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读书笔记-总论1》--四柱八字,命理,八字命理,六爻占卜,命理百科-寅午文化

按：对于劳思光先生的《新编中国哲学史》，不同之人，犹有不同争论。有人认为，此书体系性太强，为此不合中国哲学之特质。然持此说之人，若能对中国哲学之特质有个清楚阐释，那我倒是愿意听一听的。倘若不能，则只能说，此书与其在感觉中所领会到的中国哲学有所不同。为此，对于此书之批评，便就成为口味上的各有所爱了。此种批评自然不可付诸辩论。此理甚简。就好像某人喜欢苹果，而我不喜欢一样，我自不可以我的口味去要求他人不喜欢苹果。其二、有人亦说，此书主观性太强。为此不适合人们，尤其是初学者来读。此说亦不能成立。原因有二：一、就“史”类著作而论，没有任何人敢说，在所有哲学史当中，有哪一本是不带有作者本身的任何一点“主观性”的。那些害怕“主观性”的人，恰恰是不具有“主观性”的人。而此处，“主观性”在某种程度上难道不正恰恰代表着作者本人对于著作本身的理解么？要知道，“理解”总是与“误解”相伴而行。但“误解”并非总是不好的，有的“误解”也可以是深刻的。为此，以是否客观作为评价一本哲学史的标准实在是玄乎得很。在这里，难道是说，我们可以全然不顾“客观性”，而任意去歪曲自己想歪曲的东西么？我的意思也绝不如此。在这里，关键在于如何去定义“客观性”。倘若我们将“客观性”定义为完完全全地将古人之思想还原出来，且不掺有半点作者自己之意图，那么这种“客观性”恐怕只存在于概念中，却绝不可能存在于现实中。当然，在我看来，这种“客观性”也绝不可能变为现实。但倘若我们换个角度去定义“客观性”，将“客观性”定义为说理严密、论据详实。那么，劳思光此书，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被说成“主观性”太强的。毕竟，在此书中，劳思光先生的确给自己所提出的论点找出了文本上的依据。对于某些尚有争论之处，劳先生也不厌其烦地作出训诂。就此一点，我们就绝不能说劳先生此书不具“客观性”。其次、即便是劳书主观性太强，那么就真的不适合初学者去读么？恐怕不然。这还得看这样的初学者读此书之目的为何？若只是出于兴趣，随便读读，那么自然可以去读，管主观性作甚。若是想真正对于中国哲学有一番了解，想做点学术。那这样的人，是不应该害怕“主观性”的，因为这样的人，他所选择的工作便就是要去克服不三命通会巫咸撮要之“主观性”而最终上升到一个“客观性”——当然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可以说是发展出自己深刻的“主观性”。当然，对于一个初学者，他可能会由于刚刚开始的幼稚，或者思想上的不成熟而对某些东西过于轻信，而毫无判断力的将某些东西视作是真的、权威的。但这样的人，你给他任何一本书来读，他都会犯同样的错误，与其跟着一般人犯错误，倒不如跟着伟大的人物犯错误。即便是成为某一伟大思想家之信徒，那又如何？退一步讲，倘若他不能在某一阶段摆脱这样一种思想上的幼稚，不懂得去真正地提出并解决问题，那么，我们应该奉劝此人：“学术的道路不好走”。但倘若此人最终走出了这样一个阶段，先前所陷越深，之后则成熟愈快。只有当一个人以一种近乎狂热的热情投入到某一哲学家或者哲学流派的时候，他才能以极大的热情去阅读他，并在其中找到乐趣，同时也更能去理解他，并最后找到这个思想家真正精髓的东西，同时也找到真正不足的东西。我甚至以为，大多数人恐怕就是因为太害怕“主观性”了，所以才在“客观性”的那个虚假王国里止步不前。——总之，那些害怕“主观性”的人，恰恰是没有“主观性”的人。

以上便是我针对于一些对于劳书的反对意见所作出的答复。之后，我便转入劳书。此书，我已看过许多遍。但对于真正经典的东西，人们总能够在反复中找到不同的感觉。这就如同《诗经》里的某些篇章一样，反复蝶泳之处，非但不让人生烦，反倒让人觉得愈发之美。事实上，许多东西都是在反复中实现的。这一点，大家只需要去看看那些艺术生或者艺术家的事业便可得知。——没有完全相同的一段舞曲。当然，这也是向对一些读者朋友兑现承诺的时候了。先前海口夸得太大，而我一向若是没有什么情非得已的理由是不愿意去欺骗别人的。既然答应了别人，将以往自己读中西哲学史的心得做一番整理，以供相互借鉴学习，那么总该尝试着去做的。尽管做得成做不成，还有待时间检验。接下来，我自然是打算就我所感兴趣，并自觉阅读而有所得的中西哲学家，做一期推送。但工作能否进行得下去，还看是否有足够的闲暇了。今天全是当个开头，兴许过于粗略，但总是要向朋友们展示我依然有要如此做的决心。

劳思光的《新编中国哲学史》，在写法上虽是对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继承，但前者在书中对于后者却多有指责。他认为，冯书与胡书（胡适）相比，虽有哲学的成分，但对于许多哲学问题的把握却不太深刻，由其是对作为中国哲学之精髓的“心性论”哲学毫无把握。劳思光此说，对于冯友兰兴许过于苛责。但在这里，不妨首先来看一下劳书到底又有何独特之处。

第一、发展阶段问题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将中国哲学分为“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两大阶段。劳思光则与此不同。他将中国哲学史分为“初期”、“中期”和“晚期”三大阶段。我们稍后将会看到，此种分期方法，背后其实还是蕴含着些其它理论的。以下则让我们大致看一下此三期是如何做出的区分，以及每一期的大致特征。

“初期”指的是先秦时期的哲学。这是中国哲学的发生期，也是劳书的第一卷的主要内容。这一时期的总体特征是：“各家思想承古文化传统，兼受当时历史因素之影响，纷纷出现。就地区而言，有南北古文化传统之差异，于是儒学兴于北，道家兴于南；就社会而言，则墨子之说，针对下层民众之需求，韩非之说，纯谋统治者之利益。”此后还有“名家之学”，然此种学说，劳书虽做系统之阐述，但却认为此举只不过是顺带展示了古代国人并非缺乏逻辑思辨能力者，实在是由于所关注之重心不同，故逻辑学未能如西方一般，成为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此关于“名家”之论述，在后三卷之中均未提及，这实在是因为，“名家”与“墨家”一样，自秦代以后，便不再作为一股重要的思潮，能对中国哲学或者说之后之民族精神有所大的构造。秦代之后的哲学，就儒道墨而言，的确一部“儒道史”。

“中期”指得由汉至唐代的哲学。这是中国哲学之衰乱期，也是劳书第二卷的主要内容。这一时期的总体特征是：“一面有古学失传之问题。伪书迭出，谶纬风行，儒道之言，皆丧失本来面目。另一面又有外来思想侵入之问题。佛教各宗教义先后传来，中国哲学思想，一时皆受其支配。”而此卷之一大特色，莫过于将《大学》、《中庸》、《易传》视为能代表此一时期精神特质的代表作而详加解释。（按：关于《大学》、《中庸》、《易传》之成书年代，学界尚有争议，我亦不敢完全苟同于劳书此说。然劳书之中，断此三书之最终成书为汉代，实有详细之论述，同时亦有训诂学上之证据，这与其它本哲学史相比，则不能不说是较为审慎的了。）除此之外，此书的另一特色，则是对董仲舒、杨雄等人之批判。按劳思光本人之说法，之所以在此书中写他们，并非是他们的学说具有什么“思想价值”，或者换而言之，他们学说的“思想史价值”远远大于“思想价值”。将其写出，只不过是为了对前文已前行提到的东西作出具体论证。之后的魏晋玄学也是如此。于此，劳思光一反前人之某些做法，对魏晋之学至为推崇。至于为何如此，则将在下文略作简介。当然，此书关于佛教之部分的叙述，在现行的《中国哲学史》当中，也是至为详细的。此一部分，按劳思光并未一笔带过。因为劳思光在写作本书时，实是以“心性论”哲学作为评判诸家之哲学“设准”，是故，于此说当中对佛教部分之论述反倒比魏晋两汉之学更为详细。此是其一。其二，则佛教对于之后之宋明儒学之兴起，实在是有巨大作用，于此看之，劳亦不能不详加论述。

“晚期”指宋元明清的哲学。这一阶段，中国哲学由“振兴期”而转入“僵化期”。这也是劳书第三卷的主要内容（按：此卷分有上下，故劳书有三卷四本。）。这一时期的总体情况是：“宋代以后，则儒学力图重振，一面抗拒佛教之影响，一面摆脱汉儒之纠缠，遂有宋明之新儒学出现，然此一思潮至清代而大衰。中国哲学思想又呈僵化之象。....此种演变甚为繁曲。”此卷所占篇幅甚大，也是劳书之中最为精彩的篇章之一。（按：劳书共有三卷四本，第一卷出版于1967年，第三卷下则出版于1981年。前后共历时14年。除去第一卷之准备工作，此书之写作也持续了14年之久。此时正值劳先生思想之成熟期。劳先生虽不能被称之为一位“哲学家”，但其哲学能力恐不下于大多数学者。是故，此书虽有瑕疵（之后我会详说），但绝对算得上是一部呕心沥血之作。也正因如此，余至为推崇。毕竟，如今之一些学者，已花不得多大耐心去认认真真地著一本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