稷下问学廖群：《先秦说体文本研究》

作者简介

廖群，女，1959年7月出生于山东省济南市，祖籍湖南。1977年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1982年1月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留校任教。1987年7月于该校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继续留校任教。其后又于2004年获得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诗经学会副会长、中国屈原学会常务理事。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工作，主攻先秦两汉文学与文化方向。

已出版的著作有专著《先秦两汉文学考古研究》（《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先秦说体文本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诗经与中国文化》《神话寻踪》《中国审美文化史·先秦卷》《诗骚考古研究》《先秦两汉文学的多维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发生研究》《韩非子趣读》《先秦文学史》等，主编《两汉乐府学术档案》《孔子文化大典·生平卷》等。并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学遗产》《文史哲》等刊物发表论文100馀篇，其中多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摘要和全文复印。学术成果获得教育部中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一项，三等奖一项，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一项，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重大成果奖两项，二等奖三项、三等奖一项等。参与主讲的“中国审美文化史”课程获选为国家精品课程及教育部精品视频公开课。近年独立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两项、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一项、全国高校古委会项目一项、山东省社科规划重点研究项目一项等。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结题成果两次入选全国社科规划办《成果文库》。

“说体”是对先秦源自讲说、记录成文、具有一定情节性、描述性的叙述体故事文本的统称，“说”乃《说林》《储说》《说苑》直至后世《唐人说荟》之所说故事之“说”，而非“游说”“论说”之“说”，属于中国早期叙事文学研究的新范畴。

以往囿于“历史散文”、“诸子散文”、“史传文学”、“经传著作”等文类划分及“先秦”、“两汉”的断代阻隔，未及观照和梳理蕴含其中的“说体”文本。全面考察，会发现诸如“杜伯化鬼”（《墨子》）、“玄鼋褒姒”（《国语》）、“穆嬴啼朝”（《左传》）、“弘演报肝”（《吕氏春秋》）、“薛公博弈”（《韩非子》）、“东海勇士”（《韩诗外传》）、“季札挂剑”（《史记》）等情节曲折有致、描写惟妙惟肖的叙事每每而在，此乃各旨归不同的文类著述均大量援用固有“说体”文本所致。集中研究“说体”文本即是要揭示先秦“说体”文本的存在及其产生，从各类著作中挖掘出被援用的“说体”文本，把握“说体”的文本特征、传播途径及其与文学诸体的交织互动关系。

揭示“说体”存在，《韩非子·说林》《储说》与《吕氏春秋》中故事的互见可为证明。两者成篇成书大约同时，其中不见他述、仅彼此互见又同中有异的故事，可知是援用而非杜撰，且所援是易变的“说体”而非固定的“书体”；而《说林》《储说》又以“说”题篇，这是先秦存在“说体”的铁证。《墨子·明鬼下》转述“神羊断案”故事而称“以若书之说观之”，也是故事称“说”之例。齐宣王问“文王之囿”和“汤放桀”，孟子都回答“于传有之”；墨子给人讲“昆弟五人葬父”故事，讲之前问“子亦闻夫鲁语乎”，则是以“传”“语”指称传闻故事。故事文本被称作“说”、“传”、“语”，自是皆因出自讲说。正是口头讲说决定了它的情节性和描述性。鉴于此文体已被后世集中于“说”，如清代《古今说部丛书》；且汉魏六朝故事赋、唐代变文、宋元话本、拟话本、元明清章回体小说等始终与“说话”血脉相关，故可以以“说体”统称先秦被称作“说”“传”“语”的叙事文体，从而以更明确的视角，发现先秦各种文类中源自讲说的叙事文本；以更直观的形式，彰显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始于先秦“说体”的发展轨迹和与说话不离不弃的文学叙事传统。

《先秦说体文本研究》即是以“说体”为视点，横向比对《国语》与《左传》、《韩非子》与《吕氏春秋》，纵向比对后著和前著，再以西汉《新书》《淮南子》《韩诗外传》《史记》《新序》《说苑》中所援先秦故事互为参照，洋洋可观的“说体”文本得以复现。出土文献则是新的参照和补充。对于著作中的“独见”故事，则据最初是否能被书之简帛以为判断，其中那些“隐私密事不可书记者”、“细节描述不可亲见者”、“对话说辞未及亲闻者”即应是源自追述、转告和讲诵的“说”。鉴于拟托创作已经可以模拟虚构出不可书记的情节、对话和细节，对于此时此后著作中的独见故事，则经考证予以辨析是“说”还是“拟说”。

综合考察总结，先秦“说体”文本具有描述性（包括事件讲述的完整性，对话描摹的生动性，举止描述的逼真性）、虚饰性（包括虚拟、夸张、传奇和志怪）、变异性（包括同事异人，同事异说，三命通会巫咸撮要事异，同事演绎）等共同特征；其初始存在和传播有告知传播（包括“史来告”、“士传语”、“矇不失诵”和诸子之授）、引述传播（包括臣谏君及日常对话中的引事为证）和讲诵传播。

先秦“说体”故事存在、互动于同时及其后的各种文体文类中，其中尤以战国拟托文、诸子寓言、汉代辞赋中的故事赋、古代小说以及汉乐府“琴曲歌辞”中的代拟琴歌与之关系最为缠夹和密切。

先秦“说体”文本研究在挖掘呈现出大量源自讲说、精彩纷呈的叙事文本的同时，也为与之相关的诸体把握和文学史观照提供了新的思路，带来了诸如中国古代叙事与“说”的不解之缘、《左传》与《国语》的关系、出土文献价值新利用、《韩非子》“教案”体、《吕氏春秋》文本来源等诸多学术问题的新探讨。

叙事与抒情，是文学写作的两大范畴。“说体”是笔者对先秦源自讲说、记录成文、具有一定情节性的叙述体故事文本的统称，乃《说林》《储说》《说苑》直至后世《唐人说荟》《古今说部丛书》之“说”，而非“论说”“辨说”“游说”之“说”，属于中国古代早期叙事文学研究的一个全新视角。

说到早期文学，中国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以《诗经》和楚辞心志的表达和情感的宣泄昭示了抒情文学的辉煌，其时正与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及希腊悲剧年代相值，后者则以其情节性、描述性和戏剧冲突凸显出叙事文学的发达。由此，中国古代早期文学长于抒情而拙于（或不待见）叙事似乎已成习见；基于这种现象而产生的诗歌理论，一个提出“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的“言志说”¹，一个提出诗是“用语言来模仿”的“模仿说”²，也加重了这种既定的认知。人们思考的是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体现的文化特质及对其后文学发展走向的影响。比如闻一多在《文学的历史动向》一文中比较“四个古老民族——中国，印度，以色列，希腊”开端迸出的歌声即指出，“印度、希腊，是在歌中讲着故事，他们那歌是比较近乎小说戏剧性质的，而且篇幅都很长，而中国、以色列则都唱着以人生与宗教为主题的较短的抒情诗”，“《三百篇》的时代，确乎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的文化大体上是从这一刚开端的时期就定型了。文化定型了，文学也定型了，从此以后二千年间，诗——抒情诗，始终是我国文学的正统的类型”，“从西周到宋，我们这大半部文学史，实质上只是一部诗史”。“对于讲故事，听故事，我们似乎一向就不大热心。不是教诲的寓言，就是纪实的历史”³。陈世骧在《中国的抒情传统》一文中也指出，“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传统（我以史诗和戏剧表示它）并列，中国的抒情传统马上显露出来”，“在中国传统中抒情诗就像史诗戏剧在西方传统中那样自来就站在最高的地位上……所有的文学传统‘统统是’抒情诗的传统”⁴。还有学者更直称“叙事文学在中国古代文学中”“长期受到歧视而不能登大雅之堂”“长期发展迟滞”，“春秋战国以来的两千年,在古人的文学观念中,主要倾向是重抒情而轻叙事,崇尚减省而反对繁缛。……与此相反,西方古代文学则重视文学艺术的再现能力,很早就有了淋漓尽致的细腻描写”⁵。 

中国的先秦时期果真没有富于情节和细节描摹的叙事文本吗？其实不然。《左传》即以叙事见长，虽用词精简，但不乏惟妙惟肖的描写，比如“上下其手”，见于《襄公二十六年》，说的是楚师侵伐郑国，郑戍守大夫皇颉出城与楚师搏杀，被楚县尹穿封戌擒拿。楚公子围却与穿封戌争功，非说是由他所得。楚王让伯州犁“正之”，作个评判。伯州犁说还是问问郑囚本人，到底是谁俘获了他。于是，出现了这样一幕：

乃立囚。伯州犁曰：“所争，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为王子围，寡君之贵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为穿封戌，方城外之县尹也。谁获子？”囚曰：“颉遇王子，弱焉。”戌怒，抽戈逐王子围，弗及。⁶

面对郑囚，伯州犁故意提醒，两位所争的这个人可是个君子，什么不懂，什么不知？接下来，先是把手高高举起（“上其手”），指着公子围说这位可是王子围，是我们楚王尊贵的弟弟；然后把手低低放下（“下其手”），指着穿封戌说，这位是我们方城之外一个县的县尹。上下比划完之后，他问郑囚皇颉，你说这两位究竟是谁擒获了你？皇颉既看得分明，又深会其意，于是认真说道，当时我遇到的是王子，敌不过他，所以被他俘获。这下气炸了真正俘获郑囚的穿封戌，抽戈追杀公子围，这公子围跑得飞快。“上其手”“下其手”，伯州犁暗示性的两个动作将其狡黠和势利暴露无遗，穿封戌的“抽戈”也足见其火爆和冲动。动作、对话、事件经过，所述不可谓不细致入微。

较之《左传》，《国语》虽以记言见称，但其中诸《语》行文体式并不划一，有些部分就特别长于叙述描摹，比如《郑语》史伯引用《训语》所讲褒姒来历的故事就十分离奇、曲折，颇具史诗之笔：

（郑桓）公曰：“周其弊乎？”（史伯）对曰：“殆于必弊者也。……且宣王之时有童谣曰：‘檿弧箕服，实亡周国。’于是宣王闻之，有夫妇鬻是器者，王使执而戮之。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惧而弃之。此人也，收以奔褒。天之命此久矣，其又何可为乎？《训语》有之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为二龙，以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杀之与去之与止之，莫吉。卜请其漦而藏之，吉。乃布币焉而策告之，龙亡而漦在，椟而藏之，传郊之。’及殷、周，莫之发也。及厉王之末，发而观之，漦流于庭，不可除也。王使妇人不帏而噪之，化为玄鼋，以入于王府。府之童妾未既龀而遭之，既笄而孕，当宣王时而生。不夫而育，故惧而弃之。为弧服者方戮在路，夫妇哀其夜号也，而取之以逸，逃于褒。褒人褒姁有狱，而以为入于王，王遂置之，而嬖是女也，使至于为后而生伯服。……”⁷

史伯的这段叙事采用倒叙手法，先是提到宣王为避免周国败亡的命运，将出售“檿弧箕服”的一对夫妇“执而戮之”，因为有童谣提到这种东西就是妖孽之源；正是因为“方戮在路”，这对夫妇碰到了被王府小妾抛弃的女婴，带着她逃至褒国。叙事至此史伯接着引用《训语》讲述这女婴的来历，原来她是褒人之神所化二龙的口水所生。当年二龙口水被夏人藏于木匣，历殷周未发，及厉王时打开后口水化为玄鼋，女童遭之，成人后生女，所生即是被带到褒国的这个女婴，亦即后来被献给幽王而得宠的褒姒。西周之亡正与褒姒不无关系。这几乎就像是俄狄浦斯逃不掉杀父娶母魔咒的再版，有意逃避却偏偏因逃避而撞上，越发显示了天命不可违。其叙事的曲折、情节的丰富及传奇色彩应该说并不逊色于西方的史诗。

不过，《左传》《国语》一般来说似乎更被划归历史著作，或许正因为此而没有被纳入文学叙事考虑的范围，有学者因此而强调中国文学较早成熟的确实是抒情诗，但不要忽略神话历史化对中国叙事文学的影响，要注意文学叙事能力向历史领域的转移：“追溯一下中国文学的发展历史,我们不难发现那些多半与神话有关而在欧洲起源甚早的、属于叙事类的文学样式,在中国确实是较晚才兴起的;中国文学史上较早成熟而且长期占主导地位的主要是各种类型的抒情诗。”“中国古人的文学叙事能力也绝不比西方人为弱,只不过由于强大的神话历史化进程,大量远古神话被吞食了,或者说得准确些,是被变作了另一种形态,进入了文学以外的另一个领域。”“我们应当从头认真清理我国叙事文学发展的轨迹,充分看到深深蕴藏在我国古代历史著作中的极端丰富多采的文学因素和渊源久长的文学创作传统。”⁸

说起来，就先秦乃至其后相当一段时期而言，尚没有学科分界，本不应有文学、历史等等的划分，将所谓“历史著作”纳入文学叙事考察乃是天经地义不容置疑的。但这仍然远远不够。上引《国语》史伯讲述妖女褒姒来历故事乃是援引了一部被称作《训语》的佚著。说到援引，《墨子·公孟》载有墨子劝人从学引用“鲁语”所讲“昆弟五人葬父”的故事：

子墨子曰：“……子亦闻夫鲁语乎？鲁有昆弟五人者，亓父死，亓长子嗜酒而不葬，亓四弟曰：‘子与我葬，当为子沽酒。’劝于善言而葬。已葬，而责酒于其四弟。四弟曰：‘吾未予子酒矣。子葬子父，我葬吾父，岂独吾父哉？子不葬，则人将笑子，故劝子葬也。’……”⁹

此故事或更可称为“四兄弟哄长兄一起葬父”。墨子生当春秋战国之交，此时《国语》尚未编成，所以所引“鲁语”不会是《国语·鲁语》，故事也不在《国语·鲁语》中，此“鲁语”当泛指被称作“语”的鲁国故事。墨子只是为讲道理援用故事作为譬喻，自会简而言之，但故事已经颇为曲折生动，饶有兴味，所据旨在讲故事的“鲁语”想必更加富于描摹。

《韩非子》中更有专门汇集被称作“说”的故事的《说林》《储说》，其中多有精彩叙事描述者。比如“薛公召栾子与之博”，见于《外储说右上》，说的是齐相薛公去齐之魏，相魏昭侯，“左右有栾子者曰阳胡、潘，其于王甚重，而不为薛公，薛公患之”：

于是乃召与之博，予之人百金，令之昆弟博，俄又益之人二百金。方博有间，谒者言客张季之子在门，公怫然怒，抚兵而授谒者曰：“杀之，吾闻季之不为文也。”立有间，时季羽在侧，曰：“不然。窃闻季为公甚，顾其人阴未闻耳。”乃辍不杀客，而大礼之曰：“曩者闻季之不为文也，故欲杀之。今诚为文也，岂忘季哉！”告廪献千石之粟，告府献五百金，告驺私厩献良马固车二乘，因令奄将宫人之美妾二十人并遗季也。¹⁰

薛公将那一对不依附自己的栾生子召来下棋，其间故意上演“张季之子在门”、先称“杀之”、后“辍而不杀”反而“大礼之”的一幕，这是典型的做戏给人看，而一句“抚兵而授谒者”，更是一副煞有介事的样子。这对栾生子看得明白，为薛公必利，不为薛公必害，“吾曹何爱不为公”？如此栩栩如生的戏剧化叙事，与希腊悲喜剧相比，当为异曲同工。

还有虽已入汉却几乎全引先秦故事的《韩诗外传》，其中也不乏生动描摹，比如援引“传曰”所述“堂衣若扣孔子之门”一段：

传曰：堂衣若扣孔子之门曰：“丘在乎？丘在乎？”子贡应之曰：“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亲内及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子何言吾师之名为？”堂衣若曰：“子何年少言之绞！”子贡曰：“大车不绞则不成其任，琴瑟不绞则不成其音。子之言绞，是以绞之也。”堂衣若曰：“吾始以鸿之力，今徒翼耳！”子贡曰：“非鸿之力，安能举其翼？”诗曰：“如切如瑳，如错如磨。”（卷九）¹¹

这是一场十分有趣的口水战。不知这堂衣若与孔子是什么关系，竟如此直呼“丘在乎”，身为弟子又善言辞的子贡当然出口成章予以指责，堂衣若反唇讥对方说话怎么这么别扭（言之绞），子贡抓住“绞”字扯到大车，扯到琴瑟，然后说你说话别扭我才别扭；堂衣若又嘲讽说我还以为有鸿鹄之力，原来徒有翅膀，也就只有犟嘴的本事，子贡说我若没有鸿鹄之力，怎能举得动翅膀，会说话也得要素质。仅是扣门、开门，就有如此好戏，其叙事不可谓不绝妙。

然而，上引这些已具叙事之工、描摹之胜的篇章却都不在文学史考察和叙述的范围内。因为《左传》《国语》等已被划归历史散文，《墨子》《韩非子》等已被划归诸子散文，《韩诗外传》等更被划归汉代经学；于历史散文，学界更多聚焦于历史事实的考察、历史人物的评价、战争描写、记言功能等；于诸子散文，学界更多关注于诸子哲学、思想、论辩、寓言艺术等；于经传著作，学界更是讨论其所属家派、经传体例、解国医经方式等。于是，史书、子书、经传书，成了文学叙事考察一个“被遗忘的角落”。

更有甚者。悉心推敲上引段落可以发现，这些史书、子书、经传书本身均非以讲述故事为主旨，而它们之所以会拥有富于描摹的叙事其实多是援用、储备了被称作“说”“传”“语”等等的故事文本。

检索先秦乃至西汉各种史书、子书、经传杂说书，会发现提及、援用、汇集被称作“说”“传”“语”的先秦叙事文本并非个别现象。称“说”者除《韩非子》直将故事集锦题为《说林》《储说》外，它如《墨子·明鬼下》转述“著在齐之《春秋》”的“神羊断案”故事后，称“以若书之说观之，鬼神之有，岂可疑哉”¹²；《吕氏春秋·禁塞》在提到“以说”者“上称三皇五帝之业”“下称五伯名士之谋”后，称他们“行说语众以明其道”¹³；还有刘向所编的《说苑》《世说》，也都是以“说”指称传闻故事、历史故事。称“传”者除上引《韩诗外传》直称“传曰”描述子贡与堂衣若的口水战外，它如《孟子》中齐宣王问“文王之囿”和“汤放桀”，孟子都回答“于传有之”（《梁惠王下》）¹⁴，即是以“传”指称传闻记述（非儒典经传之传，所问之事并非儒家所乐道）；《淮南子·缪称训》称“故传曰：‘鲁酒薄而邯郸围，羊羹不斟而宋国危。’”¹⁵“传曰”后面提到的也是两个颇为曲折的先秦故事。称“语”者除上引《国语·郑语》史伯引“训语”、《墨子》中墨子引“鲁语”讲述传奇故事、民间故事外，它如《孟子·万章上》中咸丘蒙引“语云”提到瞽瞍朝舜之事，孟子称此乃“齐东野人之语”¹⁶；贾谊《新书》中有《连语》一篇，一如《韩非子》中的《说林》《储说》为故事集锦、故事储备，《连语》则是连缀故事，整篇也是由几个历史故事组成，更是直接呈现了“语”的故事性质。

记录历史故事、传闻故事的叙事文本何以会被称作“说”，或者被称作“传”和“语”？将这三个称谓合而审之，会发现它们的共同之点只有一条，即都与“说话”有关。先秦时“说”虽多义，但“说话”为本义，所谓“道听而涂说”（《论语·阳货》）¹⁷。如此则不难推断，被称作“说”的文本最初应该是“说”出来的。“语”正好也是“说话”，《论语·乡党》记述孔子“食不语，寝不言”¹⁸，“语”即与“言”相对为文；至于另一个表述“传”，《墨子·经说上》云：“或告之，传也。”¹⁹“说”“传”“语”，三个可以互代的称谓都与说话、告知等口头表述有关。由此可知，先秦应该存在记录源自讲说的叙述故事文本。恰恰是口头讲说而非书之简帛，决定了它更趋向于文学叙事的情节性和描述性。鉴于这种叙述文本与后世文学性小说的渊源关系，且已被后世集中在“说”字上，如南宋曾慥辑有笔记小说总集《类说》，元末明初陶宗仪编有大型丛书《说郛》，明代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将文学类著作分为“赋部”、“诗部”、“文部”、“说部”，“说”被单列一部；清代更有笔记小说集《说铃》、收录唐传奇的《唐人说荟》及大型丛书《古今说部丛书》，所收都包括了以“说”“传”“语”等题篇题书的杂传杂录，所以，不妨用“说体”总括先秦被称作“说”“传”“语”等等的源自讲说、记录成文的叙事文本。

至此，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说”本是多音多义字，仅以“说话”义而言，时至战国也已经有述说、论说、解说、辨说、劝说等种种具体分野。古代以“说”称述文体，除上述以“说”总称杂传杂说及笔记小说等叙事文本一脉之外，还有以“说”指称说辩之辞和以“说”指称说解之文者。前者如陆机《文赋》论及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十体，称“说炜晔而谲诳”²⁰ ；刘勰《文心雕龙》专列《论说》一篇，分别论及“论”和“说”，视“说”为“论”之分支，称“说之善者，伊尹以论味隆殷，太公以辨钓兴周，及烛武行而纾郑，端木出而存鲁：亦其美也。暨战国争雄，辨士云涌；从横参谋，长短角势；转丸骋其巧辞，飞钳伏其精术。一人之辨，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披肝胆以献主，飞文敏以济辞，此说之本也”²¹；后者如吴讷《文章辨体序说》称“说者，释也，述也，解释义理而以己意述之也。说之名，起自吾夫子之《说卦》，厥后汉许慎著《说文》，盖亦祖述其名而为之辞也”²²。

按，上述以“说”称述说解文本，无论被称文本还是称说之论都出于先秦之后，且属学术著述，已经溢出文学文本范畴，可置之不论；以“说”称述说辩之辞，所称确乎行于春秋战国，但也仅仅兴盛于战国，且说辩之辞之文，单为说辩之辞者多被划归奏议，与交待前因后果的叙事相伴相生者多被划归史传，因此此称述仅仅止于陆、刘两家，前此曹丕的《典论·论文》，同时萧统的《文选》、任昉的《文章缘起》，都未独列此目，后此吴讷《文章辨体序说》、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则已将“说”转向说解之文。以“说”指称说辩之辞一脉并未得以传承延续。

以“说”指称所说之事的叙述体故事文本则不然。先秦时期，除前述已经多有“说林”“储说”“若书之说”“行说语众”等实例外，还出现了与儒墨道法等并称的“小说家”一家，此家所治之“小说”即主要指称传闻故事，“说”即来自“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口头讲诵和传说，与“说体”之“说”比较仅多一“小”字为限定，属于“说体”中之“小道”者。汉代刘向所编《说苑》《世说》，其“说”与《说林》《储说》之“说”一脉相承，并无二致；班固据刘向《别录》所撰之《汉书·艺文志》辟出“诸子略·小说家”一目，所列诸作，不乏《伊尹说》《鬻子说》《黄帝说》《虞初周说》等以“说”题书者。六朝时既有刘义庆《世说新语》，将“说体”所概“说”“传”“语”中的“说”和“语”并为书名，以题志人小说之集，直接接续刘向《世说》；更有直以“说”题杂说类志人小说的殷芸《小说》。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中的《贬误》提及有讲述扁鹊故事的“市人小说”²³，南宋耐得翁的《都城纪胜》“瓦舍众伎”条提到当时“说话”有“小说”、“说公案”、“说铁骑儿”、“说经（佛经）”、“说参请（参禅悟道）”、“讲史书”²⁴等名目，更是都以“说”“讲”为称。惟其如此，才会有上面所说以“说”总括杂传杂记杂说等叙事文本的典籍的出现，《类说》《说郛》《说铃》《唐人说荟》《古今说部丛书》等等不一而足，兹不赘述。

而中国古代的文学叙事与“说话”、“讲诵”正有着源远流长、不离不弃的深度关系。汉代辞赋一度曾被认定只有以铺排描摹为体征的汉大赋和以抒怀言志为主旨的抒情小赋，然西汉末尹湾汉墓《神乌傅（赋）》简文的出土，显示了汉代故事赋的存在，并由此引发了联系说唱俑考察汉代赋诵故事现象及其与小说创作关系的研究。²⁵北大简俗赋《妄稽》的发现更增添了一个重要佐证。²⁶《全晋文》卷一四三所录晋人刘谧之《庞郎赋》（残篇）开篇说“坐上诸君子，各各明君耳。听我作文章，说此河南事”²⁷，分明是赋诵故事的语气和表达；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韩朋故事残简、《搜神记》中的《韩凭妻》及敦煌莫高窟所出《韩朋赋》的讲诵、节录关系²⁸，也显示了魏晋六朝讲诵故事传统的承续以及志人志怪小说集部分故事的材料来源。唐代元稹有诗句言“翰墨题名尽，光阴听话移”，自注云“尝于新昌宅，听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已，犹未毕词也”（《元氏长庆集》卷十），“一枝花”即唐代名妓李娃（宋曾糙《类说》卷二十八收有唐代陈翰《异闻集》，其中《汧国夫人传》即《李娃传》，李娃后封汧国夫人。末有注云：李娃，“旧名一枝花。”）²⁹，则《一枝花话》即关于李娃的说唱故事。而唐传奇中恰恰有白行简的《李娃传》，不难推想唐人小说与“说话”的濡染关系。由李商隐《娇儿诗》“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可见三国故事以“说话”方式在市井间流行的盛况，连儿童都已是耳熟能详，其间乃至此后的三国题材小说与此自有不解之缘。宋元之后，说话与小说的关系更是难解难分，说话底本与话本小说几无分别，今见明代洪楩编印收录宋元明话本的《清平山堂话本》，原名就称《六十家小说》。宋代“说话”之“讲史”门中本就有“说三分”（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元代刻印的《全相平话五种》中已有《三国志平话》，由此不难判断元末明初的长篇历史演义小说《三国志演义》的成书历程。南宋罗烨《醉翁谈录》著录的“小说”话本名目中，公案类有《石头孙立》，朴刀类有《青面兽》，杆棒类有《武行者》《花和尚》，南宋末出现的讲史话本《大宋宣和遗事》虽非专讲水浒故事，但已汇聚多个水浒好汉事迹，诸如“杨志等押花石纲阻雪违限”、“杨志途贫卖刀杀人刺配卫州”“孙立等夺杨志往太行山落草”“石碣村晁盖伙劫生辰纲”“宋江通信晁盖等脱逃”“宋江杀阎婆惜题诗于壁”等等，形成长篇规模，明初长篇英雄传奇小说《水浒传》成书及结构与宋元“说话”的关系可见一斑。明代以降文人白话小说创作也深受“说话”艺术影响，以冯梦龙编撰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和凌濛初创作的《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三言”“二拍”）为代表，短篇小说创作所走的也是一条从“话本”到“拟话本”的“说话”之路。中国第一部文人创作的写实小说《金瓶梅》其初刊本题为《金瓶梅词话》，也显示了其创作与民间说唱艺术的丝缕关系。

如此看来，用“小说”这一与“说话”之“说”直相关联的概念统称中国古代富于情节、描摹、多有虚饰乃至虚构的文学叙事文本，确乎是名符其实、实至名归。

既然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典型形态已然归于与“说话”难解其缘的“小说”名下，那么惟有将先秦源于讲说、记录成文、被称作“说”“传”“语”的叙述体故事文本总称为“说体”予以揭橥，才更能以直观的形式揭示出中国古代叙事传统的来龙去脉，才不至于使后世繁荣发达的“说话”及话本、拟话本，以及与之相关的章回体历史演义、英雄传奇、世情小说等等，仅仅追溯到唐代佛寺“俗讲”、变文，或者最多追溯到汉魏六朝时期（有学者撰文称“说故事这个传统，可以溯源到汉魏六朝时”³⁰），这样终究还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实，中国古代的文学叙事始于先秦之被称为“说”“传”“语”的说故事之“说”，正是此“说”开启了中国古代叙事与“说话”形影不离的创作之路。

因此，将先秦源于讲说、记录成文的叙事文本统称为“说体”势在必行，且需要大书特书，予以彰显。

本书的“说体”即是针对先秦两汉著述中记录、汇集、援用源自讲说的先秦叙述体故事文本而发现和揭橥的一个特定概念，也是考察先秦文学的全新视角。

其新首先是极大拓展了审视对象。如前所述，以往中国文学史的撰述和研究，先秦部分囿于固有的“历史散文”、“诸子散文”“汉代著作”等文体、时段划分，形成了各自的研究视点，也就没有给源于讲说的故事文本留下考察机缘和描述空间，使大量极其富于情节性、描摹性的文学叙事文本淡出读者和研究者视线，甚至造成了中国古代早期文学长于抒情拙于叙事的误解。其实，种种迹象表明，先秦存在大量源于讲说、记录成文、被称为“说”、“传”、“语”等的“说体”故事文本，其讲说“母本”虽已随时间流逝而湮没无存，但记录、汇集、援用、模拟这些故事以叙史、以论说、以讲解、以撰述乃是先秦两汉史书、子书、经说书、杂说书的普遍现象，且正因为这种援用和拟作，才形成了诸子寓言、历史散文、史传文学等特有的文学样式和叙事作品。用“说体”这个视角重新审视，就可以打破固有局限，从各种著述中采撷、发掘出产生于先秦的精彩故事，发现新撰故事与“说体”故事的源流承续关系，发现“说体”与史传文学、战国拟托文、诸子寓言、早期小说、汉代辞赋中的故事赋、汉乐府琴曲歌辞等等文体、文类的同体、互渗、源流等等关系，不但先秦两汉文学史必重点提及的富含叙事的史传、诸子著作如《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及《庄子》等会因此而可以被重新梳理和考察，那些文学史上较难归类或涉猎不多的著作，如《墨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新书》《韩诗外传》《淮南子》《新序》《说苑》《列女传》等等，更可以被纳入具体考察和阐述的视野；还有出土文献资料，如《汲冢琐语》、“上博简”“清华简”“北大简”等等，也可以被用来考察“说体”文本的早期状态并用来补充新的故事。

其次具体到研究内容，也都是一些新的课题。

“说体”文本研究，这首先是一个理论课题。既然“说体”是针对先秦两汉著述中记录、汇集、援用先秦故事文本新提出的概念和视角，那么首先就有个概念立论的问题。“说”是一个多音多义字，先秦时期是否的确有以“说”称谓叙事文本的现象和用例？“传”、“语”在先秦也有不同的用法，称“传”、称“语”是否也有被用来指称叙事文本的情况？叙事文本为什么会被称作“说”“传”“语”？将“说”“传”“语”统称为“说体”文本的依据是什么？“说体”作为对源于讲说、以讲述故事为主旨的叙事文本的特别界定，与相近概念“传说”、“故事”、“小说”、与相对概念“书体”的联系与区别又在哪里？这些都需要结合材料来论证，通过辨析来说明。

“说体”文本研究，这更是一个文献挖掘与梳理的课题。新概念、新视角是由对现象的考察而提出，提出的旨归是为了更切实、更准确地揭示现象的存在和状态。既然针对先秦两汉著述中记录、汇集、援用先秦故事的现象提出了“说体”这个概念并作出了特别界定，那么就要以这些界定、尺度为依据，将先秦“说体”文本从这些著述中挖掘出来，通过对它们的整理、梳理、比对和辨析，以揭示和呈现这些文本的面貌、体量和存在状态。现成的、直接的“说体”文本少之又少，“说体”文本的“母本”原本就因为是口头形式而不可能复现，最初记录下来的文本因时、因地、因旨各异而不可能集中呈现，且多已湮没亡佚，今见文本已多是存在于先秦两汉出于各自宗旨以著述的援用中。正是这种被不同著述的援用、援用中的异同，使我们注意并发现了“说体”这种文本的存在；而要挖掘“说体”文本，就需要到这些著述中去采撷、去攫取，还要具体比对不同著述援用“说体”文本的异同多寡。这样，需要考察、爬梳、比对的著述就有很多，难以穷尽，笔者拟将重点考察的对象暂时限定在先秦、西汉较为集中援用先秦故事的史书、子书、杂说书的范围内，具体来说就是先秦时期的《左传》《国语》《韩非子》《吕氏春秋》和西汉时期的《新书》《韩诗外传》《淮南子》《史记》《新序》《说苑》，还有出土文献中已被整理的先秦著作《汲冢琐语》、《汲冢周书》、《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以及《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中被判断为战国著作的《周驯》。此外一些史书、子书、杂说书中的相关文献和“说体”文本，如《墨子》《新语》等书中的部分材料，会在论述中根据需要援引、论及。先秦时期还有一些文学史上会重点介绍和描述的叙事文本，如历史散文中的《尚书》《春秋》《晏子春秋》《战国策》，诸子散文中《论语》《孟子》《庄子》中的语录体记述部分，笔者是将它们的主体确定为原作即为史官记载、士人拟托、弟子所记、诸子所撰而统归于与“说体”相对的“书体”范畴。其中《晏子春秋》《战国策》《庄子》，再加上汉代杂史杂传中的《列女传》《吴越春秋》，将在梳理“说体”与先秦两汉诸体文学中作为重点对象予以考察。

“说体”文本研究，这还是一个可以涉及许多学术问题的综合性研究课题。就“说体”文本本身研究而言，在挖掘、整理出先秦说体故事文本的基础上，归纳、揭示先秦“说体”的文本特征，考察“说体”文本在先秦的存在方式和传播途径，把握先秦“说体”与史传文学、寓言、辞赋、小说诸体的关系等等，本都是题中之义；由此切入，会为文学史研究带来诸多深化和突破，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即是呈现先秦以“说体”文本为代表的叙事文学景观，回答中国古代早期文学是否拙于叙事的疑问，打通、连接、揭示出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中的“说话”因素和传统。此外，对“说体”文本的挖掘、考察，势必打破固有壁垒，将先秦、西汉的各种相关著作，常提的，少提的，未提的，放到一个平台上进行横向、纵向的比较和把握；这些著作的援用情况、援用多寡、互见情况会被显示，这些“说体”文本的出现先后，异同多寡，演绎变迁，全部都能呈现出来。如此一来，有些疑难，会迎刃而解；有些现象，会自然呈现。比如《国语》和《左传》究竟是什么关系，《史记》撰写先秦史部分的材料来源及与前著的异同多寡，《韩诗外传》的性质和功能，《新书》《淮南子》《说苑》的先秦“说体”文本考察价值，《列女传》中先秦故事的赋诵演绎及其与《列女傅（赋）》的关系等等，都会有些新的回答和解决。

总之，先秦说体文本研究，这是一个以新的视角开拓一片新“田地”的题目，会有许多惊喜发现。通过开掘去争取获得新的收获，就是本著述的既定方向和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