供了一个范例。“被认可的无知”还必须去对付中国——那个在冷战（和较早时期）明确作为“敌人”的中国，那个被种族化了的中国。非殖民化的中国被攻击为怪异的，迫切需要西化……

（3）毛泽东年代几乎是全面控制和对数亿万人民洗脑；1949-1979年是黑暗年代；轻松谈论其真实性/复杂性几乎不为人知的异己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共产主义对阵民主、资本主义对阵国家计划、个人自由对阵专制统治、糟糕传统对阵良好现代性等的先验知识之例。这些是沙文主义和带有强烈偏见的宣称。

（4）这一点会很清楚：较之在中国研究领域以及美国-西方知识性政治文化圈子里的大多数人，我（胡德）对中国革命，特别是对1949年以后的时期，更加地同情。我（胡德）没什么要忏悔的。我（胡德）的立场来自于研究，来自于对这个时代、它的意义以及西方和中国的自由派知识话语对其的妖魔化的思考。

（5）观点的两层含义。一，对1949-1979年历史的妖魔化反映的是东方主义的知识制造（西方——如今是全球——知识性政治文化的胜利），而非毛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的真相。二，在学术界以及其它文本中，对这个时代的凌辱，最让人发指。同意这个结论并不意味着一个人就是“毛主义者”。

（6）一个人可以读到任何数量的关于那个成功且平等的毛时代经济——及与之相关且重要的在性别和社会平等、工人权利、人之寿命、大众识字率和农村福利上的成就——的独立的记录。此类视野尚未能在有关中国的话语中注册；这一话语把整个时代及革命诋毁为完全失败的、悲剧性的、虚假的、极权性的等等。

（7）许多学者很难理解严格的平等主义国家政策、三十年全面、大规模且成功的工业现代化与经济增长对一个贫穷也曾是第三世界的国家意味着什么。它所带来的巨大牺牲和数以百万计中国公民的艰苦劳动并没有否定这一成就。毋宁说，它更让我们有理由去显示它的与众不同，去尊重这一努力。

（8）我不是要为毛泽东时代以及作为整体的革命——历史记录及对其的解释——提供一份全面的辩护。这是一项迫切的任务。本书要做的是为那个时代的复杂性辩护，为在政治还有更一般意义上的知识表达方式与原则之中的中国辩护。双管齐下，我来反击我所称的东方主义知识。

八字命理六爻奇门遁甲六壬太乙神数术数中医：翻译手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