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讲坛②李存山：金岳霖先生论“中国哲学”

2021年4月23日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特聘教授李存山先生为我校师生做了“金岳霖先生论‘中国哲学’”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是哲学院“论道讲坛”第2期，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副院长马寅卯老师主持。马老师在讲座开始时对李存山教授的治学风格和本讲主题做了简要介绍。

李教授在讲座中指出，金岳霖先生与中国哲学的直接联系主要体现在两件事情上，一是20世纪30年代为冯友兰所著《中国哲学史（上）》写审查报告；二是40年代用英文撰写《中国哲学》（Chinese philosophy）。这两个文本展示了金岳霖先生对于哲学的独到见解。李教授讲座的两个部分对这两个文本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主张。

首先，他剖析了关于“中国哲学史”名称的“困难”。这个困难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命名，二是学制。哲学一名并非中国本有，而是从日本翻译过来，1895年第一出现在中国文献当中。彼时日本已经在大学中教授哲学，但中国即使是在1902-1904年的教育改革中，依然认为哲学不仅无用而且有害，直至1912年才首次于北京大学创建哲学门。冯友兰先生于20世纪30年代所撰写的《中国哲学史》，实则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史，它从孔老之学开始，一改旧有经学、儒学之形象。在此书中，冯先生认为 中国哲学虽然没有“形式上的系统”,但是有“实质上的系统”。而“讲哲学史之一要义,即是要在形式上无系统的哲学中,找到其实质的系统。”冯友兰先生还清晰地看到了中国哲学的弱点:中国哲学家大多不是为知识而知识,逻辑在中国亦不发达，等等。

对此，金岳霖先生在其审查报告中明确区分了“中国哲学的史”与“在中国的哲学史”。在他看来，冯友兰的工作应当是后者，中国的哲学不过是普遍哲学的一个部分。金岳霖的这一区分具有重要意义，它促进了对于哲学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自觉意识，但李教授认为，金岳霖把冯友兰的工作看作“在中国的哲学史”，这样的评价对于冯友兰来说略失公允。在冯友兰那里，西方哲学中普遍流行的宇宙论、人生论和知识论的哲学内容“三分法”只是“约略”与中国哲学讲的“性与天道”以及“为学之方”相对应。此外，冯友兰又在1934年专作《论民族哲学》一文，提出注重中国哲学的特殊性问题。

李教授特别介绍了张岱年先生1935年至1936年撰写的《中国哲学大纲》，他认为此书根本上解决了这一问题。张岱年经过深入思考，认为首先要解决中国有无固有的哲学的问题，而答案一定是肯定的。哲学是一个类的总称，西方哲学只是一个特例，中国哲学与西洋哲学在根本旨趣上未必尽同。

认真听讲的学生们

从金岳霖先生1943年完成的文章的英文标题Chinese Philosophy也可以看出他不再把中国哲学的名称当作一个问题。在本文中他进一步论述了中国哲学的四个特点。李教授对此进行了简要分析：

其一，逻辑和认识论的意识不发达。这个说法很常见，但往往表述为中国哲学无逻辑或非逻辑，这显然是错误的。先秦时期的名家、墨家创造了自己的逻辑体系，但仅仅是中断了，表现为经学时代的简洁表述、“独创精神披上古代哲学的外衣”，掩盖了其内部的成就。

其二，“天人合一”。这种智慧是非常独特的，可以为强调征服自然的西方提供新的视角。据此，金先生在上世纪40年代便已经重视环境问题，可谓是见解独到。

其三， “哲学与政治的合一”，譬如儒家注重内圣外王。其四，“哲学家与他的哲学的合一”。这两点体现了中国哲学的“合知行”、“同真善”的特点，在不同哲学家里都有着明确的体现。在金岳霖看来“幸福既是内部生活的和谐，也是与外在世界融洽相处的能力”。

李教授的报告结束后，哲学院李涛老师主持了讨论环节，李教授对于同学们提出的问题一一进行了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