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C纪录片：《父亲的生物学意义》
21世纪以来，父亲和母亲传统角色的意义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20世纪70年代，一位父亲媒体可能只花费15分钟来做跟孩子有关的活动，但是现在这个数字已经多达2个小时。男人作为父亲这个角色的意义，已经完全被改变。
我们一直认为在孩子出生前，对父亲而言是一个封闭的世界，但是纪录片中告诉我们，父子关系在孩子出生之前就开始建立了。英国的一些研究表明：才出生四个月的婴儿，就已经能识别父亲的声音了。纪录片中检测了一个27周大胎儿在子宫里的反应，因为这个父亲在妻子怀孕后坚持跟孩子说话，结果发现胎儿对父亲的声音有反应且强于母亲。不要再说怀孕期间，胎教与爸爸无关啦！实际上在母亲怀孕后，父亲的身体也会发生变化。在金斯顿大学的亚瑟布伦南博士的一次测试中，其中一位父亲说在妻子怀孕时，有强烈的呕吐现象。这一切是由潜伏在男性身体里的雌激素引起的。对于这种症状，医学上有一个专有词汇：拟孕综合症。在孩子出生时，如果父亲在产房里迎接宝宝的到来，会促使母亲分泌催产素，控制母亲子宫的收缩，减少母亲生产的痛苦时间，所以在英国有93%的父亲会在产房迎接宝宝的到来父亲发挥着刺激儿童语言发展的功能，特别2-3岁期间，父亲在语言发展方面的影响最大，父亲的词汇量越大，孩子在一年后的语言测试中得分越高，父亲们很容易成为孩子喜爱的家长。孩子经常把妈妈当作养育者，把爸爸当作游戏伙伴，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把爸爸当作是更有趣的家长。虽然妈妈们并不想承认这一点，但片中拍摄了一些单亲爸爸和单亲妈妈的育儿情况，发现单亲爸爸和单亲妈妈一样，有能力养育孩子，但方式大不同。单亲父亲更重视把学习如何生活这个过程变得更加有趣，从而教会孩子独立。并且，爸爸更多地参与孩子早期发展，孩子在学校的表现就更自信，也更有耐心，并且在学习中保持兴趣。这主要是通过跟孩子游戏互动来达到，在追逐打闹中可以提示孩子危险，让孩子认识到自己的力量极限，他们教会孩子如何挑战极限和冒险，让孩子们充分体验到学习的新鲜和刺激，教会孩子遵守规则以及如何探索世界。都说父亲是女儿的情人，但没想到的是，父亲对女儿的心理、生理上的影响竟然如此大。研究发现那些父爱缺失，或者说童年的部分或全部时间没有与父亲生活在一起的女孩，青春期会提前六个月或一年，并且容貌也会更成熟一些。这主要是因为没有父亲的女孩长得更快，自我防卫机制更强。如果一个女孩在十几岁时缺少父亲，怀孕的概率可能是普通女孩的2.5倍。当然父亲对女儿的择偶观也有非常大的影响，女儿选择托付终生的伴侣，不仅在性格、行为上像自己的父亲，甚至连长相也相像。看到这里，不得不感慨，原来父亲对于孩子们的意义远比我们想象的重要。
Years ago, I interviewed Kweisi Mfume, then the president of the NAACP. “As between the presence of white racism and the absence of black fathers,” I asked, “Which poses the bigger threat to the black community?” Without missing a beat, he said, “The absence of black fathers.”
几年前，我采访了克维西·马修梅，时任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主席。「在白人种族主义者与黑人父亲的缺席之间，」我问：「哪个对黑人社区的威胁更大？」他毫不迟疑地回答：「黑人父亲的缺席。」
It was President Barack Obama who said, “We all know the statistics. That children who grow up without a father are five times more likely to live in poverty and commit crime; nine times more likely to drop out of school and 20 times more likely to end up in prison.”
巴拉克·奥巴马总统亲口说过：「我们都清楚数据。成长期间没有父亲陪伴的孩子贫困率和犯罪率高五倍；辍学率高九倍，入狱率高二十倍。」
The Journal of Research on Adolescence confirms that even after controlling for varying levels of household income, kids in father-absent homes are more likely to end up in jail. And kids who never had a father in the house are the most likely to wind up behind bars.
《青少年研究杂志》证实，即使在控制了不同标准的家庭收入后，父亲缺席家庭的儿童更有可能蹲监狱。而那些父亲一直缺席的孩子蹲监狱的可能性最大。
In 1960, 5 percent of America’s children entered the world without a mother and father married to each other. By 1980 it was 18 percent, by 2000 it had risen to 33 percent, and fifteen years later, the number reached 41 percent.
1960 年，美国有 5% 的儿童出生在父母并未结婚的家庭。到了 1980 年，变成 18%，到了 2000 年，已经升至 33%，而 15 年后，这一数字达到了 41%。
For blacks, even during slavery when marriage for slaves was illegal, black children were more likely than today to be raised by both their mother and father. Economist Walter Williams has written that, according to census data, from 1890 to 1940, a black child was more likely to grow up with married parents than a white child.
黑人即使在奴隶婚姻是非法的奴隶时期，黑人儿童都比今天更有可能由他们母亲和父亲共同抚养。经济学家沃尔特·威廉姆斯写到，根据人口普查数据，1890 年至 1940 年，黑人儿童比白人儿童更有可能在已婚父母的环境中成长。
For blacks, out-of-wedlock births have gone from 25 percent in 1965 to 73 percent in 2015. For whites, from less than 5 percent to over 25 percent. And for Hispanics, out-of-wedlock births have risen to 53 percent.
黑人方面的未婚生育率从 1965 年的 25% 飙升至 2015 年的 73%。白人方面则从 5% 升至 25%。西裔方面的未婚生育率则升至 53%。
What happened to fathers?
父亲都干嘛去了？
The answer is found in a basic law of economics: If you subsidize undesirable behavior you will get more undesirable behavior. In 1949, the nation’s poverty rate was 34 percent. By 1965, it was cut in half, to 17 percent -- all before President Lyndon Johnson’s so-called War on Poverty. But after that war began in 1965, poverty began to flat line. From 1965 until now, the government has spent over $20 trillion to fight poverty.
答案在基本的经济学规律中：补贴不可欲行为会导致更多的不可欲行为。1949 年，全国贫困率是 34%。到了 1965 年，下降了一半至 17%，这都发生在林登·约翰逊总统所谓的反贫困战争之前。但在 1965 年这场战争开始后，贫困率趋于平缓。1965 年至今，政府为抗击贫困已花了 20 万亿。
The poverty rate has remained unchanged, b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or men and women has changed – dramatically. That’s because our generous welfare system allows women, in effect, to marry the government. And this makes it all too easy for men to abandon their traditional moral and financial responsibilities. Psychologists call such dependency “learned helplessness.”
贫困率仍然没有改变，但贫困男女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这是因为我们慷慨的福利系统允许女性，在事实上，嫁给政府。而这致使男人太易抛弃他们的传统道德观和经济责任。心理学家称这种依赖行为为「习得性无助」。
How do we know that the welfare state creates disincentives that hurt the very people we are trying to help? They tell us.
我们怎么知道福利国家产生的抑制作用，会反而伤害我们想要帮助的人呢？他们说的。
In 1985, the Los Angeles Times asked both the poor and the non-poor whether poor women “often” have children to get additional benefits. Most of the non-poor respondents said no. However, 64 percent of poor respondents said yes. Now, who do you think is in a better position to know?
1985 年，《洛杉矶时报》询问了穷人和非穷人，贫困女性是否「经常」生小孩以得到额外补贴。绝大多数非穷人受访者表示没有。然而，64% 的贫困受访者表示有。那么你觉得谁更有切身体会？
Tupac Shakur, the late rapper, once said: “I know for a fact that had I had a father, I’d have some discipline. I’d have more confidence.” He admitted he began running with gangs because he wanted the things a father gives to a child, especially to a boy: structure and protection.
已故说唱歌手图派克·夏库尔曾说：「我明白一个事实，就是如果我有个父亲，我会有些纪律，我会有更多自信。」他承认自己开始混帮派是因为他希望得到父亲给予孩子，特别是给男孩的东西：构造与保护。
“Your mother cannot calm you down the way a man can,” Shakur said. “You need a man to teach you how to be a man.”
「你的母亲无法像一个男人那样安慰你，」夏库尔说，「你需要一个男人来教你怎样做一个男人。」
In my book “Dear Father, Dear Son,” I write about my rough, tough World War II Marine staff sergeant dad. Born in the Jim Crow South of Athens, Ga., he was 14 at the start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Growing up, I watched my father work two full-time jobs as a janitor. He also cooked for a rich family on the weekends--and somehow managed to go to night school to get his GED. When I was 10, my father opened a small restaurant that he ran until he retired in his mid-80s.
在我的书《亲爱的父亲，亲爱的儿子》中，我描写了我那粗野强硬的在二战中当过海军陆战队上士的父亲。他出生在种族隔离的乔治亚州阿森斯市南部，大萧条发生时他 14 岁。童年时期，我见过我父亲做两份全职看门人工作。他周末也给一个富裕家庭做厨师——同时设法上夜校取得普通教育发展证书。我十岁时，我父亲开了一间餐厅，干到八十多岁才退休。
He was never angry or bitter--and insisted that today’s America was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world of racial segregation and limited opportunity in which he grew up. “Hard work wins,” he told me and my brothers. “You get out of life what you put into it. You can’t control the outcome, but you are 100% in control of the effort. And before blaming other people, go to the nearest mirror and ask yourself, ‘what could I have done to change the outcome?’” This advice shaped my life.
他从不生气或者埋怨——且坚定认为，今天的美国已十分不同于他成长时那个种族隔离且机会有限的美国。「勤奋工作是有成果的。」他对我和我的兄弟们说，「种怎样的树结怎样的果。你无法控制结果，但你可以百分百控制努力的程度。在埋怨别人之前，到最近的镜子面前问问自己，『我可以做什么来改变结果呢？』」这个建议塑造了我的人生。
Fathers matter. Until we have a government policy that makes that its first priority, nothing will change.
父亲的角色重要。在我们有政府政策将它放在首位以前，什么都不会改变。
I’m Larry Elder for Prager University.
我是拉里·埃德尔，为 PragerU 制作。
拉里·埃德尔（Larry Elder）是资深自由意志主义电台主持，有个人访谈节目 The Larry Elder Show。感恩的句子经典语录张爱玲语录经典语录村上春树经典语录小王子经典语录PragerU字幕组
回家带娃的中国男人们:
有心分担, 却面临重重困境?
? 郭戈 |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现阶段，我国0~3岁婴幼儿的养育方式仍以家庭育儿为主，采用机构提供的托育照管服务的家庭仍是少数。原国家卫计委于2015年开展的生育意愿追踪调查数据显示，我国3岁之前婴幼儿在各类托幼机构中的入托率仅为4%，远低于一些发达国家50%的比例。与低水平的婴幼儿入托现状不均衡的是家长高涨的托育需求，据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主持的一项调查显示，48.2%的父母及准父母有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需求，其中希望孩子能在2岁半以内入托的比例高达70.4%。在我国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大力推进早期育儿服务社会化不仅是减轻家庭抚育压力、提升公民生育意愿的关键环节，还是我国婴幼儿早期抚育方式转型的重要方向。基于婴幼儿身心发展特征以及我国特有的生育文化与性别文化，早期育儿常被认为是母亲的责任。以此为背景，相关学术研究往往着眼于母亲或女性亲属在婴幼儿照料中的身心体验，常以批判的视角反思育儿过程中的父职缺席，关注导致父职缺席的社会文化原因或由父职参与不足引发的性别、家庭与社会困境，并逐渐形成了生育照料问题研究中“重母职轻父职”的路径依赖。在此基础上，研究者更加关注机构托育方式对女性职业发展与主体性建构的影响。而考虑到生育文化与性别文化的现代化与多样化发展趋势，该研究路径不仅忽视了男性在早期儿童抚育中的具体行动与个人需求，更无法适应我国现代家庭育儿模式中强调父职参与的新变化。
基于以上反思，本文主要以男性在0~3岁育儿阶段中的具体育儿实践为研究内容，关注早期育儿社会化过程中机构参与对父职实践的影响，探索机构托幼育儿方式下，当“爸爸回来了”，男性是如何扮演父职角色并开展育儿实践的，其背后又有怎样的社会、文化逻辑。为了获取较丰富的质性研究材料，笔者主要采用深度访谈的方法收集研究资料，研究对象为城市中通过托幼机构进行0~3岁婴幼儿照料的父亲。笔者以北京市某托育儿服务的私人抚育机构为依托，该机构正承担着15名3岁以下婴幼儿的照料工作，笔者一共访谈了其中的13位父亲，并借由该日托的家长间微信群、老师-家长互动群等方式全方位、多角度了解父亲在家庭内部、家庭与托幼机构间和社会场景下的父职实践。
在我国以家庭抚育为主流的早期育儿环境中，机构抚育作为一种社会化的育儿模式首先通过育儿责任主体由内到外的延伸改变了男性在家庭内部的父职体验。笔者发现，在参与调查的13个家庭中，有12个家庭在将孩子送往日托中心前曾长期采用隔代抚育的照看方式，更有4个家庭在采用机构育儿的同时仍在接受祖辈在儿童抚育方面的日常帮助。
隔代抚育是指家庭中祖辈成员参与照顾儿童的抚育方式，一般包括祖辈独立抚养或祖辈与父母共同抚养两种方式。根据中国老龄中心2014年调查数据，在全国0~2岁儿童中，主要由祖辈照顾的比例高达60%~70%，其中30%的儿童完全交由祖辈照顾。对生活在大城市的年轻父母来说，面对日益高涨的育儿成本与生活压力以及精细化儿童抚育方式带来的育儿负担，通过求助老人来解决工作与家庭间的冲突已成为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而从祖辈投入的育儿时间与精力来看，机构托育的引入大大减轻、转移了祖辈的育儿责任，隔代抚育正随着婴幼儿看护方式的社会化逐渐退场。
而在祖辈退出抚养孩子的家庭工作之后，照顾子女的任务也落在年轻夫妻身上，围绕着抚育婴幼儿的家庭责任也开始在以现代夫妻关系为核心在家庭内部重新分配，并给男性带来了全新的父职实践。
曾明(34岁，会计师)用“翻天覆地”来形容孩子进入日托后自己育儿责任的变化。他的女儿萌萌在一岁六个月时进入该日托中心，在此之前一直是由已经退休的岳父岳母帮忙照顾。谈到“四大一小”育儿生活，曾明用“插不上手”来描述自己曾经的育儿体验。自己与妻子工作忙碌，岳父岳母几乎包揽了照顾孩子的所有重任，其中岳母主司孩子的吃饭、穿衣、午睡、日间玩耍、早教，岳父承担全家买菜做饭、打扫卫生、开车带岳母和孩子外出遛弯、参加早教等其他任务。平日里夫妻俩下班后会陪孩子读绘本、玩游戏并陪伴女儿晚间入睡，却几乎没有单独和孩子相处的时间。
谈到自己作为父亲所承担的育儿责任，曾明表示那时的自己只能被动地完成岳父岳母或妻子交代的任务，“女儿自出生起就被月嫂、岳母、岳父和妻子围绕，我却被排除在这个‘育儿战队’之外。想想自己为孩子所做的真的很少，也就换过几块尿不湿，收过她乱扔的乐高玩具，或者在下班路上买些她爱吃的水果”。这样的育儿安排一直持续到女儿一岁六个月，妻子89岁的奶奶因病卧床，需岳父岳母长期看护。为了解决家庭困境，妻子决定将萌萌送入离家不远的贝儿日托中心，曾明的育儿体验也就此改变。“我很重要”是曾明描述自己现在家庭角色时一再强调的重点。“我确实很重要，因为我和妻子就像是完美契合的齿轮，需配合起来维持我们整个小家庭的运转。”
离开了岳父岳母的帮助，曾明和妻子不仅要尽力维持此前的工作状态，还要接管照顾女儿生活起居、料理整个家庭生活的所有任务。这让曾明有了很多未曾经历过的育儿体验，他第一次独立给女儿洗澡，第一次了解女儿每日补充维生素D的用量，第一次给女儿网购了尿不湿。
除此之外，他还在和女儿日益增进的父女互动中建立了自己的不可替代的育儿职责。“女儿现在只要我哄睡，因为我会在给她讲完睡前故事后替她按摩一下头部、捏捏脚丫，常常是按着按着她就睡着了。其实我也教过我妻子该怎么做，但萌萌会说妈妈捏的不如爸爸捏的好。”曾明面带微笑地描述着属于自己和女儿的温馨时光。
从“插不上手”到“我很重要”，曾明的父职实践随着育儿方式的调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曾明来说，前期隔代育儿方式中祖辈的加入大大压缩了他参与育儿的空间，并形成了其被边缘化的父职体验。国家卫计委2015年发布的《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15)》显示，在中国早期养育中，母亲和祖辈对婴幼儿日常照料的密集化与父亲照料的集体缺失共存，母亲与祖辈间的育儿协作使父亲们在较大程度上主动或被动地被排斥于婴幼儿日常照料之外。这种边缘化的育儿体验不仅表现为育儿时间的不足，还包括育儿能力的低下。
有学者认为，在不少采用隔代抚育方式的家庭中，老年父母“牺牲型父母角色”的过度角色化正成为窄化青年人生活能力、限制青年父母进入父母角色并承担起育儿责任的重要原因。在祖辈的介入下，年轻父母需面对自身由孩子到父母的身份转化的困难，并极易陷入代际间的人际张力之中。这种集情感性与功利性于一体的联合过渡性抚幼模式正将年轻父亲推离育儿责任之外。在此背景下，机构托育服务在缓解祖辈育儿压力的同时，也改变着由抚幼催生的扩大家庭结构。在机构的参与下，祖辈的退出为年轻父母让出了家庭内部的育儿空间，机构支持则进一步消减了年轻父母对祖辈的功能性依赖，提升了核心家庭的整体育儿能力。作为孩子的主要抚养人，他们有机会在独立育儿中学习照顾子女、安排家庭生活的技能。因此，对曾经被边缘化的父亲来说，祖辈的退场使他们有机会回到育儿工作的中心，并通过全新的育儿分工调整自己的父职实践。自萌萌进入日托后，曾明用“配合战”来形容自己和妻子的全新育儿安排。在岳父岳母离京后的最初两周，夫妻二人需同时面对萌萌在日托中的不适应以及二人独立照顾孩子时的各种突发状况。在此期间，曾明也第一次意识到照顾萌萌需兼顾如此繁杂的琐事，并开始熟悉各项工作的操作手法与安排逻辑。而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二人已逐步形成了根据彼此的工作时间、工作弹性、擅长的育儿内容来灵活调节各自育儿任务的家庭分工。
从育儿内容来看，萌萌的吃饭、穿衣、洗澡、家庭中的各项家务被列入需两人共同承担的一般育儿职责，教育、玩耍则根据夫妻二人的擅长项目各有分工。例如，曾明因有多年海外留学经历英文发音标准，故主要负责萌萌的英文启蒙，他会给萌萌读英文绘本或在日常生活中加强与萌萌的英文对话。妻子有多年音乐学习经历，所以负责教女儿唱歌跳舞。
而在笔者调查期间，适逢曾明的妻子刚刚通过在职研究生的答辩。曾明决定让妻子休一周的年假和朋友一起去普吉岛毕业旅行，其间由自己独自照顾萌萌。他坦言在过去的三年中，妻子辛苦孕育孩子、努力工作的同时还需继续求学，希望这个快乐的假期能让她放松一下，毕竟妻子的好心情才是他们小家庭奋斗的动力。曾明与妻子“共同承担、各有所长”的育儿分工原则颠覆了我国传统家庭中育儿责任分配时的性别化逻辑。传统中国家庭在抚育儿童时虽采用的是双系抚育的方法，即为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完成对孩子全盘的生活教育，男女两性都应参与到抚育行动中，但受“男主外、女主内”观念的影响，两性间的分工差异却并非来自男女两性生理与心理上的差别，而是取决于社会利用两性差别所安排出的分工体系。
费孝通用“严父慈母”来概括这种抚育责任的划分，认为母亲应负担生理性抚育的责任，如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睡，父亲则应担负起孩子社会性习惯养成的任务，像是道德教育、人格的培养等等。这种性别化的育儿分工方式在现代中国家庭中依然存在。而受密集母职的影响，女性不仅从时间上对孩子紧密陪伴，还从职责上增加了母职的整体权重。这也意味着从衣食住行到社会化教育，女性需负担的育儿责任已越来越重。与此同时，父亲的责任则被进一步削弱，并开始形成引发社会诟病的“父职缺席”现象。而无论是“严父慈母”还是“密集母职、父职缺席”，以上两种性别化的抚育分工方式都背离了我国现代家庭的发展趋势。现代化理论视角下的家庭研究表明，中国家庭正朝向核心化、平等化以及感情中心化等现代家庭的模式发展。在此前提下，现代夫妻关系也开始成为家庭内部责任划分的重要依据：在以夫妻关系为轴心的家庭关系中，平等型夫妻关系取代主从型夫妻关系，夫妻共同掌握决定家庭事务的权力，婚姻中的精神内容也越来越被重视。
（网络盛行的“千万不要让爸爸带娃”搞笑图片也加剧了对父亲育儿实践的刻板印象）
因此，在试图摆脱“男主外，女主内”的抚育责任分配逻辑时，平等化、合作式、情感性的夫妻关系开始成为育儿分工的全新方向。在此背景下，父职与母职的划分也将超越男女两性间的社会性别建构开始成为去性别化的亲职分工。在亲职责任中，父亲需与母亲共同承担家庭内外的育儿责任，并负担儿童成长各阶段的身心需要。
通过引入全新的育儿主体，机构育儿在改变家庭内部父职实践的同时，还通过专业化的早期教育理念创造了全新的育儿参与方式，并建构了家庭与机构间不同育儿主体的全新合作关系。对父母来说，育儿行动不再仅是家庭成员间的协商与安排，而是开始成为机构与家庭间由幼儿教师、婴幼儿主要监护人组成的多元抚养人协同育儿。由此而来的育儿权威的转移与育儿知识的专业化也成为影响父职参与的重要因素。本文调查依托的某机构是一家以蒙特梭利教育理念为指导的幼儿教育机构，针对婴幼儿的发展规律、教育模式、教师的施教理念等都有一套完整的理论与实践体系，并会通过“家—校沟通”的方式给家长一些指导意见。在这个过程中，育儿机构也开始成为家庭内外全新的育儿权威。董进生(29岁，计算机工程师)用“从听老婆的到听老师的”来描述自己育儿实践中行动逻辑的变化。他表示，在孩子进入日托前，有关孩子的所有事情都是妻子一手安排的：从吃什么牌子奶粉、穿什么衣服，到上什么早教班、买什么玩具、读什么绘本都由妻子一人决定。他生动地将妻子形容为指挥官，自己则是妻子手下没有话语权的小兵。并举例说在孩子1岁时，他给孩子买过一套色彩鲜艳的进口大颗粒乐高玩具，但还没打开就被妻子以不符合孩子年龄为理由束之高阁。
董进生强调自己在购买时明明已经仔细挑选过，并特意选购了标注为适合1岁以上孩子玩耍的尺寸。但妻子却仍以他不学习育儿知识，不懂孩子发育规律为理由批评他。这让董进生非常挫败，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再给孩子买过玩具。“我那时的心理是既然我随便做点什么都可能是错的，不如干脆都让领导(妻子)决定算了。”这一状况在孩子被送入日托后有所变化，董进生认为，相较于妻子的“自学成材、东拼西凑”，拥有蒙氏教育资质的日托在育儿方面更为专业，因此在全新专业权威面前自己和妻子都是同一起跑线上的“学生”，都要听老师的指导，这也让他有机会重获孩子教育方面的话语权。
他举例自己和妻子间的一场争执，事情的起因是妻子发现孩子喜欢画画，就希望给孩子报一个课外的幼儿绘画班，董进生则认为孩子刚2岁半，按照日托老师介绍的发育规律对色彩和涂鸦感兴趣是很正常的，只需提供充足的绘画工具就可以，没必要舟车劳顿去离家3公里的地方学习。为了说服妻子，董进生翻找出日托老师在微信群中分享的题为《家庭中的艺术启蒙》的育儿文章，指出文中描述的“家庭中的艺术学习环境更利于儿童的早期艺术启蒙”，妻子这才同意了他的意见。在现有育儿母职化、父职缺席问题突出的社会背景下，研究者往往更加关注导致育儿责任不平衡的社会文化原因，对由此而来的家庭权力关系缺乏必要的思考。而在有限的关于家庭权力的讨论中，研究者也多集中于对亲子间权力关系的分析，对夫妻间育儿权力博弈并无过多关注。
费孝通认为，家庭里父母子的三角结构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极其重要的创造，其中父母在养育孩子时所形成的亲子控制权力关系则是了解家庭结构、探索社会对个人控制力量的关键。这种研究思路深受传统中国家庭的理想育儿模式的影响——传统父母间“男女有别”“各司其职”的抚育分工规则很难引发夫妻间有关育儿问题的权责冲突。但在强调父职参与、鼓励平等分工的现代家庭文化的影响下，夫妻间抚育权力不平衡也会成为引发家庭内部矛盾的重要因素。在社会的塑造下，0~3岁儿童被认为是心理与生理极度依赖母亲的阶段，因此“了解育儿知识、熟悉儿童具体需求”的母亲更易成为此阶段中家庭内部的育儿权威。但对监护人来说，育儿不仅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权利，这也导致了母职权重增加的消极后果：不仅有母亲更甚的育儿焦虑，还有男性在育儿问题上的话语权不足乃至失声。
在此背景下，机构育儿的出现有力地推动了育儿权力从家庭内部转向社会，在科学育儿理念的引导下，拥有完整教育知识、具有较高社会声望的教育机构已经开始成为全新的育儿权威，并与父亲、母亲一起担负照顾幼儿的责任。这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家庭内部以母亲为核心的抚养权力分配，削弱了母权，从客观上为父职实践提供了更多的权力空间。
在日托机构以更加专业化的理念来教养儿童的过程中，父母也逐渐意识到育儿并非“带孩子”这么简单，而是一项需由拥有特定教育背景的代理人完成的专业工作。在贝儿日托中，为了让父母了解孩子在日托中的发展状况，机构会周期性地召开家长与老师间对谈会，并通过家长微信群分享育儿书籍、回答家长提问、指导家长一些关于婴幼儿教育的实操经验。笔者发现，无论是在微信群中还是在家长老师对谈会上，江可(31岁，大学老师)都表现得非常活跃。他不仅乐于与老师分享儿子乐乐在家庭中的日常表现，并常常主动咨询有关孩子行为问题的解决方案，还热心地为其他家长提出的育儿问题给出意见，被家长群中的师生戏称为该日托的“编外导师”。
他直言在我国早期儿童教育的重要性被忽视了，“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带孩子是家庭妇女的事，照顾孩子吃喝拉撒这种琐碎的工作没有男性会主动承担。如果一个男的天天围着老婆孩子转就会被认为不爷们、没出息。我们这代人的父亲就是这么做的，他们基本没有照料过孩子的日常生活。但时代不同了，儿童教育不再是拉扯孩子那么简单，而是一项技术活”。江可举例自己培养乐乐独立吃饭的细节，他的儿子乐乐在6个月刚添加辅食时进入该日托，照顾乐乐的老师建议尽早开始培养乐乐独立进食的能力。而在阅读了老师推荐的书籍文章后，江可也认同了独立吃饭是婴儿在6个月时就应开始训练的技能，如果训练得当到他1岁半左右时就能熟练地自主进食了。为此，江可专门准备了训练餐具和餐椅，并在每顿饭中都不厌其烦地收拾乐乐乱丢的食物。妻子不忍心孩子吃得过于狼狈而想喂食时也会被江可制止。他认为妻子过于心软，不利于培养孩子独立生活的能力。而好的行为习惯不仅是孩子营养均衡的保障，还是他获得独立人格的基础，自己更适合承担这样的责任。社会对男性气质的塑造被认为是影响父职实践的重要因素，而传统“支配型”男性气质则使男性被认为不适合照料孩子的日常生活。作为一种被个体所认同并不断内化的价值取向，严格的性角色理论把男性气质定义为男性的行为和社会规范，这意味着男性倾向于按照既定的社会角色刻板印象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尽管最新研究认为男性气质是受社会文化特征影响并被社会所建构的一个复杂的、多元的、趋势性的概念。但主流男性气质仍被认为是影响男性社会角色、规训男性社会实践的重要因素。
基于我国传统性别文化，中国的男性气质对于男性的刻板印象具有追求事业成功、擅长技术工作、富有进取精神、敢于冒险且有决断力等特征，而与其相对立的女性气质则呈现温顺、感性、有亲和力等特征，在此基础上，被认为需依赖细腻情感与悉心照料的育儿责任就被判定与男性气质相去甚远并更符合女性的性别角色。这也是抚育儿童被认为是“女人的事”的重要原因。机构育儿的专业性则试图改变育儿问题的碎片化、日常性特征。在科学育儿的理论指导下，早期育儿行为开始转向符合男性气质的科学育儿路径与人格塑造责任，传统儿童抚育中的衣食住行也开始被赋予更多高级别需求的意义。受此影响，男性更愿意参与到专业化的育儿行动中去。
而总体来看，尽管积极参与孩子日常照顾的父亲们吸收了传统上指派给女性的照顾者角色，打破了父职和母职之间的性别隔离，但全新的父职实践也正推动着对儿童抚育工作的男性化构建。例如一些全职父亲通过做家长会的负责人、成为育儿知识专家、组织社区活动等来继续扮演领导者、专家、管理者等传统男性角色。一些父亲则不满妻子对孩子过于精细的照料，为了纠正妻子们对孩子的过度呵护、凸显男性化照顾的优势，他们更愿意带孩子进行户外运动、技术工作以培养孩子的动手能力与独立人格。
除此之外，在男性气质的变迁背景下，现代社会对成功男性定义中“家庭幸福因素”的强调也使男性更积极地参与到抚育儿童的工作中去。丈夫对家庭事务的关注和对抚幼养育的支持被视为一种短期隐形但长期增能显效的家庭投资，它有利于提升妻子的生活幸福感、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并增强家庭教育的正面效果。在此前提下，主动参与育儿、建立亲密的亲子关系则被认为是一个优秀男性自我学习、自我成长和自我提升的有效过程。这也意味着，男性参与科学育儿在丰富其父职实践的同时也存在固化男性气质的风险。机构育儿方式在将育儿责任由家庭向社会外延的同时，也为父亲参与婴幼儿早期教育创造了合理化、普遍性的社会场景。在偏向于核心家庭的育儿小环境中，“父亲带孩子”不再是力不能及的理想状态，而是成为一项基于熟人社会的群体行动，并通过塑造“理想父职”来影响着男性的父职实践。笔者在对受访的13位父亲进行访谈期间，多次听到他们表达希望自己“做个好爸爸”的期望。但谈到成为一个合格父亲的具体标准，不少人都未能给出准确的描述，表示自己也正在探索与学习。
郭伟(32岁，私企老板)向笔者描述了自己从困惑到主动探索的父职建构过程，他认为当下社会在批判“丧偶式育儿”时常常火力全开，却很少有人给怎样做个好爸爸提出合理的解释。自己的成长过程中父亲就常常缺席，育儿专家却只会告诉他父亲缺失会给孩子带来诸多不良影响，电视上综艺节目中带着孩子到处游玩的方式又脱离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加之他常常出差，陪伴孩子的时间也非常有限，缺乏现实参照的理想父职常让他无所适从。
直到郭伟在该日托遇见了其他父亲这种现象才有所改善。在日托家庭活动日、日托微信群的日常讨论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强调父亲参与育儿的亚群体。而在与其他父亲的交流中，郭伟也通过学习别人的育儿经验来调整着自己的父职实践。郭伟举例，日托中另一位小朋友的爸爸和他一样都是私营企业的负责人，但事业有成的他会在一些较为轻松的出差行程中带上妻子和儿子，并在工作间隙陪陪孩子。其他父亲也各有所长，通过各种方式为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支持与日常陪伴。受他们影响，郭伟也开始带着女儿出行，给女儿读书，为女儿做一些自己拿手的饭菜，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做个好爸爸。近年来，批判式的父职研究虽引起了全社会对父亲参与育儿的重视，却未能从实践层面建构起父职参与早期育儿的社会环境。对不少年轻父亲来说，他们在自己的早期成长过程中就缺乏父亲的参与，难以从自身生活环境中寻找到可供参照的父职榜样。而现行社会文化、社会制度也未给他们提供足够的社会支持，对父亲参与早期育儿依然停留在政策倡导、社会呼吁的阶段。因此，如何成为一个好父亲不仅是当下父亲们所面临的现实困惑，还是我国性别发展工作的重要挑战。
有关父职的讨论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欧美国家，直至本世纪初国内才开始出现相关的研究，并伴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开始成为引发热议的社会问题。作为一种舶来的理论视角，如何根据我国经济、文化、政治现状创造有利于父职参与的社会环境，建构符合我国国情的现代父职文化就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在制度支持不足的情况下，充分调动社会资源提供父亲参与育儿的机会，加强对父亲育儿的实践指导是当下推动父职参与的重要方法。
已有研究显示，在母亲育儿过程中来自其同辈群体的育儿支持正成为建构母职实践的重要依据，传统基于代际的育儿知识学习已被基于年轻母亲间的知识分享所取代。因此，在同样缺乏代际示范作用的前提下，通过父亲间同辈群体分享父亲育儿的实践经验则可能成为转变“父职缺席”研究探索理论化、空洞化的可行路径。调查中，不少父亲表示其他父亲参与育儿的行为会给自己形成一定压力，而其中既有正向的激励作用，也有消极的负面后果，有时甚至会引发家庭冲突。
陈峰(29岁，国企员工)向笔者吐露了自己的困扰，他的2岁9个月的大女儿和8个月的小儿子都在日托就读。日托费用昂贵，加上每月不菲的房贷和日常开销，他与妻子的收入勉强能够支撑一家人的日常开支。妻子在一家外企工作，因连续生育而影响了工作的晋升，在边缘职位上的工资非常有限，家庭的经济重责几乎都落在陈峰的身上。因此，陈峰为了增加收入不得不拼命加班。他很羡慕日托里其他父亲在陪伴孩子时充足的时间投入，妻子有时看到其他爸爸对孩子的精心付出还会责怪他做得不够格。但从自己家庭的现实状况来看，在沉重的经济压力面前他已经没有精力像一些父亲那样高质量地陪伴孩子，这让他既焦虑又挫败。与社会对“密集母职”的塑造相似，对父职参与的强调正在建构一种要求父亲身心在场并兼顾儿童经济与日常照料方面需求的全面父职。而在大众话语的叙事中，能妥善处理家庭与工作间的关系，尤其在保障家庭经济水准的同时增加育儿的时间与情感投入已成为理想父职的重要标准。但考虑到当下的社会文化环境，以上父职要求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却面临着重重的困难。
首先，尽管男性在收入方面拥有相对于女性的整体优势，但受不同男性间具体经济状况的限制，社会对父亲从经济上提供育儿保障的普遍期望并不一定能顺利地转化为所有父亲的实践能力。加之近来女性的“主妇化”趋势明显，在二孩政策的刺激下，一些女性迫于照顾幼儿的重责不得不退出劳动力市场，这一现象不但直接加重了男性的经济责任，还从客观上限制了父亲承担日常照顾的责任。
与此同时，大多数男性的社会化环境不鼓励其发展照顾家庭能力，在强调男性事业成就与社会地位的价值倡导下，一些男性的育儿能力严重不足。除此之外，劳动力市场偏好男性且鼓励男性工作者将工作置于首位，因此其所处劳动环境较少为男性参与育儿预留足够的时间。更为关键的是，社会福利制度也在限制父亲参与育儿，面向广大男性劳动者的护理假、陪产假制度的建设依然任重道远，这也意味着从制度环境来看男性很难参与到早期的育儿实践中。在全面父职的压力下，这些父职参与的具体困境将造成理想与现实间的巨大落差，并成为导致男性父职焦虑的主要来源。
在我国生育政策调整与精细化育儿的社会背景下，原有以家庭为支撑的0~3岁婴幼儿抚育模式已经难以承担早期育儿的重任。这些无处安放的育儿压力已成为影响育龄期人口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有调查显示，完善的托幼公共服务有助于提升育龄期人口的生育意愿。
而在隔代育儿与主妇化育儿的主流模式中，有关代际育儿理念冲突、母职惩罚、密集母职等问题的亦成为引发家庭矛盾、损害女性公平权利的关键要素。因此，通过社会力量解决早期育儿中的困境不仅是解决时下人口发展困境的突破口，更是构建平等性别文化、推动我国家庭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环节。
面对现代家庭早期育儿的现实困境与男性参与不足的鲜明特征，我们应充分发挥机构育儿的优势，引导男性在现代家庭模式下充分参与育儿过程。为此，进一步推动我国性别文化的现代性、构建平等的两性关系将成为父职参与的文化基础；而加强对男性参与育儿的配套制度建设，改善男性以工作为主的职场文化将成为男性履行抚育责任的社会保障。
此外，笔者在调查中也发现现有早期托育服务大多价格昂贵，并主要面向城市里的中产阶级家庭。因此，为避免由此而来的父职实践的阶级化趋势，国家应加大公立托育机构建设，形成以公立和普惠为主，多层次、多渠道的托育服务供给，在为更多家庭提供高质量育儿支持的同时，为男性参与育儿创造更多的家庭与社会空间。
本文原载《中国青年研究》2019年第11期，原题为“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下的父职实践”，篇幅所限，内容有所编删。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
张祥龙
张祥龙，男，西历一九四九年生于香港九龙，后随父母迁居北京。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现任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主要著有《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海德格尔传》《从现象学到孔夫子》《思想避难：全球化中的中国古代哲理》《孔子的现象学阐释九讲——礼乐人生与哲理》《先秦儒家哲学九讲》《拒秦兴汉和应对佛教的儒家哲学》《复见天地心》《家与孝》等。
原载《同济大学学报（哲社版）》2017年第1期
摘要：现代世界中，原本意义上的父亲的地位急剧衰落。然而，按照人类学的研究，父亲却是人类文化诞生的原因之一，也是任何民族自立于世界的必要条件。西方人对父亲的看法影响了古代西方和现代人类的文化进程。儒家看待父亲的视野与西方的特别是古罗马的视野有重要的共通之处，但由于受到华夏阴阳观和孝道的滋养，与它们也有深刻的不同。从表面上看，儒家的父亲形象特别容易受到现代性的伤害，实际上也已经受到了严重损毁，但从长远看，这种父性可能会比西方的经典父性更有生命力。
关键词：父性；埃涅阿斯；阴阳；夫妇；孝道
“父亲身份”或“父性”在现代的衰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①]，它是中国人现在常讲的“阴盛阳衰”在家庭和社会层次上的深度体现。父亲在传统中国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与他在当代的地位变化巨大。即便几十年的时间跨度也在变更着父亲对于孩子们甚至对于立法者们的意义。有人欢呼这种“封建父权制”的没落，有人漠视之，认为这不过是社会变迁的副现象而已，但也有人担忧之，感到后代的精神健康甚至人性本身以某种方式受到了威胁。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影响到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社会和每个民族的现象，或者说是人类基本生存结构发生改变的重要现象。但是，它还没有引起中国思想界特别是哲学界的有力关注。而且，它与儒家学说和实践有着特别的相关性，却也没有得到绝大多数海外和大陆新儒家学者的深入反思。此文想提出这个问题，梳理它在西方和儒家中国的表现，探讨它对于人类未来特别是儒家的影响。人为什么需要父亲呢？一些人可能觉得这是个怪问题，没有父亲怎么会有孩子呢？但“有孩子”或“有生理意义上的新生儿”与“要有父亲”没有内在的联系。无数动物都通过两性交媾而产出并抚育了幼崽，却没有父亲，因为新一代或者不知道谁是它们的父亲，或者知道了，这生理上的“父亲”即精子提供者也不参与养育新一代，因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父亲。但一些鸟儿似乎满足这两个条件，也就是，它们的后代既知道谁是它们的父亲，这父亲也参与后代养育。可是人类的父亲还有一个特点，即从精神上影响后代，所以后代——既包括直接的下一代，也包括或可能包括更多的未来世代——终生认同他的父亲地位。这样看来，为人之父的三个条件就是：（1）与母亲结婚交合以生成后代；（2）参与养育以造就后代；（3）施加精神影响以塑造和维系着后代。但对它们的理解都要有变通。从现在的研究取向上，越来越重视靠后的条件。所以第一个条件即结婚和提供精子，在人类学的文献中早已不是成为父亲的必要条件，一个好的养父完全可以是真正的父亲，但这个条件也不是完全无所谓的（有关内容下面会涉及）。第二个条件中的“养育”可以有不同含义和层次，而最后一个条件，现在最为研究者们看重，也必须做一变通，即这些精神影响可以是无形无名的，不然一个按一般标准是失败的、不被后代看重的父亲就不是父亲了。从现成的生理生命的角度上看，似乎母子关系对于养育后代已经足够了，所谓父亲只起到一个雄性的生殖作用而已。比如离人类最近的灵长类黑猩猩几乎就是这样，除了维护整个群体安全的作用之外，雄性黑猩猩在具体的后代繁衍中只贡献精子，养育后代全由母黑猩猩承担。这种情况盛行于哺乳类里。所以在许多种群中，雄性的地位处于两个极端：或者是群体的首领，排斥或限制其他雄性与群内的雌性相交；或者游离于群体之外或边缘，只作为首领的候补竞争者而潜伏爪牙忍受。因此与养育自己后代并“表现出个体心理特点萌芽”[②]的雌性相比，他们的生活缺少安全感、满足感和内在的丰富性，总感觉受到其他雄性的威胁或者因做单身汉不满而要去威胁其他的雄性，充斥他们生活的是争斗化竞争，造成少量成功者和大量的失意者。“我们已经了解到，类人猿中的母亲身份也已经不单纯是遵循本能的问题，而雄性的存在只是在其作为群体的功能中才有意义。……除了胜利者，所有这些汹涌澎湃的雄性的性能力就如同其精子海洋一样，都是无用的。”[③]但人类的出现给雄性带来了新生，因为在人类群体中，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婚配方式——不管是以弹性的一夫一妻为主，还是以“有节制的一夫多妻制”[④]为主（威尔逊写道：“由于男性生育间隔时间比女性短，因此，一对一的性纽带关系因某种程度上的一夫多妻现象而有所削弱。”参威尔逊：《论人性》，方展画、周丹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26页。）“我们有节制地实行一夫多妻制，两性关系中的变化大多数由男性引起。占全部人类社会四分之三的社会允许男性拥有数名妻子，其中多数还得到法律和风俗的认可。反之，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社会赞成一妻多夫。其他实行一夫一妻制的社会也只是在法律意义上如此，姘居和其他婚外关系的存在，造成了事实上的一夫多妻现象。”（《论人性》，第113页）威尔逊讲的“有节制的一夫多妻制”中，应该包含我们所说的“弹性的一夫一妻制”。比如人口曾长期占人类一半的古代中国，允许一男娶一个以上的女子，但这并非一夫多妻制，而是有弹性的一夫一妻制，即一夫一妻外加娶妾的可能。而且，那时大多数家庭还是一夫一妻，不然主导哲学也不会以“鳏寡孤独”为非正常的现象，而期待执政者补救之，因而在原则上每个雄性与每个雌性一样，都是可能的生育参与个体了。雄性人就不只是两极化的男人，而转化和升华为父亲，有了自己的家庭，可以得到群体的首先是其他男人或父亲的承认甚至相互保护[⑤]。这是人类群体德性的肇端。广义父亲的出现意味着真实家庭的出现。“真实家庭”对于本文的首要含义是亲人关系的终生的及代际间的认同，哪怕以隐约的或非对象化的方式的认同。“在猿转变成人的过程中，［因为人类婴儿出生时的极度不成熟］婴儿反而变得越来越缺乏防御能力，越来越需要依靠他人。自然选择增强了新的家庭的力量，而且有极大的可能已经是一夫一妻制，并且是以父亲为中心的，这在高级哺乳动物中是没有先例的。”[⑥]而真实家庭和父亲则意味着人性的鲜明特点即深长时间意识的出现，它的具体表现是：相比于动物，特别是其他高级灵长类，人具有更长远生动的想象力、记忆力和筹划能力。“父亲的出现正好与发明出延迟（postponement,抑制当下反应以谋更大利益）和制定计划（formulate projects）的能力相耦合。它是在时间中发生的一种构造，也同样是一种构造时间的行为。”[⑦]有的断言说父亲和家庭出现于旧石器时代（三百万年前至约一万年前）[⑧]，有的则说父亲身份的制度构成是文明出现（距今约八九千年）的主要原因[⑨]。似乎前一种说法更成立，父亲和真正家庭的出现不会晚于我们这种现代智人的成熟期，即大约四万年前那次技术发明浪潮出现的时期。从那以后，人类大脑造就的心智基本结构就没有再发生重大变化。因而父亲标志着人性和深长时间意识的出现，远早于文明的出现。相反，有的文明对于我们的人性反倒是有扭曲和压抑的。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再审视一下成为父亲三个条件。第一个即“与母亲结婚交合以生成后代”，就其总体而言，是无法忽视的，因为“结婚”或举办婚姻仪式是让两性结合被群体正式承认的桥梁，当然首先就是得到群中其他男人和家庭的认可，获得与这个女子或男子组成特殊共同体的自由，也就是两人在此群体中生活在一起、交合以生育后代的自由。这样一种不离群体地实现一个个特殊的两性耦合的生存形态，是其他哺乳类达不到的，非有一种深长时间意识造就的中道本能与合作倾向而不可。另外，为新生命的形成提供精子虽然不是为人之父的必要条件，但也不像许多人类学家和伦理学家认为的完全无所谓，因为它参与塑造新个体的生理特征及建立在这些特征之上的心理倾向，有着长远的人生影响。所以，一些被人从小抱养的孩子，得知自己的身世后还是希望知道这个遥远的“父亲”是谁，甚至希望与他有所来往。《俄狄浦斯王》中俄狄浦斯杀父娶母都是在完全不知情的状态中做的，却也被神和人视为罪恶；《天龙八部》中段誉之母阻止他去杀死他完全不知道的生父、他当时的仇敌段延庆，就都是建立在这种不只是纯生物学的生命基础上的。第二个条件，即“参与养育以造就后代”，具有极为明显的重要性。按照美国政府有关方面组织的调查，父亲尤其是亲生父亲参与养育的孩子们无论在智力、心理、安全性还是社会行为等方面，都明显地优于没有父亲参与养育的孩子们。比如，父亲参与养育的孩子们的智商较高，在学习方面较占优势，社会行为更好，被虐待的概率更低。比如，按一项2001年进行的调查，生父高度参与养育的孩子们成绩上得到A或优秀的概率高于其他孩子们42%，而留级的概率低33%[⑩]。养育的重要从养父对孩子的重要性也可看出。一般来说，抱养成功的关键是时机，即孩子越小时抱养则亲子关系就越可能亲密和富于生成力。但是，养育也有层次之别，以及实体性和非实体性之别。一个非常忙碌的父亲，尽管在物质和生理层面很少涉入养育，但仍可能通过与孩子的少量游戏、旅行或只是一个忙碌的背影而对孩子产生父亲的影响。甚至一个离婚后离开家庭的父亲，如果仍能以某种方式在孩子的生活中出现，就还有某种在场性。比如奥巴马的母亲早早与其生父离婚，但仍然鼓励父子偶尔的相聚，使小奥巴马的发展不蒙上过重的阴影。第三个条件，即“施加精神影响以塑成后代”，与前两个条件，尤其是第二个有联系，但亦有自己的独立性。父亲的精神影响可以是无形的，比如在孝顺父母、勤奋学习和忠于职守诸方面以身作则的影响。这种无形影响甚至可以是完全非对象性的，比如一个死去的父亲和祖先，也可以活在孩子们的生存之中，深远地影响他/她们的未来。这也就是古人——不止于中国古人——极其重视祭礼和各种形式的祖先追忆如家谱、家族荣誉的原因。以下将会一再触及它。在这方面，父亲发挥的阳刚影响与母亲的慈柔影响有特别重大的区别，是绝不可被后者所代替的。这一点越来越受到研究者们的关注。弗洛伊德曾以惨烈的方式提出了这个问题，即父母亲在儿童心理发展中对立的角色和可能的负面影响，通过与父亲的认同来克服潜意识中的弑父情结的重要，等等。他的一些具体学说，比如“俄狄浦斯情结”的存在，被后来的心理学家和思想家们放弃和修改，但他所发现的人类潜意识于儿童意识发展及与成人精神病的相关性，已经成为二十世纪最为重要的思想成就之一。以各种变化和再造的形式，比如通过荣格、拉康、格林等人的改造，性别和父亲的哲理及人性地位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11]而最近几十年各种研究方式包括实证化的研究都指向一个结论，即父亲对于子女的心理和人格的健全形成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那些了解人类史而非带着现代性有色眼镜的人们，不会为此感到奇怪，因为在我们这种人的人格形成期，父亲扮演过关键角色。如果你非要退回到前父亲时代或进入后父亲时代，必付出相当沉重的人性代价。《父性》开篇就呈现了弗洛伊德之父向小弗洛伊德自述的一次遭遇，即他在一条窄路上遇到另一个德国男人，那人把他的帽子打到烂泥地中，同时吼道：“从人行道上滚下去，你这个犹太人！”儿子期待父亲的反抗，但父亲告诉他的只是：“我走下人行道，然后捡起帽子。”[12]据说这件事极大地影响了弗洛伊德性格的形成，甚至其精神分析思想的形成。它反映出西方文明对父性看法的重要一面，即父亲必须是敢于斗争的强大者、胜利者，他是否善良倒不那么重要。[13]但是，如上所及，父亲又是与谋划能力内在相关的，因此又要求他不能像阿喀琉斯（又译为“阿基里斯”）那样冲动，必要时要隐忍而求最佳效果，就像尤利西斯（又译为“奥德赛”）一样。因此在《父性》的作者肇嘉看来，父亲身份已经包含了矛盾或悖论，因而永远不像母亲那么确定，而总是处于多种力量的冲突权衡之中[14]，总不稳定、不安生。我们可以认为，这种典型的西方父性论中包含两原则，即力量原则和权衡原则：前者要求父亲是强者、胜利者、占上风者；而后者则要求父亲有某种时间意识，善于为妻儿和家族筹划，以赢得最终的胜利。可见，此两原则中还是以力量原则为主导。因此，在荷马史诗——它们及赫西俄德的《神谱》被视为西方父性的形成标志——中，当真实的父亲如赫克托尔（特洛伊城邦的悲剧英雄）面对仅代表力量原则的阿喀琉斯（希腊联军第一勇将）时，就要被杀死和拖尸。在他被杀死的那场决斗之前，他从战场回到城中寻找家人，看到自己的儿子后产生父亲冲动去抱孩子，可这孩子却被他穿戴的盔甲吓哭，象征父亲与儿子之间有母子之间所没有的距离。[15]而这种偏向于力量原则的父亲意象就与母亲意象之间产生了过硬的隔离，因而在希腊产生了贬低甚至是诋毁女性的倾向，比如《神谱》中对“潘多拉”化的女性的谴责，以及希腊神话乃至哲学中对父性的极度颂扬，认为男性或父亲是子女的真正源头，女性或母亲只是被借用的“种植胚胎的保姆”[16]。雅典娜就是从父亲宙斯的头上出生的。而埃斯库罗斯的《俄瑞斯忒斯》三部曲更是描述主人公杀母报父仇——母亲吕泰墨斯特拉杀了她亲夫阿伽门农——之事，女性的复仇女神要追讨此弑亲血债，却被父性化的神包括男性化的女神雅典娜阻止。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沿此轨迹声称：“女性不能播种，种子源于父亲。”[17]西方这种相当硬性地偏于男性的父母观似乎也有某种人类学根据，因为不少民族包括希腊人曾经崇拜过女神，比如生殖女神，如果要让父亲或男性神正式出场，就必须打破这种阴性崇拜的遮蔽，于是便有各种各样贬低女性的神话和习俗。要知道，两性生殖本身就隐含着雄性特别是父亲的艰难。最早的生命是无性生殖，简便易行。性别和两性生殖出现晚，但因其有基因的重新组合造就的变异多样性，利于适应漫长时间中的环境变迁，因而占了进化的上风。但两性生殖既麻烦又危险，尤其是雄性的地位尴尬或两极化，成功者威风凛凛，失败者成为“多余的雄性”，失去生存的根本意义。所以雄性天生缺少安全感，好斗争胜，延伸到父性中就体现为力量原则。而雌性则守住了直接生育这个与无性繁殖共享的特点，因具有此产生性原则而使生活有内在意义，《老子》因而视之为绵绵不绝的“玄牝”。可是，两性生殖比无性生殖的优点恰恰在于它的易变和痛苦的复杂性，即通过不安全、畸变而赢得新可能的歧义性。就此而言，毕竟是雄性更靠近两性化的发生机制，尽管这个机制本身就要否定雄性对雌性的根本性优越。到了人类，男性和女性都更丰富，无论是身体和心理的差异都比别的哺乳类特别是离自己最近的黑猩猩和大猩猩小。通过权衡原则，男性在某种意义上靠近女性而成为父亲，女性则通过靠近男性（比如筹划能力）而成为母亲。但毕竟男女有别，而不同的文化和文明则以不同的方式来加工这差别，赋予男女和父母以不同的含义及地位。以希腊为源头的西方文明采取了奧林匹斯众神和毕达哥拉斯、亚里士多德的文化方式，使得男性占有过分的高位，无论在精神上还是现实生活中。比如在雅典，女子没有选举权，子女原则上属于父亲，“它联结了父亲与儿子的关系，却割裂了母亲与儿子的亲情”[18]。罗马诗人维吉尔（Virgil）的《埃涅阿斯》（Aeneid）虽然比不上荷马的两部史诗有名，但却是西方古代文学中最有父性的作品，因为它塑造了埃涅阿斯（Aeneas）这个比较平衡丰满的父亲形象，而且还通过儿子的孝顺、后代对家族传统继承的渠道来完成这个塑造。埃涅阿斯从陷落的特洛伊城逃出的形象，直接表现出这种在最关键时刻活在家族乃至民族血脉中的父性。他肩上扛着手持家族神像和圣物的父亲安喀塞斯，手牵幼小的儿子阿斯卡尼俄斯，冲出大火燃烧、鲜血横流的城市，将年轻男性的争斗式英勇转化成了创建未来罗马民族和文明的父亲！“是埃涅阿斯用手托起了上一代与下一代。……对古罗马而言，这位创建城市的英雄的手臂——右手牵着阿斯卡尼俄斯，左手稳住肩上的安喀塞斯——是最高理想的象征，罗马人看到它就像基督徒们看到耶稣张开的双臂。”[19]所以奥古斯都大帝下令在罗马广场的中心建造起埃涅阿斯背父牵子逃难的雕像。但毕竟，埃涅阿斯的妻子或儿子的母亲不在场，她跟在后边，死在逃亡路上。埃涅阿斯后来遇到的女性，或者是情感任性化的，或是被动性的。无论如何，父亲在罗马文明特别是其前期里内涵丰富，地位崇高，父亲承认儿子的继承人身份的“举高”仪式（将孩子举过头顶），既有法律效力，又有家族延续和信仰传承的道德性和神圣性。但是，妇女的地位在此文明里很低，后期有所提高，伴随着人口下滑。整个罗马文明作为政治实体存在了近一千年，表明它在西方古代世界中的强大生命力。基督教（含其前身犹太教）中也有重要的父亲意象。耶和华上帝是全人类的父亲，他按神的形象造人，先造的是亚当，怕他寂寞，就用他的一条肋骨造了女人。女人受蛇引诱而促使男人和她一起偷吃禁果（可理解为获得深长时间意识而知善恶），被逐出伊甸园，这样到人间生育子女、艰辛度日后，才成为父母。其后，挪亚、亚伯拉罕、以撒、摩西等父亲造就犹太民族，但毕竟耶和华才是最终的天父。可见《旧约》中的父亲是绝对的权威、实在和至善，女性是有问题的，母亲的地位也是低下的。到《新约》里，这种状况有所改观，上帝要通过童贞女玛利亚来怀孕生下耶稣，圣父也要道成肉身，化身为圣子来救世，所以有了圣父子的关系。但这个圣家庭中父亲的地位绝对地超出圣母玛利亚，而圣子与圣父的地位已经拉平，加上圣灵，乃三位一体的关系。至于人间的父亲（比如基督名义上的父亲或养父约瑟夫），在圣父子对一切人的绝对优越之前，相比于子女们已经没有多少实质性的优势或特别之处，因为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所以，从总体上说来，基督教虽然高扬圣父，教会中称司铎为父，教徒互称兄弟姐妹，新教中父亲地位有所提高（比如新教的牧师可以生育），但作为西方文明的另一个精神源头，此宗教是很不利于人间的父亲形象和家庭的，因为人类的实际生活中的家庭关系和父亲地位被神人关系削平了。今天在中南欧的父亲节是耶稣的养父约瑟夫（玛利亚在人间的丈夫）的节日，其地位与圣诞节不可同日而语。基督教的法规终止了罗马文明中那表现父亲权威和责任的举高仪式，人间的父亲降为一寻常信徒。所以，尽管基督教大讲圣父子，但正因它顶替了人间的真实的父子关系而使西方人生活中的父亲地位相比于它在古希腊特别是古罗马文明中的位置持续地走下坡路。经历了个体主义化启蒙运动的再洗礼，再经过工业革命、世界大战、性解放、商业化、全球化、女权主义和同性恋运动的冲击，甚至是温柔的或女性化的“新父亲”（“奶爸”）形象的出现，都以各自的方式促成了这样一个平整化和同质化的过程。西方文明几百年来引领世界的潮流。她古代的或经典的父性的特性——地位高但比较硬性且贬低女性——经过基督教的削平和近现代的矫枉过正，已经所剩无几，并不断地影响和塑造全世界的生存形态。“总体来说，父亲缺失的发展遵循这样一条路线：从美国到欧洲，然后到第三世界；从大城市到小城市，然后到乡村；最后，从上层社会到下层社会。”[20]而且，越向下流注，则越是极端和不幸。“在殖民化与边缘生活中，被征服者的地位处于人类与动物之间，这种极端的情形标志着人类向动物社会的倒退。”[21]具体说来，西方以往的殖民或现在的全球化，让人向其他灵长类动物的生存形态退化，表现为一群实力强大的男人——西方白种男人——尽情地占有女人，而那些力弱的男人只好在剩下的女人中寻求满足，或者根本找不到女人。于是形成一个金字塔：处于顶层的是欧裔男人，但他们的父性已经被严重破坏，然后是欧裔女人。如果她们人数不够，当地女人比如黑人和土著女子就会递补上来。而当地男人比如黑种男人和土著男人则处于社会最底层，与女人不能成为母亲相比，他们更加难以成为父亲。[22]甚至就在美国这样的所谓发达国家，城市贫民区的一些黑人家庭里，真正的父亲已经消失，或者说已经退化为男人，家中事皆由母亲主持。在这个意义上，那里进入了母权家庭制。中国的父亲性受到华夏古文化和广义儒家的塑造，与西方父性——特别是埃涅阿斯式或罗马式的父性——有共通之处，但又有重大的、深刻的不同。最大的两个不同是：（1）由阴阳观指示的华夏古人的思想方式；（2）儒家提倡的孝道对家庭基本结构包括父性的反哺。《易经》的阴阳思想方式（而不是对“阴阳”这个词语的解释）在伏羲时代已经被用《易》象来表达。它认为相互差异、对立而又相互需要、补足的元关系是人生和世界的本源。它的首要体现就是家庭的夫妻和亲子关系，所以《周易·序卦》有这么一段：“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其中“天地”就是阴阳的另一种表达，从中发生出了万物、男女、夫妇、父子和君臣。从阴阳关系来看世界和人生，就一定会关注两性关系，但不会满足于动物性的两性关系，因为它们如以上所讲还未充分体现出阴阳的互补对生结构。所以人类的男女不能停留在高等哺乳类的雄雌关系上，仅仅表现性别差异，雄霸雌或被雌弃，而是必须在共同体中结为互补对生的夫妇，共同生育子女，这样才有真实的父亲或父性的出现。这里的一个关键是阴阳的相互依赖、彼此构成，不能一方从根本上就高于和压倒另一方，就像毕达哥拉斯的对立表所显示的。通过阴阳来看待夫妇关系，就既不会偏离一夫一妻制过远，因为那违背阴阳对立互补，造成许多孤阳孤阴；又不会是严格的一夫一妻制，因为那又违背阴阳相交“生生”因而总有变易波动的随机特点。而且，阴阳互需不同于阴阳平等，按儒家的看法，由于阴阳的要义在于发生（“天地之大德曰生”），阴阳又可以作不同的解释（比如：认为阳近乎生成，阴近乎守成；又可以认为阴如母近乎生发，阳近乎引发和表现），所以在汉代之后儒家有抬高阳而抑阴的倾向，而道家则自老子起就有抬高阴而抑阳的倾向。但两者都受制于阴阳互补对生的基本结构而为对方留下充分的余地，不像古希腊思想那样一味地扬男贬女或尊父压母，当然也不像基督教那样造成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从而失去其夫妻、父母独特性的状态。儒家文化中，男女的差异是功能性的或角色化的，男主外，女主内，各有其“主”而互补对生，男人或父亲在外边做得好，他家里女人即母亲、妻子也同样受到封诰褒奖。孔子手编的《诗经》以《关雎》诗为首，就是赞美周文王与其妻太姒的爱情（朱熹：《诗集传》卷一）。所以《礼记·中庸》要讲：“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没有天地阴阳的男女化，特别是没有男女的夫妇化，则没有君子的发端之几。所以，这种造端于夫妇的君子道，当其发挥到极致时，必开启人之本性（仁）而与天地相通。[23]孝道则是阴阳观延伸到代际时间的体现。如果两代或多代家人之间首先不是个体对个体的关系，而是阴阳的互补对生关系，那么亲代与子代之间就首先不是物理时间的关系，而是被父母亲和子女们直接体验到的现象学时间；这样，过去就不是“不再现在”，将来也不是“还没有现在”，两者互补互须而对生出当下的亲亲生活，牵拉着深远的过去和祖先，投射向还不现成的未来和后辈。就此而言，“家庭是时间之源”（列维那斯：《整体与无限》结语）。这样，儿女或将来与父母亲或过去之间就是相互交织互补而生成人生意义的元关系，儿女即便长大后也不会像西方哲学家们如康德讲的淡化他/她们与父母的关系，使之蜕变为契约式关系，并由此而向动物的非终身亲属认同退化，而是使此“亲亲”的阴阳关联回旋到终极。所以当父母年老时，他们就会像父母当年照顾年幼的他们那样，回过头去照顾衰弱的父母，实现出阴阳关系中亲亲的内在公正和慈孝之间的德性平衡。《中庸》引孔子语：“道不远人。《诗》云：‘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执柯以伐柯，睨而视之，犹以为远。故君子以人治人。”孝道即此“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亲爱版。而且，后代对已经逝去前代乃至遥远祖先——首先是父性典范意义上的祖先——的追念、敬意和祭礼永不停止，就像他们对还未到来的后代的期待、筹划和责任感永不萎缩。以这种方式，人们超越个体而实现出家族乃至民族的时间和历史命运，即他/她们的人生终极意义，无须设定绝对超越人的实体神和这种意义上的威权化父亲。因此儒家父亲的权威性不建立在外在的实体神性之上，而是由家庭和家族化生活的回旋时间性和天地神圣性所构成。父亲不仅是由上向下实行统领，还有义务去教育子女，“养不教，父之过”，更重要的是，他还会从下向上地得到真诚的供养和尊敬。今天去供养和尊重其父母者，明天和后天也会被子女供养和尊重。以这种方式，昨天与今天，今天与明天，相互依存，共在共构。这种代际回旋之流使得父性被活生生地在实际生存状态中构造和再构造，父亲与子孙之间有历时的和超个体的孝行和孝意的自身转换。这种孝道对父性的构成，既可以是对象性的，比如对眼前父母的供养，也可以是非对象的和无对象的，比如对已经去世的父母和从未见过面的祖先的尊奉和继承，“善述人之志，善继人之事，可谓孝矣”（《礼记·中庸》），如武王、周公之于文王，孔子之于其过世的父母和先人。这种孝道甚至可以达到转化对象的程度，比如“事父母几谏”（《论语·子路》），而虞舜对于要杀害自己的父亲仍然尽孝，“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尚书·尧典》），也就是凭借自己的持之以恒的孝行而谐调家庭，让父亲等人不至于陷入最坏的地步。由此看来，相比于西方的父性，无论是古希腊、古罗马还是基督教的，中国古代的或儒家的父性，由于阴阳思想的构成和护持，无论是在夫妇关系还是父子关系上，都从根本上或维度上更丰富、平衡和富于变体或他者意识。在这种以父慈子孝为根的仁义化父性的塑造下，中国古代的夫妻关系不是一味的统治和服从，也绝想不到要否定母亲对子女的构造之功，所以母亲以主内的方式，有着自己的生存天地和终极人生意义。父子关系在慈孝的代际换位中，被非主体化地、时间化地和家族化地构成。因此，以这种父母性和孝道为基底的中华文明就在人类的古代文明中最有生存的韧性和变易活力，能够非对象化地跨越被异族征服的状态，国破而家不亡、文明不亡，因为领导这文明的父性有西方古典父性缺少的随机而动的可普适性，但又不是基督教那种绝对超越人间家庭关系的普遍主义化的圣父性。例如，康熙代表的满族征服了当时的华夏政权，却没有或没能用他们的萨满教来改变华夏文明，反倒是从思想上和生存方式上真心实意地被儒化，甘心被儒家式的父性所改造和成就，因为他们从中看到了更和谐公正及符合人性天良的家庭生活、政治生活和文明生活。可是，到了十九世纪后半期，儒家文明面对西方工业化武装的侵略和殖民以及被这种侵略逼出来的自己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化就很不适应。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工业化将从事传统农耕、手艺的父亲们驱赶入工厂，丧失了他们主导家庭和示范儿孙的父亲状态，成为一个与女工、童工（尽管这个现象后来被禁止）无实质差别的工人。[24]独立的和有生命信仰的儒士则沦落为知识专家或分科大学中的教书匠。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政治化的土地革命严重破坏了农村家庭的儒家性，导致父亲地位的瓦解；而高科技让专业知识在一代人中就落伍，儿女们更是被创新逻辑驱使着去推翻和俯视父辈。在这样一个现代性的挤压中，中国的父性与西方的父性被一起扫荡，甚至由于民族的屈辱和意识形态的宰割而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上。新文化运动要打倒的“孔家店”，首先就是作为这“店主”的中国传统父亲的意象，被作为封建主义的家长、族长而遭到侮辱、损害、流放。到阶级斗争大行其道，“文化大革命”中儿子揭发父亲、母亲，“批林批孔”，吹捧残民自逞的法家和秦始皇，就更是陷父性于耻辱和罪人的境地了。秦始皇绝非华夏的父亲形象，而是尧、舜、禹、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曾子、孟子代表的中国传统父亲形象的反面。他既不是孝顺儿子，也不是仁慈公正的父亲，而是以自我的当下利欲为唯一中心的独夫民贼。“文革”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没有反思此灾难的真正原因，即西方侵略导致的广义全球化和新文化运动的盲目西方化，而是如《河殇》那样张冠李戴，将它归罪为受害的一方，即所谓“封建主义余毒”（其实从史实上讲，秦始皇恰是封建主义的终结者），视秦始皇之流为中国传统及文化之父，因此要继续扫除这余毒，并坚持用新文化运动那样的全盘西化逻辑来构建中国的生存结构。因此，商品化、全球化和体制腐败化的大潮就进一步蚕食所余无几的传统父性，即阴阳化的夫妻关系和父慈子孝，而要复兴国学和儒学的不少举措和设计，就都因为没有触及这个关键而不得要领。如今中国的不少父亲们也学西方的潮流，开始女性化，操持家务、带孩子，在婆媳关系上偏向媳妇而疏远母亲，表面上是向家庭内的两性平等靠拢，实际上付出了让真实父性缺失或淡化的代价。父亲主要不是生理上的，而是由其在家庭生活中特别是在子女的精神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来构建的。父亲本来就是以阳性为主，是原动力，以事业、道德、信仰、个性来塑造整个家庭和孩子们的心灵意志，不在于是否为孩子换尿布、操持家务。家中必须有阴柔和阳刚的交结，以发生出新鲜蓬勃的童年、少年和青年。聪明的母亲们要有这样的见地，一个体面、坚实和主导家庭精神的父亲——不管他在外面的事业顺利与否，不管他是否偶尔犯过错误——是孩子们的福音，而只知强势的母亲对他们的未来是不利的。另一方面，那种不负责任、像黑猩猩那样一味胡来的男人也不配做父亲。真正的父亲与孩子们之间有真情，但亦有距离以及由这距离产生的责任感和引导力，与母亲的慈柔亲近互补对生。几乎全人类的家庭都出了问题，最鲜明地表现在父性即家庭的精神灶火的式微和消隐。人类最近的几百年进程被西方现代文明引导，其中西方古典的父性已经和正在被金钱、高科技和全球化架构顶替，乔布斯、盖茨、马云、球星、歌星成为偶像。离婚——美国的离婚率超过50%——中断了不知多少父亲的生命构成。不成功男人的堕落造成“母权制”家庭和无父性的男人群，而名人、富豪的频繁离婚和再婚则在实现新形式的一夫多妻，但它们都在向动物状态退化而失去人类引为骄傲的父性。单亲家庭或同性恋者组成的家庭中的孩子们，即便在下意识中也在渴望着、以幼稚的方式拼凑着自己的父亲，[25]而有的极端势力则无限地张大西方父性中的力量原则，为恐怖主义构造出精神之“父”，当然只是伪父而已。[26]中华的父亲在康有为的《大同书》、新文化运动（如鲁迅的《我们应该怎样做父亲？》）及那时以来的现代化潮流中受到了太多的不公正待遇，不但被混同于西方的父性，而且被再加码栽赃，被视为要为这个民族被西方人、东洋人欺辱负责的第一罪人。但是，真正的父亲及其引导的德性消失之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完全地、长期地替代，不管它是宗教、党派、领袖，还是家中的强势女人和温顺男人。中华民族精神生活在当今的空心化，首先应理解为是中华父亲性的缺失；而此民族的真实复兴，则要通过其原真父性的再发现和再构成。
注释：
[①]参Luigi Zoja,The Father:Historical,Psychologic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父亲——从历史的、心理学的和文化的视野看》）,Henry Martin trans.,East Sussex:Brunner-Routledge,2001.此书中文版信息是：［意］鲁格·肇嘉：《父性》，张敏、王锦霞、米卫文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5年。尤其参见此书第14章之后和整个第四部分。以下此书的引文基本上取自此中文版，但有时参照英文版做必要修改，这是就标上英文页码。亦可参见The Dead Father:A Psychoanalytic Inquiry（《死去的父亲：一种精神分析的研究》），J.Kalinich and Stuart W.Taylor ed.,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9.
[②]The Father,p.27；《父性》，第13页。
[③]《父性》，第13页。
[④]威尔逊写道:“由于男性生育间隔时间比女性短，因此，一对一的性纽带关系因某种程度上的一夫多妻现象而有所削弱。”([美]爱德华·O·威尔逊：《论人性》，方展画、周丹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26页)“我们有节制地实行一夫多妻制，两性关系中的变化大多数由男性引起。占全部人类社会四分之三的社会允许男性拥有数名妻子，其中多数还得到法律和风俗的认可。反之，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社会赞成一妻多夫。其他实行一夫一妻制的社会也只是在法律意义上如此,姘居和其他婚外关系的存在，造成了事实上的一夫多妻现象。”(《论人性》，第113页)威尔逊讲的“有节制的一夫多妻制”中，应该包含我们所说的“弹性的一夫一妻制”。比如人口曾长期占人类一半的古代中国，允许一男娶一个以上的女子，但这并非一夫多妻制，而是有弹性的一夫一妻制，即一夫一妻外加娶妾的可能。而且，那时大多数家庭还是一夫一妻，不然主导哲学也不会以“鳏寡孤独”为非正常的现象，而期待执政者补救之。
[⑤]《父性》，第19页。
[⑥]《父性》，第31页。
[⑦]The Father,p.38；《父性》，第27页。
[⑧]《父性》，第17页。
[⑨]《父性》，第31页。
[⑩]Jeffrey Rosenberg，and W.Bradford Wilcox，“The Importance of Fathers in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hildren，”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Administration for Children and Families，etc.，2006，p.12.
[11]Lila J.Kalinich，and Stuart W.Taylor ed.，The Dead Father:A Psychoanalytic Inquiry，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9.
[12]《父性》，前言2页。
[13]《父性》，前言第3-11页。
[14]《父性》，前言第21页，第5页。
[15]《父性》第84页。
[16]《父性》第122页。
[17]《父性》第124页。
[18]《父性》第125页。
[19]《父性》第152页。
[20]《父性》第152页。
[21]《父性》第256页。
[22]《父性》第256页。
[23]儒家应该如何看待母系家庭(这里“家庭”在广义上使用)，比如摩梭人以母屋为中心的家庭呢?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并没有什么现成的答案。我将在另外的地方讨论它。
[24]《父性》第192页。
[25]The Father:Historical，Psychologic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chapter 8，pp.138-139.
[26]Ruth Stein，For Love of the Father，A Psychoanalytic Study of Religious Terrorism(《为了对父亲的爱：关于宗教恐怖主义的心理分析研究》)，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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