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29日下午三时，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丁四新教授受邀前来我校，于中北校区图书馆二楼报告厅作题为“早期《老子》篇章的演变及其成型与定型——以出土简帛本为依据”的讲座。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吴瑞君教授出席本次讲座，讲座由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智慧研究院、哲学系教授贡华南主持。 主讲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丁四新教授
主持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智慧研究院、哲学系教授贡华南教授
丁四新教授以《老子》篇章的演变及其成型与定型为话题，并以出土简帛文献为依据，认为对于《老子》文本，需将“顺向纵观”与“逆向还原”二者结合，不但要看到楚简本的价值所在，而且也要看到从楚简本到帛书本，从帛书本到通行本《老子》在文本变化上的合理性，以“发展”或“演变”的观念来看待早期《老子》文本的变化。通常认为《老子》帛书本为成型本，王弼河上公通行本为定型本，但丁教授根据北大汉简中“老子上经”“老子下经”判断，汉简本《老子》可能是景帝立经本的复抄本，帛书二本属于成型本，而北大汉简本则属于定型本。关于定型本形成时代的改变，也会影响成型本与定型本之间关系以及《老子》篇章构成与次序的理解。随后丁教授主要从“成书”“成篇”两个层面，探讨分析了《老子》文本自先秦至西汉的演变。在“成书”方面，《史记?老子传》中即有“著书上下篇”的说法，而关于上下篇偏序名称的问题，丁教授认为从先秦至西汉晚期，《老子》的文本明显存在着一个从成型到定型的演变过程。《老子》很可能既不存在《道》先《德》后，也不存在《德》先《道》后的篇序。其后，从战国晚期至汉初，逐渐形成了《德》先《道》后的篇序，这具体见之于帛书本，不过在《韩非子》那里已经可以找到比较明显的源头和痕迹。在帛书本的基础上，通过景帝立经从而形成了《老子》的定型本。最后，在西汉后期，由刘向将篇序改为上《道》下《德》，并定著为二篇八十一章。关于此时改变篇序的原因丁教授认为与《老子》地位从经书转为子书、武帝后高扬儒家观念，儒家尚刚道家尚柔，便需改变上下篇奇偶性质、汉代以上为阳以下阴，故上篇设为奇数章下为偶数章、“道德连言”思想逻辑上的先后有关。
丁教授认为篇题“德”、“道”不但是摘取上下篇首句之某字的结果，而且也具有以意名篇之义，且未尝不是“德”“道”概念不断得到强化，且其文本亦从而发生位移和聚集的结果。认为《老子》上下篇之所以命名为《德》、《道》，这首先应当归因于传抄者不断提炼和概括《老子》大意，强化其核心观念，其次才是从所谓首章首句分别摘取“德”、“道”二字的结果。在“成篇”方面。所谓“成篇”，包括上下篇的裁划、上下篇的章数设计和每章在篇中的位置及其与上下章的关系等内容。郭店《老子》甲组篇章结构基本上不同于帛书本或通行本，而帛书本甲本上篇相对乙本来说现存18个墨丁符号，它们很可能是在重组《老子》文本的过程中受到新旧观念的交互影响而导致的，但汉初时期帛本篇章的构成已趋于颇为稳定的形态，文本编连次序与通行本基本相同，在篇章构成上经历了一个未定型到趋于稳定的过程。《老子》章数的设计，丁教授认为有其背后的思想内涵，是以“天地—阴阳”的汉代宇宙论为基本原理。认为汉简本章数的设定，可能与盖天说有关：总章数“七十七”，可能源自北斗七星的天文图象；而上下篇章数四十四和三十三，则依据盖天“圆出于方”说的“天三地四”的数理。刘向本章数设定的依据具体见之于其子刘歆的《三统历》，总章数“八十一”源自太初历的日法数，上下篇的章数（三十七对四十四）则依据中数五六之比而裁定，《老子》篇章数在数理设定上，与西汉宇宙观相贯通。与会师生反响热烈，积极与丁四新教授展开互动。最后，哲学系贡华南教授对讲座内容进行了概括和评价，表达了对丁教授的感谢，学术讲座活动圆满落幕。
